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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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美国和日本开战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开始为一个问题烦恼：从国力军力上来看，美国打败日本问题并不大，但问题在于美国打败日本要花多大的代价。美国毕竟是个民主主义国家，不能象独裁国家那样要求人民为了领袖无限制地奉献生命财产。如果在对日作战中美国人牺牲太多的话，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就会抬头，政府就不得不顺应民意与日本中途停战讲和。
后来美国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也表现了美国人的这个特点。其实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也是把赌注放在美国经得起物的消耗，却经不起人的消耗这个弱点上。日本军部认为如果日军给美军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美国人就有可能患得患失，中途与日本达成停战协议，默认东亚和东南亚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罗斯福在太平洋战争一开始，就考虑开辟第二战场，让第三国参战来分担美军的人员伤亡消耗。 1942 年 1 月 1 日在美国的牵头下， 26 个国家结成了反法西斯同盟，宣誓共同对德意日作战。但这些国家大多是弱小国，美国对他们并不抱多大指望。当时罗斯福考虑到能够有效帮助美国共同对日作战，分担美军人员伤亡的国家只有三个：英国、中国和苏联。
罗斯福首先考虑的是英国，英国人当然是美国最靠得住的盟友，可是英国当时正忙于欧洲和北非战事，对在亚太地区开辟第二战场是心有余力不足。驻香港和新加坡的英军在太平洋战争开战后不久便战败，向日军投降。不过驻扎印度的英印联军还是一只可以依靠的力量。
罗斯福第二考虑的是中国，一来中国已经被日本侵略多年，向日军发动反攻是中国人义不容辞的事；二来中国的人力资源非常充足，不足的只是武器弹药。所以罗斯福设想了一个“美国人出钱，中国人出力”的方案，美国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由中国军队在中国战区开辟第二战场，联手打击日军。但罗斯福对中国军队到底有多大战斗力心里没底。
罗斯福第三考虑的是苏联，苏军的战斗力强，在战术上是美军的最好帮手。但罗斯福不敢肯定斯大林是否愿意对日作战，因为苏日两国之间 1941 年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根据该条约苏联有保持中立的义务。罗斯福不知道斯大林是否愿意撕毁条约向日本开战，或者斯大林会为向日本开战而漫天要价。另外出于防共的考虑，罗斯福也不很情愿苏联出兵中国和日本，因为这样有可能使中国和日本“赤化”，成为美国日后的敌人。基于以上的考虑，罗斯福决定首先武装中国，向中国提供物资武器装备，试图让中国承担起太平洋战场的主要角色之一。如果中国实在不行的话，再考虑苏联的参战。
所谓“苏日中立条约”是苏联在欧战爆发后，为避免两线作战的困境，于 1941 年 4 月和日本签订的有效期为 5 年的条约。该条约规定苏日两国在条约签署后的 5 年间保持相互中立，苏联承认“满洲国”，尊重“满洲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日本则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其实这是两国对中国领土的瓜分。
在向中国运送武器物资方面，美国又遇到了难题。因为当时中国的出海口均被日军占领，只有通过陆路向中国运送军备物资。苏德战争爆发后，经由苏联的新疆道路已不可用，由印度通往中国的印缅道路成为中国唯一的国际通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出兵占领英属缅甸，切断了印缅道路。所以美国希望英印联军和中国军联手打通缅甸道路，以便向中国运送军火武装中国。 1942 年 3 月，中国派出缅甸远征军，由美国中将史迪威任总指挥，在英军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试图夺回印缅通路。
1942 年 1 月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后，蒋要求美国派一个高级军官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1942 年 3 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史迪威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原是驻中国使馆的武官，是个中国通，能讲流利的中国话。史迪威对中国社会的实情十分了解，他对中国政府的腐败非常不满，他常说：“三亿九千九百九十万的中国人是好人，剩下十万是贪官污吏。”史迪威是理想主义者，对中国的期望很大，他刚上任不久就提出中国军东进夺还武汉，南进夺取河内的作战计划，但蒋介石对他的计划毫无兴趣。不过在史迪威的多次要求下，蒋介石委任史迪威出任缅甸远征军全权总指挥，罗卓英、杜聿明任正副司令长官。
史迪威上任不久就发现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存在严重问题。欧美国家军队的军官对上级的命令绝对服从，不管是谁，只要有指挥权就能指挥调动军队。中国则不然，中国军队的上下级关系由个人恩惠关系决定，军官只听从某个人的命令，其它人即使有指挥权，也指挥不动军队，是典型的私家军。虽然蒋介石明言缅甸远征军的指挥权归史迪威，但事实上缅甸远征军只听从蒋介石的命令，史迪威并不能有效指挥军队。
英印联军和中国远征军的这次作战被日军打败，英印军退回印度。由于中国远征军退回中国的退路被日军切断，史迪威命令中国军队撤往印度，但蒋介石越权指挥，命令中国军队撤回云南（蒋介石经常越权直接指挥，对此李宗仁等人也多有批评）。最高指挥部的不统一使远征军的军官们十分为难，结果有两个师听从史迪威的命令撤往印度，其他则听从蒋介石的命令撤回云南。在退回云南途中，远征军迂回穿越人迹未至的原始森林，结果饥饿和疾病导致士兵大量死亡， 10 余万人的部队最后回到云南的只有 4 万人。撤往印度的两个师改称中国驻印度军，驻扎在印度的兰姆咖。驻印度军在印度接受了美式训练并采用了全式美式装备，后来成为中国最精锐的部队。
史迪威从印度回到重庆后，要求处分那些不听从他命令的中国将军。根据欧美国家的军法，军官不服从上级命令要受到最严厉的惩处。史迪威称他作为远征军全权总指挥，部下不听他的命令理应受到惩罚，提出要枪毙四个不听命令的师长。但欧美的一套在中国行不通，蒋介石采取了宁人息事的方法，将第五军军长杜聿明调任，五十五师师长陈吾勉处分了事。史迪威对此非常不满，认为必须对中国军队进行结构上的改造，由于他对蒋介石的部队无法插手，史迪威提出他到印度亲自训练一只 10 万人中国军队的计划。史迪威说：“如果给予正确的指导，中国军队不逊于任何国家的军队。”当时退到印度的中国军队约有 1 万余人，史迪威要求蒋介石向印度空运人员，把驻印度军补充到 10 万人，但蒋介石对此十分冷淡，因为蒋介石不希望看到中国出现一只不听他指挥的强大军队。在史迪威的再三催促下，蒋介石前后只向印度空运了 1 万多人，使史迪威的 10 万人训练计划受到很大挫折。
