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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导演了中原大地的这一场惨绝人寰的人间惨剧?

　　

作者：梦之魂


　　嵖岈山是地处豫南信阳市遂平县的一个乡（现归驻马店地区）。四十八年前，这里曾经是毛泽东树立的全国第一个“卫星人民公社”所在地，也是“大跃进”放“高产卫星”——亩产数千斤——轰动全国的样板公社，更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反击彭德怀万言书，把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时作为“三面红旗就是好”的有力证据抛出的重磅炮弹。

　　从十几年前开始，每到逢年过节，这里就会出现一种新的习俗：在满天爆响的鞭炮声中，人们成群结队，臂挎装着猪肉、白镆、烧纸的竹篮，到村外上坟，给四十六年前饿死的亲人或绝了户，没有活着的家人的乡亲的亡魂送食物，以免他(她)们在阴间挨饿.。

　　每当夜晚降临，原野上到处闪亮的灯火会使刚到这里的外来人奇怪：四十六年前这里发生了什么?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孤魂野鬼？


　　(一)


　　时间退回四十七年.。

　　1959年6月29日。庐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举行。

　　彭德怀根据自己的实地调查，发现“大跃进”、“人民公社”给农村经济，给农民造成了一系列的负面作用，遂上书毛泽东反映情况、提出看法。此举激怒了毛。彭遭到了毛组织的反击——与会代表的猛烈批判。

　　在嵖岈山卫星公社成立之后不久，《人民日报》曾两次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嵖岈山卫星农业社“率先放出小麦高产卫星”——亩产２１５０斤和３２３０斤的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由张春桥陪同曾来此考察。庐山会议之前，毛的专列曾特意停留遂平和信阳车站。毛亲切接见地县和卫星公社的领导，给予他们很大的肯定、支持和鼓励;。这次庐山会议上，嵖岈山又成了毛反击彭德怀之流“否定、反对‘三面红旗’阴谋”的有力武器。

　　7月13日，毛做了重要讲话，抛出了这颗重磅炸弹：。。。。。。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三个月平均每天三千人参观，十天就是三万人，三个月三十万。除了西藏，全国各省都去了人。河南人创造了经验和真理，打破了罗斯福免于贫困的“自由”。搞共产主义，对这股热情怎么看法?“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彭“万言书”中的批评）吗?我看不能那样说。。。。。。

　　于是，彭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场全国性的“反右倾”运动由此开始!



　　(二)


　　庐山会议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人民公社万岁！》：“任凭国内外敌对势力怎样咒骂和破坏，任凭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怎样指责和反对，任凭严重的自然灾害怎样袭击，人民公社都没有垮台，我们因此也有权利说，它将永远不会垮台！”

　　1960年元旦刚过，1月2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社论：《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

　　1960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举行会议，提出：“人类历史上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统治的300年是一个跃进。资产阶级都能够实现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实现大跃进?”

　　毛在这之后的一次谈话中强调：“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决不动摇！”

　　1960年三月，毛在与河北省省委书记林铁谈话中夸河南省99%的人在食堂吃饭“真厉害”。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1960年全国要实现公共食堂普遍化，达到80%的人口在食堂吃饭.。

　　1960年3月24日毛在天津西郊的火车专列上主持召开的“天津会议”上要求：“不管大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

　　本来，1958—1959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已经给农村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粮食产量急剧下降，公共积累、粮食储备几乎枯竭，农民已经处于饥饿的阴影中。而庐山会议后1959年冬至1960年初的“反右倾”运动和不断加温的左的指导方针，使中国农村堕入了更加可怕的灾难深渊！



　　(三)


　　随着庐山会议的闭幕，中央关于“反右倾”，继续坚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示也下达到了河南省委。省委不敢怠慢，立即向下传达布置。重中之重的重点当然是嵖岈山公社所在的信阳地区。

       1959年3月上海会议，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无视59年粮食较上年减产11%的事实，强行决定将征购数提高14.7%，达到1350亿斤。

