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郊呆到5岁，后来搬到西郊去了。

    现在北京城区扩大了，南郊成了南城。但它的发展仍然与北部很不平衡，相差了十几年。 我在南郊和西郊都学会了骂人，骂起来很难听。

    刚搬到和平里时，我一骂人我嫂子她们就嘲笑我，使我深深地认识到这一套行不通了。 在我记忆中，南郊的人是最好的。

    现在也是，我这次回去就住在我嫂子的爸爸分的房子里，邻居们很热心，很讲情分，很礼貌周全。做了好吃的会分给邻居，还会提醒我哥哥、嫂子别老买着吃，自己做点。

    我出门有个半大小子跟我打招呼，就好像老邻居一样，我左右看，没别人，肯定是跟我说话呢！这份热情让我诚惶诚恐。

    从两岁起跟着我哥闯江湖，我一直是他的跟屁虫。在无数次试图甩掉我后，他终于放弃了努力--我们的妈妈当时力量太大了，让我哥认识到我这个小包袱他是背定了。

    无法甩掉我，那就改变我吧。可我是花岗岩的脑袋，榆木疙瘩死不开窍，拿着鸡蛋往石头上撞，撞了南墙不回头，把我哥气的够呛。

    他经常说：“咱们家就不该生你。”我就争辩说：“不该生你！”他说我是垃圾箱里捡来的，我就跑去问我妈，我妈也开玩笑说是，这下伤了我的心。我从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感到她不是我亲妈，这种疑问一直持续到上中学。

    我两岁，跟着我哥出门，他带着一帮小伙伴截住我，不让我跟着，推搡我。我气不过，站起来还倔强地跟着，他们就一起同声喊，哭了哭了哭了哭了......我就真的哭了。

    我小时候以哭著名，能哭一个多小时，气性大。其实我只是需要个女性长者，能够带着我玩，让我跟着她做饭呀，洗衣服，打个下手。我一直是个听话的好孩子，非常富于同情心，特别理解别人。

    有时候我会去夏妈妈家，看她做事。她们家有两个双胞胎姐姐，上小学了。夏妈妈不姓夏，她丈夫和孩子们姓夏。她家有个老式的收音机，整天放8个样板戏。我在她家完成了最初的音乐教育。

    我来了她会特意给我打开收音机，问我好不好听。我根本也听不懂，可我不愿意让她失望，就说好听。 夏妈妈家的两个姐姐小君、小惠放学回家后，会跟小萍姐姐到我们家来写作业。她们把用过的作业本整理好，给我布置作业。她们还喜欢给我梳小辫，我不喜欢写作业，可我特别喜欢她们带我玩。

    我的作业本写好了“毛主席万岁”的字头，我只需按照字头把后面的一行抄写进去就是了。最难写的是岁，我老是把它写的歪歪扭扭。对于一个3-4岁的孩子来说，写字还是有难度的，我捏铅笔捏得手疼。她们老鼓励我，说二排的小琦才比我大一岁，写的比我多多了。

    我喜欢跟着她们排练舞蹈，当时流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她们让我做最简单的动作，在最后结束时抱着一个毛主席像，单腿跪在中央，她们就扬起胳膊作光芒四射状。

    我们会在晚上吃晚饭后在我家表演。我爸从单位借来了小鼓和皱纹纸做的葵花，成了我们的道具。 有一次，我们表演完舞蹈，该男孩子们出节目了，黑蛋和我哥他们什么都没准备，黑蛋哥哥就让小伟说笑话。小伟当时在换牙，门齿没了，他自己不知道别人编排他呢，傻呵呵地说： “从前有个傻老爷们儿，吃糖把牙粘掉了......” 我爸爸妈妈和别的人都哈哈大笑，我也跟着笑。

    小伟的外号是傻老爷们儿。

    那时候我爸调到在和平里的化工部里工作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回来都买西瓜，我就担任了请哥哥姐姐们来吃瓜的任务。别的孩子不大好意思天天来吃瓜，只有小伟随叫随到。

    小伟上面是个姐姐，院里的男孩子也不跟他玩，他只好跟我玩。我们两个天天闹矛盾，天天和解。有一次我爸让我去叫他吃西瓜，我说不去，我爸就批评我，我还是去了。他来了真吃，我就一边嘟囔少吃我们家西瓜。我爸就训斥我。

    我小时候老不好好吃饭，吃一个饺子围着小饭桌转一圈。我妈恨死了我的慢脾气，常常因为吃饭打我。

    有一次她上班走了，命令我中午之前把面条吃了，一大碗呀！小伟来了我正犯愁呢。小伟给我出了个馊主意，让我把饭倒了，我就把饭倒到对面墙根下的炉灰渣里去了。我妈回来发现了，臭揍我一顿。

    小伟得了猩红热，我妈说不许我们一起玩，我还是不听话去找他，我也传染上了。从医院回来我妈把我放在小伟家，这下不用隔离了。他妈妈上班前给我们分了水果糖，是蓝色包装纸的那种。

    我跟小伟好像老是做些不着调的事。有一次我们对地道战里的油灯发生了兴趣，就在他们家自己做了一个。我们把油放在碗里，从被套里抽出棉花，蘸湿了油，点着了。

    我们奇怪为什么灯没有地道战里的那么亮，就总结说现在是白天，显不出来，于是两个小脑袋就凑到床底下去看油灯。这时正好被大他一岁的姐姐撞到，姐姐把这件事渲染到无限大，我们都挨了打，一再地被告知这很危险，万一着火了你们两个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