由于第一次缅甸战役没有打通印缅道路，美国只得靠大型运输机飞越喜马拉雅山从印度向中国运输物质，运输量平均每月 1000 吨左右，并不能满足需要。 1942 年欧洲和太平洋战区都十分吃紧，美国无暇顾及中国战区，所以 1942 年到 1943 年上半年，中国战区比较平静，没有什么大的战事。 1942 年 10 月 10 日双十节，蒋介石向中国国民发表声明，强调中国已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四强（美英苏中）之一。英国首相丘吉尔听后说：“（中国）是四大强国之一，别是笑话吧。” 1942 年 10 月以后，蒋介石开始向英美交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归还香港等殖民地。在废除租借领事裁判权方面，英美均表示同意，但在香港问题上英国不肯让步，中英双方谈判一拖再拖，最后中方让步，于 1943 年 1 月 11 日和美英签订了香港问题除外的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协议。
可是在两天前的 1943 年 1 月 9 日，汪精卫政府与日本鉴定了包括归还香港、废除租借领事裁判权等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协议。国民党搞国民革命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汪精卫作为蒋介石的老对手赶在他以前签署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协议，让蒋介石十分不快。蒋介石说：“新条约一再拖延，让汪伪抢先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实为终身憾事。尽管人们对汪伪的条约视同儿戏，但中美新条约晚于汪伪发表，仍难免让人感到难堪。”此后蒋介石和英国的关系日渐冷淡，这也导致英国在 1950 年最早承认中共政权，因为当时中共没有明确要求英国归还香港。
1943 年下半年，盟军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均转入战略反攻阶段。罗斯福建议召开一次美英苏中四国首脑会议，但蒋介石不愿意和斯大林一起开会，因为蒋介石怕斯大林提出领土问题。假如斯大林在会议上要求蒋介石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蒋介石承认了就要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无法向国人交代；如果蒋介石不承认而美英两国又支持斯大林的话，中国就会在会议上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后来罗斯福提议分别召开一个美英中三国首脑会议和一个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蒋介石和斯大林都表示同意。
1943 年 11 月，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开罗进行了首脑会谈，这是蒋介石在二战中唯一一次参加国际首脑会议。罗斯福邀请蒋介石一起开会，亦是希望蒋介石今后能主动积极对日作战。蒋介石在会上提出了中国的要求：战后返还日本武力夺取的东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罗斯福和丘吉尔均表同意。但在谈到对日作战问题时，蒋介石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罗斯福希望蒋介石尽快在中国开辟第二战场，蒋介石则言语支吾，推说中国军队的装备落后，补给困难，要等打通印缅道路得到充分援助后，才可能发起大规模作战。罗斯福虽然对此口头上表示谅解，但内心还是十分不满。据罗斯福的儿子艾利沃特（ Elliott ）的回忆录，罗斯福在开罗会见了蒋介石后说：“我现在明白了，中国军队一心只放在监视共产军上，根本无心和日军作战。我相信蒋介石的确在妨碍史迪威的训练计划。”
随后召开的德黑兰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上，斯大林对罗斯福的中国政策表示不满，斯大林说：“既然中国人要求收回东四省、台湾，就应该让他们自己去打。根据中共提供的情报，蒋介石并没有把美国的援助用于抗日，而是储备起来准备将来与共产党打内战。如果中国军队不更加积极作战的话，美国就不该再给他们援助了。”斯大林要求罗斯福支援积极抗战的中国共产党部队，罗斯福答应考虑。当时一些美国记者到延安采访，写了不少赞美共产党清廉、八路军勇敢善战的报道。
与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相比，美国人对中共产生了好感，一部分美国人甚至认为既然国民党不积极抗日，美国就应该直接支持中共抗日。此后美国积极与共产党接近，美国接近共产党并不是美国人支持共产主义，而是美国人想利用共产党的军队打击日本。史迪威公开批评蒋介石把美国提供的武器优先装备自己嫡系部队的作法，史迪威说：“美国军援的分配，应该以军队能否作战作为标准，包括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内。”
开罗会议上，蒋介石以为罗斯福同情中国，对中国有求必应，向美国提出了不少条件，最大的要求是美国提供 10 亿美元的援助。当时罗斯福不好薄蒋介石的面子直接拒绝，只是说他个人同意，但要经过国会批准。但蒋介石以为罗斯福个人同意就等于美国同意了，多次向罗斯福催要这 10 亿美元。在开罗会议上决定中国军队和英国海军于 1943 年年底发起第二次缅甸战役，夺取印缅道路。但后来美英更变了作战计划，英国海军不配合中国进攻，罗斯福要求中国先单独发起第二次缅甸战役，罗斯福发电给蒋介石：“阁下同意计划的变更吗？”蒋介石回电说：“如果阁下给我 10 亿美元，再把空运量加倍的话，我就同意。”
蒋介石强调，除非有英国海军配合，或者提供 10 亿美元的援助，否则中国就要把第二次缅甸战役推后到 1944 年雨季以后。蒋介石的态度激怒了美国人，只张口要钱，不出兵打仗，和以往的中国军阀又有什么两样？史迪威质问蒋介石：“如果这些条件不能满足的话，中国就要停止抗战吗？”蒋介石回答说：“中国已经单独抗战 6 年了。”史迪威反问道：“这也能作为条件吗？”蒋介石无言以对。
1943 年的开罗会议上决定在中国成都修建机场，作为美军飞机轰炸日本的基地。蒋介石动员了 45 万民夫在不用任何机械的情况下，仅用 60 天修建成了机场。机场建成后，蒋介石给罗斯福送去了帐单，要求美国支付机场建设费用 8 亿美元。罗斯福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大怒：修个机场要这么多钱，简直成了无赖欺诈。罗斯福给蒋介石回电，强硬地说：请阁下协助史迪威的作战计划，向缅甸的日军发起攻击，否则美国将断绝一切援助。
另外 10 亿美元的贷款也引起美国人的争议， 1942 年 2 月 7 日美国国会虽批准无条件贷款 5 亿美元，到 1943 年底，中国政府提取了约一半的 2.4 亿美元。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调查资料，中国政府提取的 2.4 亿美元中有 8000 万美元已经存入了孔祥熙等人的个人帐号上，中国政府后来虽然对此作出了一些解释，但美国人对中国官员“公私不分”使用国家资金的方式非常恼火。结果蒋介石要求的 10 亿美元贷款 1 分也没有得到，而且罗斯福还决定，美国用于中国战场的开支每月将限制在 2500 万美元以内。