　　信阳地区一年来放“高产卫星”牛皮已经吹破了天，但实际征收的粮食与上报的数字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地委把信阳地区“反右倾”运动的具体内容规定为“批右倾、反瞒产、反私分、追余粮”。地委书记路宪文亲自打电话给遂平县委和嵖岈山公社党委说：“当前粮食工作中两条路线斗争十分激烈，你死我活。大丰收是客观存在，是事实。不承认是不行的。嵖岈山人民公社是闻名全国、全世界的地方。怎么也发生闹粮问题?这是思想问题，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狠狠打击闹粮的不法分子。要狠狠地斗、狠狠地批！明天，你们遂平县要组织一个挖粮报喜高潮，向地委报喜。否则，以违犯党的组织原则论处！”

　　一场灭顶之灾就这样陡然降临到了信阳、遂平和嵖岈山人民的头上！广大社员被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名义夺走了赖以过冬和活命的最后一粒粮食，顿时陷入了绝境！



　　(四)


　　一时间，嵖岈山大地腥风血雨、鬼哭狼嚎。一场逐县、逐公社、逐队、逐户、逐人的以追逼粮食为中心的“反右倾”运动开始了！采用的手段有：办学习班、自我坦白交代、检举揭发、搜查、关押、批斗、游街、殴打。。。。。。无所不用其极！

　　许多大队成立了“教养队”，把“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关进教养队边监督劳动边批斗.。

　　社员冯炳银说了句：“公社食堂的饭吃了光想尿泡”，被打成坏分子关进教养队.。


　　社员李绍清饿得偷吃几口牛料，也被打成坏分子关进教养队。

　　李凤颜裤档里藏了一块红薯，被追到家中，用绳子和其他人一起拴了一串，押到教养队.。

　　社员杨保全说了句：“这饭喂狗狗也吃不饱”，被打得死去活来，关进教养队。

　　社员胡天玉说饭吃不饱，被煽耳光，打得满嘴是血，先在村里被斗十几场，被关进教养队罚修厠所。

　　信阳的县委扩大会开成了斗争会：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右倾”的县委书记张洪福，亲自动手毒打。.张的头发连头皮一起撕下来，被活活打死。

　　另一县委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死40多农民。

　　1959年冬，在嵖岈山区，能不能打人、敢不敢打人、会不会打人，成为衡量一个人忠不忠于党、好人还是坏人的标准。“不打人不是好人”——这就是那时的真理。

　　遂平县教体局老干部李正新回忆说：“打人打得越狠，就越证明你立场坚定、忠于共产党。不打人就是右倾分子，马上就有人打你，和你划清界线。”

　　五八公社党委书记、县志办退休干部李丙寅说：“不打人不中啊！不和坏人、坏事做斗争，说明你思想有问题，马上就会倒霉。轻者撤职，重的开除党籍，斗个鼻青脸肿。”

　　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亲自动手打人的占93%。

　　斛山公社团委书记亲自动手拷打农民92人，当场打死4人，受伤致死9人。

　　让我们来看一些触目惊心、惨不忍睹的实例：

　　生产队会计包根胆小怕事，被公社干部看中做为重点突破对象，在夜间开展“大辩论”。其实哪有什么辩论，人只要往中间一站，一帮人就会呼啦一声围上来拳打脚踢，直打得你倒在地上起不来。批斗你的人轮换班睡觉，挨斗的人一点也不能睡。这叫“熬鹰”。包根经不住折腾，供出了生产队长朱遂平。朱遂平被从人群中叫出来，一顿暴打将他打倒在地，又被揪着头发拉起来，让他“金鸡独立”：一只脚抬起来，一只脚站到凳子上。没等站稳，就有人冲上来一脚踹翻了凳子，朱遂平一下子摔到在地，人们冲上去又是一顿暴打，然后又罚“金鸡独立”。就这样，朱遂平被打得血流满面。最后一根细麻绳勒进肉里，捆了个“小鸡浮水”，将绳子搭到树上，把朱遂平吊在半空中。一会儿，朱遂平便满脸豆大汗珠，脸呈猪肝色，终于招架不住，交代了家里藏起来的一点粮食.。

