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小丰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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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与缘 (一) 想起贺麟

(2009-07-25 12:41:27) 下一个
书与缘 (一)  想起贺麟              ( 朱小丰 2009-03-22 20:25:49 )
 

有些人与书有缘,有些人与书无缘。

20世纪九十年代计算机网络普及后,网络和计算机迅速取代了原本图书的大部分功能,图书已经渐渐成为一种人类文明的历史积淀。不管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今天那些年复一年地手里捧着书本读过青春的大专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教授,绝大多数都是些与书无缘的人。他们不过是在被社会洗脑,被制造成某种可能被社会机器需要的候补动物,因此荣幸地被社会在脑门上贴上一个标签,俗话称此标签为文凭。

他们背诵一些书,但从不真正走进图书里去。

那些与书有缘的人,是以心去读书的人。

 

图书隐藏和载负着人类五千多年的情感和梦想,也载荷着这五千多年里人类的苦难、黑暗、愚昧和智慧。它以人们往往意识不到的方式生产了我们的世界,并散发出文字控制着这个看似多变的世界。

 

我从很小的年龄开始喜欢读书,大概该算一个与书有些缘分的人,但生不逢时,时而流浪,时而当农民,时而当工人,所以,无缘像博尔赫斯那样,在文字的迷宫中穿越一生。

贺麟这个人,在今天看来也许已经不重要了,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大概读书人没有不知道他的。他不像学贯中西的朱光潜先生,八十多岁了还是中国人思想解放的一面旗帜,坚定地站在思想前沿,令无数后学高山仰止。相比之下,我觉得贺麟先生与其说是个哲学家,不如说是个了不起的书虫。20世纪80年代及之前,中国人需要了解西方的古代学术和思想(很长一段时期里当局禁止传播当代西方的思想),从古希腊时期到19世纪的西方文献,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都是贺麟先生自己或带领他的学生翻译出来的。这好比给那些寻求远在彼岸的知识与智慧的人,修建了一座桥梁.

我大概1314岁左右开始阅读西方的哲学文献,到1617岁时,什么黑格尔、费希特、康德、费尔巴哈、狄德罗、卢梭、休谟等等,大凡已经译出汉语书的,都已经读了。所以,我后来不太赞成学生花太多时间去读德国古典哲学,因为读多了,后来就渐渐意识到,那只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文化,康德只是一个幸运的弱智,他对人生的了解近乎于零,却为了编造一个完整的“系统”去写了一本伦理学。黑格尔只是一个德语语言文字游戏制造商,他在思想创造上贡献很少(大多从雅各·波莫等人处抄来),一部厚厚的《大逻辑》,用同一种方式衍编出两百多个语词概念,重重迭迭,看似高深,实属无聊。但这个德国古典哲学,在20世纪80年代及之前,是中国学人了解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思想的必经之路,所以非常重要。而这些文献的汉译,很多都与贺麟先生有关。所以,贺先生对我,从我十三、四岁时,就已是大名鼎鼎、如雷贯耳了。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早期,北京的东四有个小小的中国书店,是我在北京时几乎每天必去的地方。当时书店只有两间屋子,很小,却装满了很多外文的原装原版书,其它地方都看不到的书。也不知道这些书是怎样汇集到那里去的,有20世纪出版的、19世纪出版的、18世纪出版的,等等。

书店里人总是很少。除我每日必去外,我发现有个老头儿也常去,他个头不高,体格清癯,很儒雅,穿一身蓝布或灰布衣。我们俩一老一小,都是从一本书看到另一本书、不断流览的那种很喜欢书的人。有好几次,书店里也就我们两个。因碰面多了,不知怎地就搭上话了。但我不知他是谁。有一天,到他出门了,我去付款时,不经意问了问卖书的店员知不知道老先生做什么的,店员大吃一惊,说:“怎么,你不认识吗?我还以为你们是一家人呢!他是贺麟!”我就是这样,认识了贺老先生。

我在那个书店里买了很多英文书,后来有不少人借,借了不还,又流失了。现在书架上还有的,如狄根斯至今未译为汉语的小说、斯宾塞的《综合哲学》三大卷、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导论》、华兹华斯的诗集等等,都是在那里买的。斯宾塞这个人,19世纪时名声比马克思大得多,是当时的主流哲学家和社会学的创始人,但后来共产主义运动在全球流行,马克思成了精神领袖(于此,马克思本人后来对流行于世的马克思主义有过一句直接了当的评价,他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斯宾塞却被人们遗忘了。他的代表作《综合哲学》至今未译为汉语。

我这些书中,有一本小巧精装的弗兰西斯·培根的《ESSAYS》(《论说文集》),小64开本,1840年版。记得当时我从书架上抽出这本小书,不经意地问了问正在我身边看另一本大书的贺麟先生:“这本书怎样?”贺老很认真地看了看这本书说:“你要是喜欢,就是本好书。”我感觉贺老只对书的内容感兴趣,没有收藏欲一类现在流行的世态。就书的内容而言,培根这本书已经有了多个汉译本(我最喜爱王佐良先生的译本),若非执迷英语者,像贺老这样阅书如海的大师,怕是无兴趣可言。我当天买下了这本书。

29年过去了,贺麟先生已于199290岁时去世,他是四川金堂县人。


我刚才打开书柜,无意中拿起培根的《论说文集》,就想起了贺麟先生。他在我心中,永远是那么和蔼儒雅,穿着灰色布衣,目光深邃。他是一个与书有缘的人,他的名字和目光将永远在图书与文字的波浪中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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