1943 年开罗会议后，蒋介石多次向罗斯福索要 10 亿美元贷款，并声称如果美国不给贷款中国就要停止对日作战。蒋介石的作法激怒了包括罗斯福在内的很多美国人，他们说：现在美国就象欠了中国的债一样，中国军队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有解放被占领国土的义务，好象中国军队是美国的雇佣军，对日军作战纯粹是为了帮助美国打仗，不给钱就不打。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并非真的没有钱。据美国方面调查，当时中国富人在美国银行的存款约有 33 亿美元，如把这些富人的存款拿出来充作军用，足够再抗战 5 年。支持重庆国府的富裕阶层自己不肯出钱打仗，却利用战争向美国伸手要钱，这让美国人十分反感。美国国会自 1942 年 2 月批准向中国无条件贷款 5 亿美元后，再也没有批准向中国贷款一美元。
最初美国并没有考虑向中国贷款，而是准备无偿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让中国军队承担对日作战的主要任务，就像美国无偿提供苏联武器，让苏联承担对德作战的主要任务一样。而蒋介石政府却提出要美国提供美金形式的经济援助，对美元的热情远远大于对武器装备的热情。美国人开始明白蒋介石的用心：试图用美元来维持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蒋介石把维持自己的统治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不愿在对日作战中消耗他的嫡系部队，因为在中国谁有更多的枪，谁就有更大的发言权。
1942 年 6 月美国与中国签订《租借协定》，向中国提供价值为 35 亿美元的军用物质。但这些援助物质，被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官员们视为“唐僧肉”，大家都试图从这里捞一把。装满战略物质的卡车从印缅公路开进中国后，有很大一部分便下落不明了。不久这些战略物质就出现在黑市上，不少军用物资还通过走私的方式卖给了日本人。美国驻中国战区最高参谋史迪威也向罗斯福密报很多美援物质都流到了日本人手中，把国民党政府对军用物质的走私贪污称为“二战中最大的丑闻”。
另外掌握国民党政府经济运营大权的宋氏家族，更是借机大发国难财。 50 年后的 1983 年，美国公开了联邦调查局 1943 年的调查报告，其中这样写道：“宋氏家族对中国经济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们对金钱的欲望更超过对政治的欲望，美国 5 亿美元贷款相当一部分已经装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美国财政部甚至还有人把宋氏家族戏称为“宋氏贼团”。
国民党军官也乘战争之机搜刮民财。管辖河南战区的汤恩伯将军，借战争之名向农民征收“特别税 ”，把农民的最后一点存粮也强行夺走。汤恩伯的苛税加上天候不好，造成了 1942 年到 1943 年的河南大饥荒。当时河南农民有这样的口头禅：河南两大害，黄河和汤恩伯。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到河南采访报道了那里饿殍遍地，人吃人的惨状。河南大饥荒的报道在《时代周刊》刊登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人很反感中国政府不顾民众的需求，强征老百姓口粮的作法。宋美龄看到《时代周刊》的报道后大怒，认为有损于中国政府的形象，要求《时代周刊》解雇写该报道的记者，但被《时代周刊》拒绝。
1943 年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向蒋介石问起河南大饥荒的情况，蒋介石却对此话题表现的十分冷漠。罗斯福在开罗会议后说：“对于中国民众的悲惨状况，中国政府明显缺乏应有的同情心”。另外蒋介石在 1943 年写成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把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归因于外国人的侵略掠夺，推卸中国政府的责任，让美国人读后非常不快。当时美国舆论界对蒋介石的评价是：“头脑顽固的冷酷独裁者”。
1942 年 2 月美国向中国提供 5 亿美元贷款后，要求中国汇报资金的使用情况，但重庆政府却在美元汇率上做文章。当时法币和美元兑换的官价是 20 元法币兑换 1 美元，而黑市价格却是 3000 多元法币兑换 1 美元。在重庆一包香烟按照官价兑换的价格为 5 美元，而在黑市上 1 美元就可以买到 160 包香烟。重庆政府则按照官方兑换价向美方汇报美元的使用情况，自然是数字水增，在重庆国府的报帐中，修建一个公共厕所的造价都要 1 万美元，在美国传为笑谈。
重庆国府由于经济状况恶化，不得不靠增发货币的方式来维持财政。据重庆国府公布的货币发行额： 1938 年 23 亿元、 1939 年 43 亿元、 1940 年 79 亿元、 1941 年 151 亿元、 1942 年底 344 亿元、 1943 年 753 亿元、 1944 年 1894 亿元、 1945 年 10319 亿元，抗战 8 年期间货币的发行量居然增加了 738 倍。大量增发货币的结果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暴涨。在重庆，不仅一般民众食不饱腹，连中流知识分子家庭的生活都陷入苦境，而政府的各级官员却乘机大发国难财，导致民怨载道。人们对蒋介石政府失去了信任，转向支持共产党的人越来越多，国民党政权的倾覆已显露端倪。
按照开罗会议的商议，中国军队将在 1944 年春季向缅甸日军发动进攻，可是届时中国军队却迟迟不动。罗斯福多次催促蒋介石出兵，蒋介石以美国不给 10 亿美元贷款为由，要把第二次缅甸战役推迟到 1944 年雨季以后。罗斯福被蒋介石的态度激怒，放出狠话：“如果阁下再不出兵，美国将断绝一切经济军事援助。”在罗斯福的强压下，蒋介石被迫出兵， 1944 年 4 月，何应钦率新军进入缅甸，开始了第二次缅甸战役。
1944 年春季开始，日军又在中国大陆重新发起了攻势。由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连连败退，海上运输线被美军切断，为此日军设想在中国大陆打通一条从满洲到越南的陆上通道，攻占美军在中国大陆的军用机场。日军打通中国陆上通道的“一号作战”开始后，结集 50 多万军队向豫湘桂地区大举进攻。驻河南的汤恩伯守军 40 余万，面对 5 万多日军的进攻，竟然全线溃败，前后不过 38 天，河南全省就被日军占领。守军司令汤恩伯首先脱离战线逃走，而且还命令他部队中 800 辆卡车中的 600 辆，为他和他的妻妾亲戚们搬运财宝家私。
面对日军的进攻，中国守军无心抵抗，军官们则忙着把自己的亲属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内地，在战场上甚至出现几百人的日军败走上万人中国军队的状况。在历时八个月的“一号作战”中，中国军队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丧失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大部和贵州一部，丢失大小城市 146 座及美军空军基地 7 个，飞机场 36 个。在已成为强弩之末的日军面前，中国军队居然连连溃败，很多情况下甚至是望风而逃。
罗斯福对中国军队的表现非常不满，为什么中国军队一再败退？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到中国视察，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这时延安的中共乘机发动宣传攻势，声称他们想对日军发起反攻，但国民党政府不让他们对日作战，希望美国直接向延安提供军事援助， 50 万共产党军队就会立即向日军发起反攻。中共同时利用美国人喜欢民主的心理，大打民主牌，指责蒋介石政权不讲民主。驻扎重庆的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林祖函等人，也频繁出入美国在重庆的大使馆，抱怨蒋介石政府压制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