　　袁庄大队四队饲养员刘志兰、袁志江饿得有气无力，正给牛喂草。料斗里早已空空如也，牛瘦得皮包骨，也饿得快站不起来了。这时不知从哪里跑来一只小猪羔，两人一见，把小猪羔抓住打死了藏在草堆里，打算等天黑拿回家。不料被饿急眼了的牛给找了出来。两人正跟牛抢，牛死活不松口，正好被队长撞见。两个人被轮番批斗。袁志江逃跑两次，刘志兰逃跑6次，都被抓了回来。最后两人被双双斗死会场。

　　包庄大队小海眼村中农李纪安，怀里揣了一只瓢，去到土楼村食堂，想给年幼的孩子弄点吃的，被打死。死时手里还紧紧抟着那只破瓢.。

　　李尧大队社员宋和脖子上套着死猪娃，胸前挂着血淋淋的猪头，游街后被斗死.。

　　张吴楼大队民兵营长董运秀背着老套筒枪，押着一根绳子拴着的6个人游街。6个人是因为偷吃了大食堂的菜而先被痛打了一顿再来游街的。这时，只见6个人全身浮肿、脚步蹒跚，随时都有倒下的危险。走着走着，高秀亭一头栽倒在雪地上，只见他嘴里还急急地吞着雪。董运秀过去给他一枪托，骂道：“还叫你吃！”可是他已经爬不起来了。等来人拉他起来时已经硬了，嘴里还含着雪。其余5个人被押到大队关了起来，董运秀锁上门扬长而去。几天后干部们把门打开，5个人全都直挺挺、硬邦邦地倒在地上，有的嘴里塞满麦秸，有的嘴里塞满棉袄里的破棉花套，有的满嘴是黄土。。。。。。

　　刘宝河生产队饲养员赵强已饿得两腿浮肿，但仍要赶牛下地干活。一天在地头昏了过去，醒来爬到收获过的玉米秸上，大口大口吞吃干玉米叶子，嘴被扎得直流血。他突然发现一小棒玉米，想起家里饿得奄奄一息的小孩，强忍饥饿，把玉米藏在怀里，被队长阎发龙发现，用绳子捆起来，吊在半空，用扁担没头没脑地打，鲜血顺着脚尖往下滴。打完又强迫他干活，赵强摇摇晃晃走到地头，一头栽在地上死了。

　　遂平一中退休教师魏玉超回忆说：我在韩楼住队，看到一个富裕中农老头因饿急眼了，偷杀了队里的一只羊，让民兵营长碰上了，当场抓了起来。把羊肉用布包住，挂到老头脖子上游街。游完街，把老头用绳子捆住往树上一吊就不管了。从上午一直吊到夜里，老头不停地惨叫：“我活不成了，救救我吧！”我不忍心，说：“把人放下来吧，人快吊死了！”民兵营长蛮横地说：“不用你管，死了与你无关。”夜里，老头死了。民兵营长派人把老头用绳子拉到河坡里，在死人身上堆了点麦秸，一把火烧了起来。


那时，嵖岈山农村流行着一首儿歌：

　　挖粮队，真厉害，

　　进了家门找布袋，

　　翻了箱、翻了柜，

　　一粒粮食装起来。

　　哪个敢吭一声气，

　　揪着脖子捆起来，

　　先来一顿大辩论，

　　不服再游一回街。。。。。。

　　哪家小儿夜间啼哭，一说：别哭，挖粮队来了！比什么都灵。

      丁抒在其所写《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中也写到了信阳地区在“反瞒产”运动中的种种骇人听闻的事实:：

      搜不出粮食，便刑讯拷打。潢川县涩港公社党委副书记韩得富打过三百多人。在潢川县委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县委第一书记梁德柱亲自动手打人。六千名到会代表都已饿得衰弱不堪，有个农民代表当场死亡，抬走，尸后接著开会。会议结束，又有十几人死在回家的路上。全县先后饿死了五万六千多人。

