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爱政论的人。说好听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难听的是根本没有范老先生“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胸襟。

每年六四时候，网上总要热闹一阵。倒是常常让我回想起那些难忘的日子。

89年我在上高中。那些天，心思都不在学业上。每天回家必看新闻联播。因为有特殊的便利，我能看到中央的一些内部新闻。具体就不便说了。总的来说，上上下下，都在关注这起事件，可是观点有所不同，甚至针锋相对。

因为近首都，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学运，关注它的走向。后来的场面非常混乱，局势变得诡异难测。我听到过的最准确的预言竟然出自我中学的看门大爷口中：“秀才造反，能折腾出个啥？”接着冲我一瞪眼：“小丫头好好念书，别掺乎这些。”

六四那天半夜，我家的电话响了。打电话的人我不认识，他只是反复说：“开枪了，开枪了。”电话里能听到枪声。以后的形势急转直下。空气似乎也变得紧张不安。

然后我陆陆续续从在高校工作的母亲那里听闻她学校里当年参加学运的一些学生的情况。 有些学生确实是爱国热血青年，有些不过为了捞取一把政治资本。学生的情况尚且如此，可以想见那时在广场的人，成份动机都多复杂。

六四影响了许多人，包括当年我这个中学生。我在父母的劝说下，放弃了喜爱的文史，上大学时选了和它风马牛不相及的专业，并且军训了一年。

我不懂，也不愿意评价六四。尤其日久年长，看六四更是心中五味。

其实有什么样的土壤，就有什么样的政治。

我学政治经济学时，有一警句，“独裁是产生腐败的温床。”看到这句话，“独裁”可能很扎眼地刺痛某些人的神经。可是如果同时读管理学，就会知道，独裁是最有效率的管理方式。

管理实际上是一种交流方式。如果团队里只有一个头说了算，做事情会快得多。反之如果整个团体充分研究交流，做出的决策肯定兼顾更多层面，也很大程度避免领袖模式下因为个人局限造成的错误决策。可是扯皮的过程里，容易贻误时机，甚至使事情半途而废。我很难想象，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如果实行多头政治，最后会有多少决策能够执行，还不必谈成功地执行。

在管理学上，还有一个管理层次多少的问题。比如，一条信息，从最上层的旨意下来，通过一层一层地信息传递，到了基层，恐怕就跟“传话”一样，有不同程度的歪解和曲解。层次越少，透明度越高，信息完整性和真实性越能得以保证。

因此管理国家，管理十三亿人口，和三亿，或三千万的人口，难度和资源稀缺决定了本质上它们不可能有同样的管理模式。举例说，同样收入的一对夫妇，有十几个孩子，有三个孩子，一个孩子，或者没有小孩，这些家庭会有同样的生活模式吗？答案可想而知。

何况中国从法家思想起，到近现代，几千年都是统一专政的思想。文化理念，哪里是一朝一夕可以彻底更改的呢？虽然时间和形势总会改变一切。只是过程会很漫长，远远超过一个人的寿命。

偶然会想，当年参加学运的学生，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坚持当年自己的理想？

虽然理想在现实面前多少不堪一击，但是没有理想，就像画没有生气，花没有芳香一样。对于有理想的人，我一向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