与蒋介石政府的避战保存实力相比，中共的积极对日作战姿态，以及尊重民主自由的宣传，使不少美国人耳目一新，对延安大有好感。不少美国记者到延安采访，也称赞延安政府清廉，人民抗战热情高涨。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到中国时，特别提出要派一个观察小组到延安视察。蒋介石最初不同意美国人访问延安，但在华莱士的再三坚持下，被迫同意美国观察小组访问延安。
1944 年 6 且 18 日华莱士到达重庆，蒋介石为了给华莱士一个好印象，把重庆的乞丐全部关进了收容所，但华莱士对重庆政府的印象仍然很糟，华对蒋介石政府的评价是：“一个由地主、军阀和银行家支持的落后无知的政府。”华莱士到达第二个访问地昆明后，向罗斯福发了如下的电报：“我们对蒋介石的支持恐怕是一项短期投资，他实在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智慧和政治力量，战后中国的领袖大概将会通过政治变革或革命的方式产生出来。从现在的状况来看，战后中国的领袖出自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美国驻中国战区最高参谋史迪威多次向罗斯福建议改革中国军队，这时罗斯福也开始感到史迪威的建议是必要的，考虑让史迪威接替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的最高指挥官。 1944 年 7 月 7 日，罗斯福发电给蒋介石：“鉴于中国战局危急，我感到有必要让史迪威指挥在中国的全部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我理解阁下对史迪威将军的感情，但是我找不出另外的人选，具有史迪威那样的能力和决心，能够实现我们打败日本的远大计划。为此我把史迪威晋升为四星上将，请阁下把中国战区的军队指挥权移交给史迪威将军。”
由于中国军队在日军“一号作战”攻势下连连惨败，蒋介石也不好公开拒绝移交军权。但作为政坛老手的蒋介石，巧妙地使用拖延战术，蒋介石给罗斯福回电说，原则上同意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移交给史迪威，但请罗斯福给他一些时间，仔细考虑让史迪威担任全权指挥的具体办法。同时蒋介石立即派宋子文到美国活动，拉拢美国政界要人为他说情。
8 月 23 日，蒋介石又接到罗斯福发来的电报，催促他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移交给史迪威，这是罗斯福的第四封催促电报。因此蒋介石不得不作出一些表面的让步，请罗斯福派一个特使来华协调移交军权的工作。罗斯福便派赫尔利为特使，于 9 月 6 日到达重庆。 9 月 12 日，蒋介石与赫尔利特使的会谈达成以下结果：一、史迪威的职务名称定为“中华民国陆、空军前敌总司令”；二、史迪威亲自指挥中国陆、空军对日作战，但作战计划须经军事委员会审议；三、史迪威对其管辖部队，可依据中华民国法律实施奖惩任免之权。
9 月 13 日，史迪威会见了中共代表，中共代表转交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致史迪威的电报，表示愿意把中共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史迪威大喜，答应给中共装备五个美式机械化师。
虽然名义上史迪威已是中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但蒋介石仍然没有把实权交给史迪威，罗斯福对此分外恼火。这时罗斯福又接到史迪威的来信，史在信中说蒋介石准备抽调缅甸远征军回国，意在坐等美国打败日本的胜利成果。罗斯福的愤怒到达了极点，于 9 月 18 日发电给史迪威，并请史迪威转交一封他给蒋介石的电报。罗斯福在电报中，用向部下发布命令的方式说：“请立即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一刻也不要再犹豫。”发完电报后罗斯福感叹说：“如果对方是欧洲国家政府的话，恐怕就不需要这样的电报了。”
9 月 19 日，史迪威持罗斯福的电报面见蒋介石，此时蒋介石正在重庆郊外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赫尔利特使也在场。史迪威本想让翻译当众宣读该电报，但赫尔利阻止了史迪威，把电报译文交给蒋介石，说：“阁下自己看吧。”蒋介石看了电文后，沉默片刻说：“知道了，立即散会。”等其他人离开会场后，房间里只留下蒋介石和宋子文，这时宋子文看到 58 岁的蒋介石，竞象幼儿一样抱头嚎啕痛哭。罗斯福竟然不顾蒋介石国家元首的身份，用下命令的口吻让蒋介石交出军权，极大损伤了蒋介石的自尊心，以至于到失声痛哭的地步。蒋介石在 9 月 19 日的日记中写道：“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
面对罗斯福的“最后通牒”，蒋介石已无法再拖延，于是转用围魏救赵战术。蒋介石的战术是：并不直接拒绝交出军队指挥权，而是说史迪威得不到中国人的信任，所以不能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请罗斯福另派一个中国人可以信任的人选，他就同意交权。 9 月 20 日，蒋介石对赫尔利说：“中国军民恐不能长此忍受史迪威的侮辱，此殊为中美两国合作之障碍物也。”另外，蒋介石把国家的名誉和蒋自己的名誉联系在一起，声称中美合作必须是友好、和善的，绝不能有一丝强制性，绝不容许损害“中国国家与个人的人格”。
9 月 24 日，蒋介石和宋子文致电罗斯福，答应由美国人任中国军队总司令，但永远不同意由史迪威担任。 9 月 26 日，蒋又经宋美龄向罗斯福转达了如下电文：“余对罗总统平时的主张与意见无不尊重，但关于中国之三民主义与中国之主权，以及中国国家与个人之人格，如稍有损丧，则余必不惜任何牺牲，决不能因循迁就，否则即使联盟国作战完全胜利，则虽胜犹败。余决不能使中国赤化与主权动摇，并望友邦间能互相尊重人格也，，，。但无论美国如何变化，余自信抗战根据地与军队，决不致崩溃。吾人如再恢复独立抗战之态势，则对内政与军事情势，决不能比现在更坏，，，。惟事实证明，史将军非旦无意与余合作，且以为受任新职后，余将反为彼所指挥，故此事因而终止。如罗总统指派之任何美国将领，而富于友谊合作精神，以接替史将军，余必竭诚欢迎，且将尽力之所及，支持其作战，加强其权限也。”
蒋介石表明了他的底线：“中国国家与个人之人格，如稍有损丧，则余必不惜任何牺牲，决不能因循迁就，否则即使联盟国作战完全胜利，则虽胜犹败。”这也就是说蒋介石把国家与个人的人格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而抗战胜败倒在其次。蒋介石不惜决裂的态度让罗斯福感到为难， 9 月 25 日以后，罗斯福一直苦苦思考，犹豫不绝。美国虽然不喜欢蒋介石，但也没有其它解决办法，华莱士说：“除支持蒋介石外，好像没有别的办法。现今中国的任何领导人或集团显然都没有足够力量去接管这个政府。我们而所能作到的，只能是影响蒋氏采纳中国进步人士的建议，对政府注入新的活力。”
10 月 6 日，罗斯福给蒋介石致电说：可以考虑更换史迪威中国军队前敌总司令的职务，但建议保留史迪威对缅甸远征军的指挥权。蒋介石拒绝了罗斯福的建议。赫尔利则频频劝罗斯福让步，更换史迪威以换取蒋介石的合作。 10 月 12 日，赫尔利给罗斯福去电说：“如总统支持史迪威将军，则要失去蒋主席，甚至还可能失去中国，，，。请总统另派一位能够与蒋主席协力合作的年轻将领。” 10 月 18 日罗斯福最后决定让步，调回史迪威，派魏德迈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和在华美军司令。同时，把缅印战区和中国战区分离，中国战区由魏德迈指挥，缅印战区由索尔登指挥。