　　为了追逼粮食，许多干部成了人性灭绝的禽兽。息县防胡公社妇联主任黄秀莲割了四个社员的耳朵，其中一人死去。光山县用罚冻的刑罚逼迫农民交出粮食，槐树店公社有十三个孤儿活活被冻死在山上。罗山县彭新公社有十七名预备党员，十六名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都光荣地转了正，只剩一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反瞒产”不积极。

　　信阳地区“批右倾、反瞒产、追余粮”还动用了公安机关。从1959.11—1960.7八个月时间，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死于狱中36人；拘留10720人，死于拘留所667人。当时的民谣唱道：处处都有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

　　河南省委后来在给中央的检查中，形容信阳地区、嵖岈山区这一幕腥风血雨的惨剧时写道：“一时间成了一种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然而，嵖岈山百姓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五)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但1959年底的嵖岈山区，天塌了!

　　从社员的口粮到第二年的种子，甚至牲口的饲料，能上缴的都上缴了，能搜走的都搜走了，能挖走的都挖走了。这个饥寒交迫的严冬，来年青黄不接的荒春，嵖岈山的乡亲们该怎么过呢?

　　作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重要特征、共产主义新气象，宣称可以让人们“可着肚子吃”的大食堂也已经弹尽粮绝。开始还能供应点发黑的红薯面窝窝头，后来只能供应能映出人影的稀面汤。开“饭”时，每家拎个小瓦罐去打面汤：大人一勺，小孩半勺。那面汤有点咸味，带点似有似无的面条味，但要喝到几乎碗见底才能看见三两根泡烂的面条。再后来稀面汤也喝不上了，大食堂只能供应红薯叶汤。即冻干的红薯叶用水泡开熬软、放一点盐，便成了乡亲活命的依靠。有的炊事员想办法，用谷糠掺水团成团子，放在蒸笼里蒸，蒸熟后还是散开，吃的时候要用手捧着吃。咽的时候扎嗓子眼，不喝水就咽不下去，可咽下去了又扎得胃难受。到拉屎时更难受：拉不出来憋得人傲傲叫，不用手抠就出不来.。

　　最后，大食堂终于一个个彻底地断了炊烟，有的村子连续８０天没有一粒粮食。陷入绝境的乡亲们为了活命，发疯般地寻找一切可以填进肚子，帮助人们延续生命的东西。能吃的吃了，不能吃的也吃了：干干的红薯叶子、喂牛的谷草、喂猪的糠、剥了玉米粒的玉米芯、花生壳。。。。。。打过豆子以后扬场被风吹掉的豆毛子，过去喂猪猪都不愿吃，可现在人们不得不吃：把扎人的豆皮用锅炒过后用石磨磨碎，再做成窝头，吃下去扎得胃疼得睡不着觉.。

　　人们上山挖草根、纻蔴根、葛板根、山药蛋根，挖回来用刀刮去皮，放到石碾子上碾成粉，再用水泡后过滤熬成稀饭。

　　上山挖山野菜、葫叶子、白蒿、山面条、驴噘嘴。。。。。。清水煮了充饥。

　　为了活命，人们冒死吃下过去闻所未闻的东西：嵖岈山生长一种棉枣，埋在土里有杏核大的根，有毒，本不能食用。现在人们挖回来，架上大火煮上七天七夜，往往没等煮好就被抢了吃光。当地人管白鹭叫“老等”，因为白鹭经常在水边等鱼，水边留下了很多老等屎。59年末，水边的老等屎成了难得的佳肴，被人们挖光.。

　　当这一切办法都想尽，一切能找到的可果腹的东西都搜罗尽了以后，人们的传统的理智崩溃了，更大的惨剧发生了!

　　——人吃人!



