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以农立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农民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要解决农民问题，就必须首先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谁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谁就得到了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拥护。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许多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案，其中有三个方案最具代表性：一是太平天国时期的《天朝田亩制度》；二是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三是中国共产党的土地纲领。三个纲领恰好代表了三个阶级在土地问题上的政治主张。

　　就《天朝田亩制度》而论，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农民土地革命纲领，是以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农民平分土地为核心，包括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内容，力图实现“有田同耕，有饭有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很显然，在农民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两大阶级对抗的情况下，这一贯穿平等平均思想的蓝图，集中表达了当时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与美好愿望，对鼓舞农民斗争具有积极作用。但是，采用绝对平均主义分配土地，企图在小农经营的水平上平分一切社会财富，废除私有制，达到“处处平均，人人饱暖”，仅为农民小私有者的幻想，不可能实现，也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就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而论，它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土地国有化”的一项重要措施，其目的是发展资本主义。与《天朝田亩制度》不同之处在于，改变封建土地制度不是采取土地农有政策，而是采取“土地国有”政策。其具体办法是：在革命政权建立之后，由地主自报地价，国家向其抽百分之一的地价税，并保有照价收买的权利，以防止地主故意少报地价；以后土地增价部分则全部归国家所有。例如，地主有地价值1000元，可定价为1000元，或多至2000元，这 1000元或2000元归地主所有；以后因交通发达、生产发展，地价日涨，涨至1万元，地主应得的仍是这1000元或2000元，这对地主来说，并无损失。涨价部分，则归国家所有，这对国计民生都有好处。“土地涨价归公”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讲的“土地国有”。因此，孙中山所说的“平均地权”并不是把土地“ 从实分配”；所说的“土地国有”也不是把土地“尽归国有”；同时还应看到：中国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应是首先解决城市的地价税，而是首先铲除农村的封建剥削，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然而由于中国资产阶级与中国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根本不敢发动农民。孙中山曾经宣称：在“土地资本收归国有之时”，不必进行“激烈恐吓，迫之退让”，民生主义绝非以暴力手段“夺富人之田为已有”或“推倒富豪，如世俗所传劫富济贫之说”。也就是说，“平均地权”的实施必须采取“温和的社会改良”，而不是激烈的“农人革命”。其结果正如毛泽东所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当然亦应看到：在20世纪初年，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的孙中山先生，能够将中国的土地问题同发展资本主义问题联系起来，也是难能可贵的，这是比《天朝田亩制度》的高明之处。同时这一纲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摆脱封建剥削的要求。特别是在孙中山先生晚年，在中国共产党帮助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又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要“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从而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4页。但非常遗憾的是他还没来得及实行就与世长辞了。

　　就中国共产党的土地纲领而言，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真正解决了中国广大农民土地问题的正确纲领。中共土地纲领的总目标是：“ 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其具体做法是：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在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个人所有。”由于中共的土地纲领满足了中国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因而赢得了他们的拥护与支持，不仅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为中国共产党打败蒋介石集团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与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