史迪威被召回国，蒋介石甚为高兴。 10 月 21 日，蒋介石在日记反省录上这样写道：“对此事之隐痛，亦可谓极人生之所未有也，，，。中美已误之国交，抗战已颓之形势，皆得由此启起机钥。此后军事、外交与内政，乃可按计划实施矣。” 10 月 20 日蒋介石在史迪威辞行时对史说：“我们性格各有所长，不如分地工作，各展其长。”蒋介石授予史迪威青天百日勋章，被史迪威拒绝，但史迪威在启程前，却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致电道别。
史迪威的继任者魏德迈于 10 月 31 日到达重庆，魏德迈比较尊重蒋介石，不象史迪威那样经常不留情面地批评蒋介石，因此蒋介石对魏德迈很满意。蒋介石在 11 月 16 日的日记中对魏德迈作了一个评价：“此人直谅勤敏，可说毫无城府，与史迪威之性格，适属相反。而其办事精神之积极紧张，我国军人应效法之也。”
表面上看，蒋介石在与史迪威的抗争中赢得了胜利，但蒋介石却是事实上的输家，因为蒋介石搞糟了国民政府在美国人心中的形象，使美国不再积极支持蒋介石政府，所以蒋史之争也为日后蒋介石政府的垮台埋下了伏笔。史迪威被招回后，曾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多篇批评蒋介石政府的文章，进一步损坏了蒋介石政府在美国舆论界的形象。史迪威离任后，罗斯福对中国军队的抗战彻底丧失了信心，连向中国军队提供武器的热情也冷却了。魏德迈上任后，向罗斯福提议用美式武器为中国军队装备三十六个师，并进行美式训练，但被罗斯福搁置不理。
更为严重的是，蒋史之争降低了中国在美国人心中的地位。美国预计发动对日本的总攻要牺牲 100 万以上的军人，因此罗斯福希望中国共同出兵分担美国的牺牲，可是中国的现状使罗斯福对美中联军共同反击日军的设想完全破灭，不得不请苏联出兵分担美国的牺牲。当然不给苏联好处，斯大林是不肯出兵的，所以 1945 年美英苏三国首脑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以出卖中国领土主权的方式，来换取斯大林对日作战，也可以说是蒋史之争造成的间接后果。
蒋介石得知“雅尔塔密约”后非常气愤，曾一度派缪斌到日本，密谈与日本单独讲和之事，但最后蒋介石还是被迫于 1945 年 8 月承认了“雅尔塔密约”。蒋经国到苏联签约时，向斯大林解释中国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理由：“我们抗战的目的，就是收复失地。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反而把这样大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坚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独立。”斯大林回答说：“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但你也应该知道，今天并不是我求你来帮忙，而是你求我来帮忙。如果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虽然斯大林答应罗斯福向日本开战，但斯大林并没有准备立即开战。据最近俄国解密的秘密文件，当时斯大林准备等美日中三国打得筋疲力尽后，再出兵占领中国长江以北的北方，建立蒙古和满洲国两个国家作为苏联的卫星国，把中国北部交给中国共产党，只把中国南部让给美国。但美国发明了原子弹使斯大林不得不改变计划，苏军在美国投下原子弹后急忙出兵满洲，但斯大林瓜分中国的计划已经落空。如果美国没有发明原子弹，苏军出兵中国的结果就有可能使中国出现南北朝鲜那样的国土分断结局。
史迪威本人态度的确比较傲慢，对中国政府和军队的领导人缺乏应有的尊重，蒋介石要求撤换史迪威也是情理之中。中国的角度来看，罗斯福强要美国人指挥中国军队，无疑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但当时的蒋介石国民政府过于腐败，国际形象很差，还要依赖美国的军事支持和经济援助，所以无法无畏无惧地向美国抗争。蒋介石试图对罗斯福说“不”，结果导致罗斯福向苏联出卖中国利益、割让中国领土的结局。总而言之，落后就要挨打受气，这是近代中国无法摆脱的命运。
1944 年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把蒋介石政府的腐败完全暴露于世人面前。西方记者看到前方毫无秩序败退下来的军队，士兵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武器残破不全，无力行走的伤兵被扔在路旁无人过问。军用车辆上装载的不是武器，而是军官们的私人财物。中国军官宁可扔掉武器，也要保住个人财产的行为，使人很难想象他们有与敌人死战到底的决心。更让西方人吃惊的是，中国高级军官们竟然带着妻妾上前线，这在其它国家的军队中是无法想象的。日本报纸上不时报道日军在战场上俘获中国某某将官的妻妾，作为日本国内的笑谈。
国民党腐败官员层层克扣本来就不多的军费，前线战斗部队的军饷经常拖欠，有的部队甚至连足够的军粮都领不到，士兵们掠夺抢劫老百姓成为家常便饭。军官们为了贪污军饷，往往多报士兵的人数，一般部队的实际士兵人数，只有纸面上人数的三分之二左右。加之国民党军采用“抓壮丁”的强征士兵方式，士兵逃亡十分严重，从福建强征的士兵，只有十分之一到达贵州前线。 1944 年参加“一号作战”的日军基本都是装备训练较差的预备役军队，但在中国军队面前还是“战无不胜”。
抗战末期由于国民党的腐败，国民党军队的素质比 1937 年抗战初期时下降了很多。加之抗战末期物价飞涨，国民党高级军官为了确保经济收入，各军队开始经商，军官们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经商上，更加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各城市的城防司令部成为变相的商业性机构，商人要依托军人的特许和保护才能从事商业活动。蒋介石的侍从唐纵在 1944 年 6 月 29 日的日记中写道：“在东南走私经商的不是党政机关就是军队，而纯粹商人走私经商已不容易了，这是实在的话。今日犯科作奸的都是有力量的人，政治的败坏，自上而下，所有经济政治军事全坏了。如果不能彻底有所改革，社会真是不可收拾。”
1944 年 7 月蒋介石在黄山召开“整军会议”，会上讨论的不是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问题，而是中国军队的体制弊病。蒋介石在会上气愤地说：“自从这次中原会战与长沙会战失败以来，我们国家的地位，军队的荣誉，尤其是我们一般高级军官的荣誉，可以说扫地以尽。外国人已经不把我们军人当做一个军人，这种精神上的耻辱，较之于日寇侵占我们国土，还要难受。，，，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这样的军队，还存在于今日的中国，叫我们怎样做人？，，，我看到红十字会负责人送来的一个在贵州实地看到的报告，报告新兵输送的情形，真使我们无面目做人，真觉得我们对不起民众，对不起部下！据报告人亲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饿殍，瘦弱不堪，而且到处都是病兵，奄奄待毙，有的病兵走不动了，就被长官枪毙在路旁，，，，。我常常听到各地来渝的人说，我们各军事机关的主官，交际应酬真是应接不逞，有的一顿饭要吃两、三处地方。我听了这种报告，真是痛心！现在是什么时候，前方官兵过的是什么生活？而我们天天还在宴会，我曾经三令五申，不许随便请客，但是大家一点都没有做到，腐败堕落到了这种地步，试问我们成什么军队？成什么政府？”