　　（六

）

　　家住嵖岈山张台村的原《河南日报》社农村处处长杜时国回忆说：

　　“幼时放学回家，有一次看见哑巴坐在红薯地里，正津津有味地啃吃一截死人胳膊。我们阳丰街也是天天死人，有的草草用黄土埋了，有的扔在街西乱葬崗里。我和奶奶常去乱葬崗挖野菜。头一天去死人还好好的，第二天去就见死人不是缺胳膊就是少一只腿。

　　奶奶总是喃喃地说：作孽哪！作孽哪！”

　　出生于河南信阳息县包信镇姜寨村的作者姜树青在其《“信阳事件”中的家乡》一文中，曾详细描述过当年家乡人吃人的惨剧：


　　吃人肉（一）

　　——她只吃一次人肉

　　59年的冬天分外寒冷。几个月来，因一直吃不饱，大家身体格外怕冷。几天前，干部要求几个人共睡一个被筒或一个间房，大家互相依偎，也好御寒。狗（姜树远的乳名——笔者注）娘就和姜振安妻子朱氏、狗妮儿等四个女人睡在一个小房间里。

　　狗娘是一个经常吃人肉的主儿，之前她多次夜里去割死人肉，回来自己偷偷在罐子里煮食。她的胆子特别大，在刮风下雪的夜晚，去割荒滩野地饿死的人的肉，她一般都是独来独往，从不害怕。再者，她吃人肉的事除回避生产队干部和一些积极分子外，一般社员则一概不避讳。这一点是其他吃人肉者不能比的。

　　这天夜里，狗娘又从野外把一个饿死的小孩的两只胳膊截掉兜了回来。在房间里，她把小孩胳膊截成一节一节的，先用坛子炖了一只胳膊。肉尚未煮熟，房间已经充满奇香。

　　终于煮熟了。狗娘揭开盖子，用筷子扎了一块热气腾腾的人肉，一边用嘴轻吹热气，一边贪婪地咬下一口，嚼了起来。

　　“真香啊。大家都来尝尝吧！好吃得很啊！香得很啊！”狗娘一边嚼着人肉，一边说。

　　开始，饥肠辘辘的几个女人还犹豫不决，但闻到满屋的香气，又看到狗娘吃得那样津津有味，她们再也无法拒绝。两个女人赶紧过来，每人捞起一块就吃。狗娘见和自己睡一个被筒的朱氏仍然坐在床上犹豫，就用筷子夹起坛里仅剩的一块人肉，交给狗妮儿，让狗妮儿递给一床之隔的朱氏。谁料狗妮儿接过来，自己吃了起来。

　　朱氏没有吃到口，心里有些不快。狗娘说：

　　“没关系，我再炖另一只就是了。”

　　接着，她把剩下的另一只胳膊也给炖上了。

　　第二坛人肉煮熟后，朱氏不再犹豫。她下了床，来到罐子旁边。狗娘用筷子在罐子里给她挑选一块肉质好、炖得烂的人肉递给了她。她战战兢兢地吃了第一块，感觉很好，只是还没有吃饱。她又向狗娘要了第二块。

　　据朱氏自己后来说，这是她唯一一次吃人肉。


　　吃人肉（二）

　　——煮人肉，炼人油

　　姜寨吃人肉最多的，孩儿娘应算其中的一个。

　　一天夜里，她和弟弟姜树彬一起，从“万人坑”旁边的干沟里背回一个饿死的人。尸体是一个十五六岁的男性。由于两人身体饿得都很虚弱，他（她）们轮换着才把尸体背回家。二人先把尸体的头割下，用刀费力地把颅骨砍开，取出人脑，放在大窑碗中，足足有一大碗；再打开膛，取出心、肝、肺等。最后，把四肢和躯干各个部位的肉全部剔出。人肉装了满满一盆。尽管这个人是饿死的，但其皮下还是有一层薄薄的脂肪，他们又把人的瘦肉和人脂分开来。孩儿娘说：

　　“人的脑子很好熟。半夜里，我煮开半盆水，把从颅骨内取出的一大碗脑往开水里一倒，脑就沉下去，因为这是生脑。放些盐，再稍烧片刻，脑就漂了起来，可以吃了。人的脑子其实很好吃，很香。”

