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孩子们会玩一种游戏，就是在水泥格里对着站好，一脚站一个格，两个人先反着方向跳，再回到原格，口里还振振有词：前面的我忘了，后面是“打，打，打，打到刘少奇！保，保，保，保卫毛主席！”

    我从小就是个惹祸的坯子。我忘了是不是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还是其它的时候，当别的孩子都在高呼打倒刘少奇时，我喊成了打倒毛主席。我哥一直坚持说我就是别出心裁，不想跟别人保持一致，我的心理也确实有这种成份。

    在他的叙述中，他做出了非常英明的决定，就是在所有孩子惊呼“反革命”的时候，他反应极快地给了我一个大嘴巴！我当时就哭了起来，孩子们也就闻声而散。

    他说如果没有那个嘴巴，我们全家就反革命了，都得给遣送农村，或者去劳改。

    估计别的家长也禁止孩子们议论，万一让别人听到了呢？那哪儿说得清楚！

    估计我哥也有公报私仇的成分！他憋着要打我嘴巴肯定不是一天两天的了。

    那一年，我应该是三岁。

    我还做过一件蠢事，让我哥给打了小汇报。因为我从小被他打小汇报的时候太多了，所以我一辈子都不会给别人打小报告。我对此恨之入骨。

    我4岁时自己能过马路了，没人跟我玩我就到马路对面的一个独立的房子里，找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小女孩玩。我不记得她叫什么，长什么样了，只记得她们家的发面贴饼子很诱人的样子。她很珍惜我跟她玩的机会，极力地讨好我。我听了妈妈的话，没有她的允许我不敢吃别人家的东西。我们两个之间变得很可笑：她不断地劝我吃，我不断地拒绝，说我妈不让我吃别人家的东西。

    我们围坐在炉子旁，她家有个老奶奶，对我也很耐心。我大概就是那时候起形成了跟陌生人交往的习惯，这种交往总能给我带来心灵的慰籍。

    直到临走我都没吃那半张发面饼，可这半张发面饼给我的诱惑却持续了几十年。我们家从来都没做过发面饼。

    我跟她在一起消磨了一个下午。她跟我之间能有什么样的对话呢？你叫什么？几岁了？家里都有什么人？每天几点起床？在家都干什么？我不记得跟她一起玩了些什么，或者只是枯坐。只记得她对我要走很遗憾，临走前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以后还来玩，恋恋不舍地目送我过马路。

    我回家后我哥审我干什么去了，然后吓唬我说：“她们家是右派，全院的人都知道，都不跟她们家孩子玩，你想找死啊跟她玩？！”

　　我妈妈回来也吓唬我，我有个特点就是特别听话，从此不敢跟她玩。　

　　我们住在宿舍区的院子里，外面的人一般不进来。院子的大门正对着她们家。她也是胆小，不敢找我。我有时候过马路去合作社买酱油什么的，过马路时老远就看见她在那儿等着，我就低头从她旁边走过。上坡时有个土道，雨雪过后总是很泥泞。她们家在土道的东侧，一个孤零零的院子。她问我怎么不来玩了，我说我妈不让。她就劝我说来吧，我不敢。

　　我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她，可又不敢轻举妄动。我们就这么擦肩而过。我走出老远回头看她，她还在望着我。

　　关于这个合作社，我有着更早的记忆。我们小孩儿都管它叫合德社。小时候不认识字，都是听来的知识。那是个平房，门面都刷着蓝漆。有一次妈妈带我去买东西，大概也答应我买糖了，我不知道怎么搞得冲着糖就去了，我跳起来抓住了糖果，售货员阿姨说：“哎哎，这小孩儿怎么搞的？”

    我很羞愧。我妈妈大概也训斥了我，我臊眉搭眼的百无聊赖。我妈妈临走给我买了糖，我却说什么也不吃了。

    有一次我六姑来北京住，她是个好脾气，很喜欢我。她带我去合作社，我看上了一个玩具，非要她给我买，不买我就哭。这个玩具是一个解放军拿着带刺刀的长枪打美国鬼子，美国鬼子作投降状。玩具的主体是绿色的。解放军和美国鬼子都穿着绿军装，两个人站在一个长条塑料板上，板的一头有个突出来的橘黄色的机关，一按解放军就向前穿刺，美国鬼子就向后仰身投降。

    我得说这个玩具做得太漂亮了！创意好，颜色搭配好，小小机关也使得画面动了起来！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吸引我的东西，我简直被迷住了。

    我六姑好脾气地劝我不买了，我认为有机可乘，一定要她给我买。她怎么劝都不管用，我哇哇大哭什么都不听。她只好给我买，从售货员手里拿过硬塞到我手里，我却觉得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无论如何也不要了。她劝我回家，我又不肯，就在那里大哭，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

    我六姑满头大汗，实在拿我没办法了，只好回去叫我妈。我妈来了没有二话，上来给我几个大嘴巴我就被她抻着回家了。

    我小时候真是个很难对付的孩子，不是么？

    我很直接地得出结论，我是不能随便向家长要东西的，只有他们愿意给我的时候，我才可以接受。我跟我哥不同，他一直认为自己是这个家里的一份子，无论是房产或其它都有他的分；而我一直就以为我只是出生成长在这个家，我对它有义务，没权利。我什么都不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