尽管蒋介石下决心整顿军风军纪，要求大家“知耻图强”，但该次整军并没有收到多大效果。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恐怕比蒋介石亲口描述的还要糟糕一些，大概不会有人指望这样腐败的军队还能打胜仗。 1944 年末，国民党占领区已经缩小到西南数省，重庆被日军占领好象已经是时间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也是不难理解的。
作为对照，延安共产党的表现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美国人最早到达延安的是一批新闻记者，这些记者异口同声地报道说延安共产党政府行政清廉，军队的军纪军风良好，深得老百姓的支持。美国记者的报道使不少美国人把中共视为中国“进步势力”的代表，称延安代表“民主的中国”，而重庆代表“封建的中国 ”。美国新闻界对中共的正面评价也影响了美国政界的对华政策，美国人不得不考虑，美国支持一个腐败无能的政府，并予以大量的物质援助，这样做值得吗？如果把这些援助提供给清廉进步的中共，是不是会得到更好的效果呢？
前中国战区美军最高参谋史迪威，单纯从军事上考虑利用共产党的军队打击日本人，而美国总统罗斯福考虑的更远一些，他希望把中共从苏联拉入美国一边，不仅成为美国军事上的同盟，而且成为战后美国政治上的同盟。当然在美国反共的大气候下，罗斯福不可能支持中共建立政权，于是萌发了建立国共联合政府，把中国变成美国的一个有生命力盟友的想法。
另外很多美国人并不认为中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政党，美国大使馆官员戴维斯在写给国务院的报告里评价中共说：“中共里面基本上没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与其说他们是共产党，不如说他们是一个农民民主党。”同样苏联的斯大林也称中共是“马戈林共产党 ”（马戈林： MARGARLINE 人造黄油、非纯正的）。
1944 年 6 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重庆时，提出美国要派一个代表团到延安，蒋介石迫于美国的压力，只好同意美国派一个十几人至二十几人的小型代表团到延安，团长为鲍瑞德，代表团中还有中共的“朋友”，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谢伟斯。谢伟斯在重庆美国大使馆任职期间，就与中共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等人结为朋友。 1944 年 8 月 23 日，毛泽东同谢伟思谈话时说：“中共并不指望俄国人的帮助。美国不必担心我们不肯合作，我们一定合作，我们必须得到美国的帮助。”
毛泽东向美国放出“远苏近美”的气球，也是有国际背景的。毛泽东执政后，在中共党内批判了王明的“国际派”， 1942 年的“整风运动”后，更进一步肃清了“国际派”在中共的影响，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而苏联一直支持王明，所以毛泽东上台后，中共和苏联一直存在不小的分歧。抗战爆发后，苏联主要援助的是蒋介石政府，对延安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援助，所以中共考虑放弃苏联而与美国结盟的可能性。
这时中共在理论上也开始摆脱共产主义的色彩，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表明中共当前的任务不是搞社会主义，而是搞基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新民主主义”。毛泽东提出：在中国搞社会主义是在实现“新民主主义”后，国家完成工业化建设以后的遥远事情。中共的“新民主主义”设想在某种程度上打消了不少美国人对中共搞赤化的恐惧感，谢伟斯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毛泽东并不想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相反中共试图依靠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落后的经济。现在中共与苏联以及共产国际并没有密切关系，中共认为美国比苏联更可以依赖。”
中共明白美国人喜欢“民主”，所以尽量树立民主的形象赢得美国人的好感。中共声称在他们的解放区里，地方政府已经或者正在由人民选出，中共在地方政府组成方面，实行“三三制”，即党内人士、党外民主人士、工农代表人士各占三分之一。同时召开边区参议会，实行与党外民主人士的民主合作。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演说》中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站在民众之上。各位代表先生们、各位同志们，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
1944 年秋开始，美国开始考虑在中国建立国共两党的“联合政府”。 1944 年 8 月以罗斯福总统特使身份来华的赫尔利，担任起国共两党的调停人。当时中共由于处于劣势，缺乏国际支持，所以对美国的“联合政府”提案非常积极。 1944 年 9 月 25 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宣布：赞成美国指挥官指挥全部中国军队。 10 月 23 日，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在重庆约见赫尔利，要求赫帮助中国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相比之下，蒋介石则对美国的“联合政府”提案非常消极，只是为了不得罪美国人，才不得已勉强与中共进行谈判。
1944 年 11 月 7 日，赫尔利亲自前往延安访问，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到机场迎接。 11 月 8 日，赫与毛泽东、周恩来会谈，达成了建立联合政府的五项建议， 11 月 9 日毛和赫代表双方在协议上签字。毛赫达成的五项建议是：
一、中国军队统一。
二、国民政府改组，建立一个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组成的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政府遵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保障思想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以及结社和集会的自由。
四、美援物资在所有抗日武装间平等分配。
五、联合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等所有抗日党派为合法政党。
由于赫尔利是美国的反共分子，中共担心赫尔利在国共两党的调停中偏袒国民党一方。延安谈判之后，中共对赫尔利是否会向美国政府正确转达中共的本意亦不放心，又托美国财政部代表弗里德曼带一封信，请他回国后转交给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这封信由周恩来写成，信中说中共对国民党政府不进行****感到失望，希望美国直接援助延安，并邀请摩根索访问延安。
