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字、国民教育与汉语国际化

    据7月13日朝日新闻报道，国共两党经济贸易文化对话前两天在长沙举行，贾庆林和吴伯雄出席。此次会议应台湾方面的要求第一次把文化作为主题之一，用吴伯雄的话就是说：文化和经济一样也是连接两岸的桥梁。对话就加强中华意识达成共识，认为大陆和台湾同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制定两岸通用字典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
    台湾的马英九总统以喜欢汉字而闻名，书法亦是登堂入室，他于6月19日在台北举行的“第6次全球华文网络教育座谈会”上又一次提出要编篡《识正书简》，重述认识正体汉字的重要并提出申请汉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谓识正者，以繁体字为正体字，编一本与简体字对照的工具书，以便有利于两岸的交流。考虑到两岸分开已经六十年，中间除了大陆简化字的推广外，汉语的语法也有了不少变化。那么，编这样一本书就有它的现实意义。而且，听说韩国有些学者称汉字发源于朝鲜，要以此来申请上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此事真伪尚有争论），马先生的坚持就不仅仅是贬低简体字的问题了。虽然在长沙对话上台湾方面的通用字典提议和马先生的倡议不无关联，据说大陆方面也没有太热烈的回应，但这个问题受到关注也是十分自然的。
    在国内，恢复使用繁体字的呼声也很高，而且是愈来愈高。在今年3月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潘庆林委员就提出了恢复繁体字的正式建议，当时就引起了争论，国内很有一些报道（可查的地方很多，不再注明出处）。潘委员是从日本回去的，原先担任天津政协委员、工商联副主席，他说他提这个建议的理由有以下几点：上世纪50年代简化汉字时太粗糙，违背了汉字的艺术和科学性。以前说繁体字太繁琐，难学难写，不利于传播，但是现在很多人都是用电脑输入，所以这个问题已经渐渐不存在。再是恢复使用繁体字有利于两岸统一。不过潘委员还有另一番说辞，他说其实他也知道这事儿很难行得通，提议真正的目的还在于它太有吸引力，据他说3月份他的博克点击率一路飙升，大大出了一番风头。说这话时起码有二十几人在场，不是我瞎编。
    从“五四”推行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字简化形成了一个潮流。然而，汉字的简化并不是一个新事情，字体从一开始就在不断地简化、好认，简体字在南北朝时就已经见于碑刻，在隋唐得到发展，特别是宋代印刷术的发明和文字在一般民间的传播，有不少简化字以俗字的形式出现，慢慢的被承认、归纳到汉字的浩瀚大海里。汉字就是这样发展、完善和增加的。只是真正系统地提出简化汉字方案，还是要从清末陆费逵1909年在《教育杂志》创刊号里写的“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说起。到了1920年，钱玄同提出了“简省汉字笔画的提议”，1922年，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上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这是历史上有关简体字的第一个具体方案，提出的八种简化汉字的方法，实际上也就是现行简体字的产生依据，影响深远。1935年，他主持编成《简体字谱》草稿，收简体字2400多个。同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采用这份草稿的一部分，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虽然在第二年的2月又通令收回，但毕竟是历史上由政府公布的第一个简体字表。
    新中国建国后推出过两批简化字方案，1956年1月《汉字简化方案》经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由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后在《人民日报》正式公布。以后这个方案根据使用情况而略有改变，1964年5月出版的《简化字总表》共收2238字，这就是今天大陆的用字标准。这第一批简化字已经深入人们的生活，起码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人一开始就学的是简化字。1977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第二次简化方案草案》，由于其不成熟和过于强调简化而被束之高阁。但是无论如何，由于汉字的书写和辨认极为繁难，如何提高国民识字率从来就是一个难题。所以废除繁体字而推广简化字也就被大力推崇，甚至有像宋美龄一样说干脆全国人都讲英文好了。大小姐的迂腐之论虽然可笑，汉字的难写难认难念，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日本的幼儿园4、5岁的小孩子都能阅读小儿书，小学生1、2年级就可以写作文，这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日文假名的运用。我们的孩子要把一件事说得清楚不认识1、2千个汉字是不行的。汉语拼音可以部分地解决阅读的困难，但它和汉字不融合，只能作为正音的工具。因此，汉字的简化是必然的趋势，不但是书写的简化，语法、用法也要简化。汉语要走向世界，简化之路是绕不开的。这不光是汉语，其他语言也是相同的。比如早期的英语，从语言学上来说是属于日耳曼语系，语法比现在要复杂得多。后来的海盗入侵、诺曼底人征服，还有后来拉丁语的引入等等，在丰富英语词汇的同时也大大地简化了语法。美国英语更是融入了很多美洲方言。这些语言的共融所带来的不是语言的复杂化而是简化。而网络的高速发展已经引起了英语的进一步简化，其趋势愈来愈明显。汉语成为国际化语言的过程势必是一个逐渐简化的过程。
    那么，汉字的艺术性、文化内涵、以及其历史、地域的渊源又该如何考虑呢？我不认为繁体字比简体字更有科学性，但作为艺术的一部分繁体字确实有不可替代的成分。然而为了艺术我们也不能让大家都去写大篆。一味地强调恢复繁体字，好像简化本身是万恶之源，无疑是极端的论点，它和废除汉字的说法互为翻版。在汉字文化圈里，废除汉字的有韩国（1998年发布恢复汉字总统令）、朝鲜、越南等，部分使用汉字的有日本、新加坡等国家。随着中国的再次崛起和历史上的联系，汉字的进一步推广也是不可逆转的。这时，的确需要一部正字工具书，用以消除地域之间由于用法不同引起的误解和隔阂。但在这里不存在哪一个是正是辅，应当以实用为基础。否则，这样的字典也没有太大的市场。我觉得以下的变通方式比较可行。在大陆，充分利用现有简化字、提高识字率的同时，允许繁体字流通使用，并在中学阶段教一定范围的繁体字。因为，有些繁体字已经不出现在简化字里或者被排除在常用字之外，比如拙文读红札记之一里，写到曹寅之子曹（禺页），计算机就打不出来。所以有些繁体字和简体字的混合使用有时会方便得多。而在台湾和港澳地区，反过来要灵活的增加简化字的运用。修订一部工具书也是有积极意义的，正字表之类的敏感字眼就不要用了，人有的是智慧，选一个好名字是不难的。另外在日本，应该逐步扩大常用汉字的范围，即使不在教育大纲内规定，第二水准的汉字以及名字常用汉字要提倡多用。一个人可能会写的汉字不多，却可以认识两倍甚至三倍以上，有计算机的帮助，汉字多也不是问题。
    最后，那些已经放弃使用汉字的国家，考虑到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一些特殊的地名人名希望尽量用汉字标记，因为汉字文化圈的国家的语言来源于汉语的部分比重多在一半以上，硬性地不用汉字，会有很多词不达意的地方，这些已经有不少有识之士提出来了，韩国也在渐渐的使用汉字的人名地名，我觉得让汉字使用的空间大一些，应该是利大于弊的。作为中国人，我们在推广汉字的同时，要避免大国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倾向，尽量从实用角度出发，从便于交流出发来推动这件事，那么汉语的国际化就有实现的可能了。再说一句，国际化要求简单化，一味复古不是可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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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末 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