　　写到这里，我的身上直起鸡皮疙瘩。我几乎怀疑：吃的真是人吗？真是人在吃吗？事情怎么会至于这样？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写到一个迫害狂总怀疑别人要害他，要吃他，那毕竟是艺术虚构。然而，公元1959年发生在家乡的人吃人，可是千真万确的。假如让伦理家或道德家知道这样的惨事，他们肯定会破口大骂吃人者“没有人性”或“没有人道”。我以为这些“家”们大抵没有尝过挨饿的滋味，属于“饱汉不知饿汉饥”那种。不信饿他们三天，那观点就很可能会改变。事情发生在历史上，我们要历史地看问题。求生是人的本能，在一万条生路给你堵死九千九百九十九条后，你没有理由要求每个人都不走最后一条没有人性的求生之路。吃人者和被吃者是同等悲惨的，而制造这种悲惨社会局面的罪魁祸首，则是最“没有人性”的。

　　孩儿娘和姜树彬把人脑吃完后，再把人肉煮熟，把人脂炼成人油。为了不让其他人发现，二人把煮熟的人肉装在一个大坛子里，把炼制的人油盛在一个小坛子里，连夜在她家附近干了底的大塘底部偷偷挖坑，把坛子埋起来。剔光肉的人骨头，也坑埋在大塘底。之后，每天夜里他（她）们就偷偷扒开坛子上的封土，掀开盖子，取些人肉和人油，用罐子煨热吃。冬天气温低，他（她）们的人肉一直吃了很长时间。

　　孩儿娘还向我介绍她煮人肉的体验：

　　“人肉不同于其它肉。你别看人皮和人肉很薄，可是用水一煮，很快膨胀，人皮和人肉都会变厚。所以人肉是越煮越‘多’。”

　　当时的姜寨，除他们二人外，村中还有一些人在偷偷吃人肉。由于这事是万万不能让别人（尤其是村干部）知道的，人们也只能是猜测，大家心中有数，可是心照不宣。

　　姜树彬的婶子就怀疑侄子在吃人肉。据说有一天夜里，他婶子饿得奄奄一息，还不住地哀求着：

　　“我饿啊！你们也给我一点（人肉）吃吧，我饿啊！。。。。。。”

　　然而，谁又敢把自己煮的人肉给她吃呢！她的哀求声越来越低，最后直到没有。她当夜死去。

　　[附]小记：

　　姜寨附近的村子王大营的西边一个沟滩，那里在1959年冬扔的饿死的人较多。横七竖八，饿殍一片。有一次，姜树彬一人夜晚偷偷摸到这沟滩，割了五个人头（有大人有小孩），背了回来。他把人头劈开，取出脑来煮吃。据他说，人脑易熟且味美，香如猪脑。


（七）


　　伴随着绝粮和饥饿，浮肿病象瘟疫一样不可遏制地蔓延。

　　由于大人把仅有的一点能果腹的东西让给小孩吃了，所以先是大人肿；等到小孩也没吃的了，小孩也跟着肿；先是双脚肿，接着两腿肿，渐渐肿到上身，直至肿到皮肤发亮，头如柳斗，两眼如缝；再肿下去，不消一天，人就彻底断气。

　　浮肿病人的人数在逐日增加，在死亡线上坐以待毙的人数与日俱增。这里，我们仅摘录１９６０年２月份（农历 １９５９年１２月）某日，嵖岈山公社部分大队浮肿病当日统计表来看一看（与后来三反五反揭发出的情况有很大出入）：

　　槐树大队：　　浮肿病人２８人；

　　土山大队：　　浮肿病人２８人；

　　农场　　：　　浮肿病人５１人；

　　霍庄　　：　　浮肿病人６８人；

　　大里王　：　　浮肿病人３１人；

　　嵖岈山　：　　浮肿病人５０人；

　　包庄　　：　　浮肿病人７８人；

　　小陈庄　：　　浮肿病人７５人．

　　．．．．．．

　　这一天，全公社浮肿病人７８６名．也就是说，这一天有７８６个原本鲜活的生命正一步步以小时、以分秒计算走向死亡。

　　然而，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仍然宣称：“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思想问题。”１９５９年１１月路宪文从潢川县返回地委，沿途只见“死倒”(倒毙在路旁的饿殍）横陈，被父母遗弃的小孩奄奄一息，他视而不见、扬长而去；反而下令公安部门“限期消灭外流人员”，指示社队干部封锁村庄，不准饥民外出逃荒，指示城镇机关、工厂企业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要求各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