11 月 10 日，赫尔利和周恩来一起从延安返回重庆后，罗斯福正式任命赫尔利为驻华大使。赫尔利向蒋介石汇报他与毛泽东达成的五项建议，但蒋介石对建立一个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毫无兴趣，因为这样要使国民党失去独揽政权的资格。 11 月 22 日，蒋介石提出三项反建议，答应承认中共为合法党派，前提是中共军队与国民党军队合并。蒋介石同意军事委员可以接受数名共军高级将官加入，但没有同意与中共成立联合政府。蒋介石反对毛赫五项建议，使赫尔利很失望，但赫尔利又接纳了蒋介石的三项建议，试图说服中共让步接受蒋介石的反建议。
中共对赫尔利的摇摆不定感到愤慨，毛泽东指责赫尔利为什么和他签订了五点建议，又倒过去同意蒋的三点建议。毛泽东对美国延安代表团团长鲍瑞德说：“ 延安不是傻瓜，也不是篮子，要靠人施舍。，，，如果美国不援助，还可以转向英国和苏联嘛！”但毛泽东仍建议在可能的情况下与美国进行合作。赫尔利的这次调停失败，与他自己的立场摇摆不定有很大关系。
尽管中共不接受蒋介石的三点建议，但声明无意关闭和谈之门。中共发现赫尔利等人是亲蒋的，但也有鲍瑞德等一些美国人是亲共的，中共想冲破蒋介石和赫尔利的封锁，直接与罗斯福及美国政府建立联系。 1945 年 1 月 9 日，毛泽东交给迪克西使团代理团长克罗姆利少校一封信，请他通过军事渠道转给罗斯福。毛泽东在信中表示中共希望派出一个代表小组到美国访问，对美国政府和人民直接讲述中国的复杂内部问题。如果罗斯福同意，毛泽东、周恩来打算亲自赴美国访问。从现在披露的情报来看，罗斯福并没有收到毛泽东的信，是谁扣留了毛泽东的信已无法查明。
1945 年 1 月 24 日，国共双方的谈判再开。中共代表周恩来坚持在联合政府建立以后，才能移交军队，而蒋介石则坚持共产党先解散他们的军事组织以后，才能开始谈判联合政府的问题。最后双方于２月３日发表了一项联合建议，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取代现行的国民大会，为建立民主宪政开辟道路。但在统一军队和共产党参政问题上，双方没有达成共识，还需要进一步谈判。
1945 年 2 月 23 日，朱德经由美军官艾芬士上尉向美军中国战区最高参谋魏德迈申请二千万元美元贷款，作为对日作战经费，被赫尔利阻止。中共一直无法与美国政府高层官员直接取得联系，打不开对美局面，并且又得不到苏联的实质性支持。 1945 年 6 月，毛泽东在七大会议上发表了《愚公移山》讲话，表达了中共即使没有国际支持也要坚持到底的决心，同时批评蒋介石政府“要把中国引向黑暗”。
正在美国撮合中国联合政府之时， 1945 年 2 月 4 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在苏联雅尔塔召开了雅尔塔会议，会上罗斯福背着中国政府，与斯大林签订了出卖中国主权和领土的“雅尔塔协议”，以换取斯大林的对日出兵。“雅尔塔协议”关于中国的内容如下：
一、外蒙古脱离中国独立。
二、大连港为国际商港，苏联在该港具有优先权。
三、苏联租借旅顺作为其海军基地。
四、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中苏双方共同经营。
罗斯福没有向蒋介石透露雅尔塔会议的内容，蒋介石预感到雅尔塔会议对中国将是十分不利的。蒋介石在 2 月 8 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见罗、邱、史黑海会议第一次公报，一如所预料。其结果与英、俄协以牺牲我乎？” 3 月 15 日，蒋介石通过中国驻美使馆得知雅尔塔密约的具体内容后非常愤慨，他在 3 月 15 日的日记中写道：“阅此，但有痛愤与自反而已。雅尔达果己卖华乎？惟如何可以断定，此次黑海会议，俄国对日作战已有成议。果尔，则此次抗日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矣！”
当时蒋介石最担心的就是苏联出兵。蒋介石没有估计到日本会那么快投降，以为日本还能坚持一年左右，所以苏联一旦出兵，苏军就会以消灭在华日军为借口，进军大部甚至整个日占区。苏军一旦进入中国，就不会轻易撤走，要换取苏军从中国撤军，还不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更有甚者，如果苏联象处理东欧占领区那样，把进入中国的所到之处都建立共产党政权，蒋介石政府的末日也就到了。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萌发了与日本单独停战讲和的念头。蒋介石希望日本放弃汪精卫的南京政府，承认重庆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重庆与日本签署和平协议，日军从中国撤军，把日占区交给蒋介石政府。蒋介石对日单独讲和的着眼点有二：一是一旦日军撤出中国，苏军就没有了进入中国的借口；二是可以保证得到日占区的领土，防止共产党趁火打劫。中国单独与日本讲和当然要得罪美国人，不过蒋介石认为既然美国可以做出牺牲中国换取苏联对日作战之举，中国这样做也不算背信弃义。
1945 年 3 月 16 日，缪斌奉蒋介石的密令乘飞机来到东京，与日方密谈单独讲和一事。当时缪斌名义上是汪精卫南京政府的立法院副院长，实际上却与蒋介石有秘密联系。缪斌到日本时，携带一部可以与蒋介石直接联系的无线发报机，把密谈的情况随时报告蒋介石，并直接接受蒋介石的指令。
缪斌首先提出要直接与天皇会谈，但缪斌并不持有蒋介石的亲笔委任状，也没有什么其它信物可以证明他是蒋介石派来的密使，一些日本人对缪斌的身份尚有怀疑，所以不同意缪斌见天皇，而是让天皇的弟弟东久弥宫会见缪斌。 3 月 18 日东久弥宫会见缪斌时，开门见山地说：“在我们会谈以前，请先生先回答我三个问题。”
缪斌说：“请讲。”
东久弥宫问：“第一，重庆承认天皇吗？”
缪斌答：“承认。”
东久弥宫问：“第二，为什么要与日本和谈？现在美军已显示出压倒性的优势，直率地说，日本对战争已经绝望了。”
缪斌答：“重庆并不愿看到日本完全被摧毁，因为中国的安全也要依赖日本的继续存在。如果日本在灭亡前与美国停战讲和，日本就会成为中国的防浪堤，可以将苏俄进入中国的危险防患于未然。”
东久弥宫问：“第三，为什么要直接与天皇会谈？”
缪斌答：“日本政界没有可信任的人物，唯一可以信任的就是天皇。”
东久弥宫对缪斌的直率回答很满意，认为缪斌是可以信任的人物。东久弥宫问起中国方面的和平提案，缪斌说中国的和平提案主要有三点：一、取消汪精卫南京政府，承认重庆政府的合法地位；二、日军立即从中国撤退，将日占区移交重庆政府；三、中日单独签署停战协议，中国负责斡旋日本于美国之间停战讲和。东久弥宫听后认为可以接受中国方面的和平提案。
1944 年 7 月 18 日，东条英机内阁倒台，小矾国昭继任首相。小矾也十分支持缪斌带来的和平方案， 1945 年 3 月 21 日，小矾首相召开了各大臣参加的“最高会议”，商讨缪斌带来的蒋介石和平方案。尽管小矾一再坚持与中国单独讲和，但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和外务大臣均反对，他们认为单方面从中国撤军会导致军心涣散，也反对抛弃日本支持了多年的汪精卫政府。最后小矾仍不死心，又直接向天皇提出与中国讲和的方案，希望得到天皇的 “圣断”。但是天皇也表示反对，这样失去了各方支持的小矾不得不辞职， 1945 年 4 月 5 日小矾辞职后，由铃木贯太郎继任首相。铃木也曾设法与重庆和谈，但得不到军部的支持，最后不了了之。缪斌得知日方的商议结果后感叹说：“日本的政治家都是猪脑子。”
缪斌这个人的一生也颇富传奇色彩。缪斌 1921 年考入南洋公学（现上海交大）电气科后，加入国民党， 1923 年黄埔军校成立时，他出任无线电科教官。 1925 年 2 月东征陈炯明作战中，缪斌组织了敢死队，带头冒死冲入敌阵，一时被誉为国民党军中的英雄人物。缪斌的勇名也使他的地位迅速上升， 1926 年北伐时，缪斌出任第一军副党代表（正党代表为汪精卫）， 1928 年北伐胜利时，缪斌任陆军中将。 1929 年， 26 岁的缪斌出任江苏民政厅长的重职，但不久遭排挤下台。此后缪斌一度留学美国，回国后隐居著书。汪精卫政府成立后，缪斌出任立法院副院长，但与蒋介石有秘密联系。
