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的文章《民主价值观的普适性》中就有以下这段文字：“人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种观点，即不民主的体制能更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这种想法有时被称为“李氏假设”，因为新加坡的领导人、前总理李光耀是它的鼓吹者。”但是“对于特意选择的证据不成立证明了威权体制和经济高增长有关联不具普遍性意义。例如，博茨瓦纳是非洲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也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之一，它几十年来一直是非洲大陆上的一块民主制度的‘沙漠绿洲’；如果要把新加坡的高经济增长当作威权主义体制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做得更好的‘确凿证据’，那我们就不能回避从博茨瓦纳之例中得出的相反结论。”这里，阿玛蒂亚·森把博茨瓦纳当做“李氏假设”的反例，所证明的是“李氏假设”不具普遍性。

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维为在他的文章《别用西方价值解读中国民主》中描述了他在一个关于中国的研讨会上的与西方学者的辩论。他提出了一个观点：“我们从事实中寻找了半天，就是没有找到发展中国家通过这种民主化而实现了现代化的例子。我走访了一百多个国家，还没有找到。”这事实上是“李氏假设”的等价命题。这时，一个美国学者大声说：“印度。”张维为以他自己两次去印度的亲身经历说：“我的感觉是印度比中国要落后至少20年，甚至30年。”又有学者说：“博茨瓦纳？”张维为同样问道：“你去过没有？”他说：“没有”。张维为答道，“我去过，还见过博茨瓦纳总统。那是一个人口才170万的小国。博茨瓦纳确实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而且没有出现过大的动乱。这个国家资源非常丰富，民族成分相对单一，但即使有这么好的条件，博茨瓦纳至今仍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寿命不到40岁。”这里，博茨瓦纳再一次被西方学者作为例子，而张维为以指出博茨瓦纳发展水平不高予以反驳。

本人在博茨瓦纳工作了十几年，也去过新加坡，现将博茨瓦纳与新加坡的相似之处罗列一二。一、（历史）同被英国统治过；二、（建国）同于上世纪60年代独立；三、（人口）都是人口小国；四、（经济）独立后发展都较快；五、（政局）都相当平稳；六、（体制）同实行西方民主制度；七、（执政）独立后都由同一政党执政至今；八、（领导人）现任领导人都是第一任领导人的儿子；等等。两个国家，一个在亚洲，一个在非洲，相距万里，有如此多的共同之处，看来，阿玛蒂亚·森把博茨瓦纳作为例子来反驳新加波发展模式的普遍意义相当不妥。其实，张维为完全可以直接了当地指出博茨瓦纳的发展与西方民主没有必然关系（就如同新加坡的情形一样）。

我们看到西方人经常用一个词“Universality ”，这个词有两个中文翻译：“普适”和“普世”，第一个的意思是普遍适用，第二个意思是涵盖全球。具体地说，就是当一个命题（理论、模式、价值观、等等）被证明是普适之后，就应该予以普世（推广应用于世界的各个角落）。我们不能用举例的方式来证明一个命题普适（除非你每举所有的例子），但要证明一个命题不普适，找到一个反例即可。因为你不是在证明这个命题是否正确，而是在证明这个命题是否普适。只有此时，个别的反例才起作用。阿玛蒂亚·森和西方学者用博茨瓦纳作为例子来反驳新加坡模式的普遍意义是可以的，只是由于两国的相似使得反驳不成立。

我们可以用博茨瓦纳作为例子挑战另一个“普适”原理。博茨瓦纳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党由于得到民众支持而长期执政，从而造成了一党执政的客观事实；我们甚至还看到了“子承父业”这样在西方看来很不民主的现象，当然绝对不是世袭；加上博茨瓦纳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事实，西方民主（多党制）的普适性受到了挑战。当然，博茨瓦纳与新加坡的相似性加强了这一挑战的力度。

博茨瓦纳的例子能说明的问题好像还不止于此。设想，在反对党一次次衰败，每次大选成为没有悬念的游戏后的某一天，如果有人提议，在大选的前一年，举行一次对执政党的全民公投，如果超过半数的人说“NO”，就开始竞选活动，一年后举行大选；否则取消当次大选，以避免不必要的浪费。问题来了，这种对民主制度的改进能被“普适”的西方民主制认可吗？其实，这里涉及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普适性具有如此强烈、如此严格的排他性？为什么每个国家不能按照自己的国情选择、尝试、创造不同的发展模式？什么原因使得普适（普世）成为西方对其它国家指手画脚的借口？其实，民主本身是提倡多样性的，恰恰是“普适”的西方民主因为其“普适”而剥夺了民主制度在不同国家中的多样性。民主制度与世间一切事物一样有一个发展过程（直至某一天被其它制度取代），而“普适”恰恰在将这些有生命的、变化中的事物永恒化、固化（或曰‘预设’，即阿玛蒂亚·森所说的 default）。

人类如果简单、盲目、机械地相信普适（普世），不仅不一定解决问题，有时还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特别是用战争来普世、用推翻政权来普世，如：把伊拉克建成中东地区（阿拉伯世界）民主制度的样板，那位“亲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看到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起和衰亡”的阿玛蒂亚·森先生难道看不出这种强制性普世的危险性？相反，如果每个国家注意吸收西方民主制度中的有益部分，规避其无益部分，设计出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去掉贴在社会制度上的“普适”标签（殖民烙印），让民主制度在各自国家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这又有什么不好？只是这样一来世界的政治生态改变了，西方失去了居高临下的话语权，各个国家在进行发展道路的交流时地位平等，因此也就心平气和，普天同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