　　于是，善良的农民们一切活命的希望和可能性全都被彻底剥夺和取缔了，留给他们的唯一选择是死亡。

　　原公社干部娄本耀回忆说：

　　大约在１１月中旬，我在医院接到刘班庄群众的一封来信，信上写着：俺庄已经死了６２口人，剩下的人只有一口气，你快来吧，晚了就见不到俺们的面了。我大吃一惊，摇摇晃晃到县委找到办公室秘书赵文亮和通讯员徐文堂，由他俩架着我向刘班庄走去．．．．．．．

　　我们一口气走到八里杨的场地里，准备靠到麦秸垛上休息一会，忽然发现麦秸垛下有个死人．我们也顾不上休息了，就一口气赶到刘班庄．．．．．．．

　　我们走到村西头两间西屋，一推门，见当门处坐了一个妇女，脸肿得小盆子一样，吓人，眼睛肿成一条线，看不见人．她说她三天没吃饭了，饿得很．再一看，她家的三个小孩全饿死了，并排放在地上，干干的如柴禾棍．床上还有一个老头，剩下一口气。

　　我又走进堂屋，门开着，全家四口人，床上饿死两个，地下饿死两个．．．．．．

　　又继续往西走，先是走到酒流村，一打听，村里死了９口人。

　　又走到小岗村，一问，村里死了１０口人。

　　又走了一个村，村里死了３口。

　　我们连夜走到关王庙，见到公社书记别守志。别守志介绍说，苗庄饿死人最厉害，十室九空。我们三个人就急急忙忙往苗庄赶。我找到队长家，队长叫苗长富，４９岁，说：“你看我这腿肿了，眼肿了，儿子前几天也饿死了。”说着呜呜大哭起来。我一问，村上百十口人，已经饿死２０多口了，全村２００多亩地，全年打５万斤粮食，可今年一下就征购了１０万斤，村里连红薯叶都上缴顶任务数了。

　　苗队长哭着说：“上级说这叫大购大销，今年购，明年返销给老百姓。可还没等返销，老百姓都饿死毬了！这是共产党的政策吗？．．．．．．社里还在反瞒产、挖粮食。”

　　李尧大队张庄村１２个娃娃每顿半勺清水煮红薯叶，只好去抓草根、草虫、树叶，吃糠吃得屙不下屎。一个月时间１２个娃娃死了８个，剩下四个也是骨瘦如柴、奄奄一息。可怜毛旦那娃娃临死时嘴里吞了一口黄土．．．．．．

　　遂平县文化馆馆长周水山回忆说：“５９年俺庄几百口子人，只有生产队长的老婆生了一个孩子。有的人家死光了，死人也没人管，鼻子都叫老鼠咬吃了。”

　　．．．．．．

　　据中共河南省信阳地委向中央报告，仅１９５９年冬至１９６０年春，信阳地区饿死老百姓达１００多万人。其中息县饿死１０万人，自然村减少６３９个；正阳县饿死８万人，不少人家绝了户；新蔡县饿死10万人，至今仍不得不在贫困线上挣扎；嵖岈山卫星公社原有人口四万，三个月期间饿死近４０００人，占总人口的１０％，有的队竟高达３０％；仅潢川，光山，息县三县统计，孤儿竟达１２０００之多！

而这不过是信阳地委自己上报的数字。据当地群众的估计，以及国外一些机构统计估算，全地区饿死人数当在200万以上！

　　《辉煌的幻灭－－－－人民公社警示录》一书的作者在写到信阳地区当年大量农民被活活饿死的惨剧时不禁发出感慨：

　　毛泽东说过：“人固有一死。”人有各种各样的死法，饿死的，吊死的，淹死的，打死的，累死的，痛死的．．．．．．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然而，以饿死最令人发怵。你想呀，淹死的到死也没想到自己会淹死，累死是无可奈何，只有这残酷的饿死，令人毛骨悚然！一个生命蓬勃、血肉丰满、情欲旺盛的人，在饥饿的剪刀下一点点地剪去肌肉，不几日便空了一副皮囊，消蚀身上的脂肪，最后在明明白白中死去。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谁想去死呢？没有一个是自觉自愿的。不愿意去死，而又明白自己马上就要死去，这对人不仅从肉体而且到精神是一种怎样残忍的煎熬？！

　　那么，按毛泽东的标准，嵖岈山乃至整个信阳地区饿死在“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共产主义狂飙热潮中的１００万孤魂野鬼究竟是“重于泰山”还是“轻如鸿毛”呢？


　　（八）


　　“反右倾”运动以来，河南省委跟中央是跟得最紧的一个。运动中，对那些所谓执行中央和省委精神不够坚决、不够得力的干部，也就是搜刮老百姓不够狠毒的干部，进行了无情的打击。河南省１２０万基层干部，被定为“犯错误”的有４０万，受处分的达到３０００名。与此同时，那些敢打人、会打人、打人打得多、打得狠的干部则被授予“模范共产党员”的称号，在三级干部表彰会上披红戴花。嵖岈山公社书记陈丙寅则作为“中国嵖岈山人民公社农业代表团”团长组团出国访问。

在这样的一种政策贯彻实施中，干部要想不变成灭绝人性的恶魔和禽兽也难！

　　一方面，在１９５９年冬－１９６０年春的“反右倾”运动中，河南全省饿死农民２００万人（国外权威机构估算当在300万以上），死亡牲畜７４万多头，扒毁民房１６０多万间；另一方面，省委书记吴芝圃则下令在黄河边大兴土木，盖起十几座豪华别墅，赠送给毛泽东、刘少奇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每人一栋。

　　当信阳和整个河南省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的现象，捂盖子已经捂不住时，吴芝圃抢先将路宪文和一批县委书记逮捕，以作替罪羊。直至河南全省的问题暴露得越来越多，中共中央只得派出陶铸、王任重带队的工作组，在全省农村进行所谓“民主补课”、“揭盖子”运动，又一次将几十万小队、大队、公社和县委干部打成“国民党复辟势力”，残酷批斗、无情打击。当时的说法是：“毛主席的经是好经，硬是叫下面的歪嘴和尚念坏了。”

       所谓“民主补课”的提法出自于1960年底信阳地委的报告。信阳地委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把大批饿死人的现象说成是漏网地主、富农“大批地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复辟”的结果，因此必须“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象土改一样把领导权夺过来”。“民主补课”的口号使毛泽东正中下怀、如获至宝，立即于1961年元旦批示“是一个很好的文件”，全国“都应照此执行”。

       于是，河南和信阳地区又一次陷入一片恐怖之中！大批基层干部被揪斗、被殴打、被关押、被判刑，替中共中央和河南省委承担罪责。有的县委书记甚至被迫全家自杀。群众中又扩大名额，新划出一批地主、富农等“阶级敌人”。中原大地重又陷入腥风血雨之中！

　　原省委书记吴芝圃则调到中共中央中南局任书记处书记了事．


　　（九）


　

　　发生在嵖岈山区以及信阳地区，乃至整个河南省、全中国的这一幕惨绝人寰的人间惨剧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不用说今天的年青一代对这幕惨剧所知甚少，不甚了了；即使是经历过那段噩梦的人们随着时光的流逝，脑海中的印象和记忆也会越来越淡薄，更何况当年事件的亲历者大都年已古稀。四十多年来，如同对待其它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一样，并未认真深入地对这一惨剧进行反思和总结，甚至今天还在极力地掩盖和回避，当然也就谈不到真正地改正和吸取教训。

       关于这一页历史，回忆、回顾和采访的文字虽不很多，但总算勉强还可以看到一些，然而研究的文字却少而又少。尤其是对这幕惨剧的有关分析和看法往往停留在表浅的就事论事的层次。

      （议论部分省略）


  （本文撰稿于2006年，部分素材选自康健《人民公社警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