美军占领日本后，从日本档案里发现中国单独与日本秘密讲和的资料，麦克阿瑟大怒，要传中方代表缪斌出庭作证，但缪斌已被中国处死。原来抗战胜利后不久，缪斌作为被逮捕，并于 1946 年 5 月 21 日被处死。缪斌是蒋介石政府处死的第一个，不免让人感到有杀人灭口之嫌。缪斌死后，缪斌的日本朋友为他建了纪念碑； 1950 年，天皇的弟弟东久弥宫在东京主持了缪斌的追悼会； 1991 年在东京稻荷神社为缪斌树立“显彰碑”，封缪斌为“和平神”。日本人认为应该感谢缪斌冒险到日本谋求和平的行动，缪斌最终因此而死，故树碑表示纪念。
蒋介石政府虽然取得了抗战的胜利，但是由于腐败，却失去了中国民众的民心。在抗战时的艰苦环境下，不仅底层的老百姓在水火中煎熬，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公务员、教师和学生也挣扎在饥饿线上，承担着战争带来的牺牲。可是他们周围的有权有势之人，却明目张胆地在战争中聚敛财富，发战争横财，这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和愤恨。很多知识分子并非亲共产党，也不赞成共产主义，但他们更痛恨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然而中国却没有第三条道路让知识分子们选择。
一些历史学家著书说二战后美国积极支持蒋介石反共，为蒋介石出钱出枪打内战，这是有违于历史史实的。美国固然反共，但美国并不赞成蒋介石用武力消灭共产党的暴力方法，而是希望蒋介石把共产党作为一个合法的民主政党对待，用民主的方式解决共产党问题。蒋介石则坚持用暴力方法消灭共产党，这是美国与蒋介石政府的最大分歧点。
1941年12月美国和日本开战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开始为一个问题烦恼：从国力军力上来看，美国打败日本问题并不大，但问题在于美国打败日本要花多大的代价。美国毕竟是个民主主义国家，不能象独裁国家那样要求人民为了领袖无限制地奉献生命财产。如果在对日作战中美国人牺牲太多的话，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就会抬头，政府就不得不顺应民意与日本中途停战讲和。
后来美国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也表现了美国人的这个特点。其实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也是把赌注放在美国经得起物的消耗，却经不起人的消耗这个弱点上。日本军部认为如果日军给美军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美国人就有可能患得患失，中途与日本达成停战协议，默认东亚和东南亚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罗斯福在太平洋战争一开始，就考虑开辟第二战场，让第三国参战来分担美军的人员伤亡消耗。 1942 年 1 月 1 日在美国的牵头下， 26 个国家结成了反法西斯同盟，宣誓共同对德意日作战。但这些国家大多是弱小国，美国对他们并不抱多大指望。当时罗斯福考虑到能够有效帮助美国共同对日作战，分担美军人员伤亡的国家只有三个：英国、中国和苏联。
罗斯福首先考虑的是英国，英国人当然是美国最靠得住的盟友，可是英国当时正忙于欧洲和北非战事，对在亚太地区开辟第二战场是心有余力不足。驻香港和新加坡的英军在太平洋战争开战后不久便战败，向日军投降。不过驻扎印度的英印联军还是一只可以依靠的力量。
罗斯福第二考虑的是中国，一来中国已经被日本侵略多年，向日军发动反攻是中国人义不容辞的事；二来中国的人力资源非常充足，不足的只是武器弹药。所以罗斯福设想了一个“美国人出钱，中国人出力”的方案，美国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由中国军队在中国战区开辟第二战场，联手打击日军。但罗斯福对中国军队到底有多大战斗力心里没底。
罗斯福第三考虑的是苏联，苏军的战斗力强，在战术上是美军的最好帮手。但罗斯福不敢肯定斯大林是否愿意对日作战，因为苏日两国之间 1941 年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根据该条约苏联有保持中立的义务。罗斯福不知道斯大林是否愿意撕毁条约向日本开战，或者斯大林会为向日本开战而漫天要价。另外出于防共的考虑，罗斯福也不很情愿苏联出兵中国和日本，因为这样有可能使中国和日本“赤化”，成为美国日后的敌人。基于以上的考虑，罗斯福决定首先武装中国，向中国提供物资武器装备，试图让中国承担起太平洋战场的主要角色之一。如果中国实在不行的话，再考虑苏联的参战。
所谓“苏日中立条约”是苏联在欧战爆发后，为避免两线作战的困境，于 1941 年 4 月和日本签订的有效期为 5 年的条约。该条约规定苏日两国在条约签署后的 5 年间保持相互中立，苏联承认“满洲国”，尊重“满洲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日本则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其实这是两国对中国领土的瓜分。
在向中国运送武器物资方面，美国又遇到了难题。因为当时中国的出海口均被日军占领，只有通过陆路向中国运送军备物资。苏德战争爆发后，经由苏联的新疆道路已不可用，由印度通往中国的印缅道路成为中国唯一的国际通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出兵占领英属缅甸，切断了印缅道路。所以美国希望英印联军和中国军联手打通缅甸道路，以便向中国运送军火武装中国。 1942 年 3 月，中国派出缅甸远征军，由美国中将史迪威任总指挥，在英军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试图夺回印缅通路。
1942 年 1 月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后，蒋要求美国派一个高级军官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1942 年 3 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史迪威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原是驻中国使馆的武官，是个中国通，能讲流利的中国话。史迪威对中国社会的实情十分了解，他对中国政府的腐败非常不满，他常说：“三亿九千九百九十万的中国人是好人，剩下十万是贪官污吏。”史迪威是理想主义者，对中国的期望很大，他刚上任不久就提出中国军东进夺还武汉，南进夺取河内的作战计划，但蒋介石对他的计划毫无兴趣。不过在史迪威的多次要求下，蒋介石委任史迪威出任缅甸远征军全权总指挥，罗卓英、杜聿明任正副司令长官。
史迪威上任不久就发现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存在严重问题。欧美国家军队的军官对上级的命令绝对服从，不管是谁，只要有指挥权就能指挥调动军队。中国则不然，中国军队的上下级关系由个人恩惠关系决定，军官只听从某个人的命令，其它人即使有指挥权，也指挥不动军队，是典型的私家军。虽然蒋介石明言缅甸远征军的指挥权归史迪威，但事实上缅甸远征军只听从蒋介石的命令，史迪威并不能有效指挥军队。
英印联军和中国远征军的这次作战被日军打败，英印军退回印度。由于中国远征军退回中国的退路被日军切断，史迪威命令中国军队撤往印度，但蒋介石越权指挥，命令中国军队撤回云南（蒋介石经常越权直接指挥，对此李宗仁等人也多有批评）。最高指挥部的不统一使远征军的军官们十分为难，结果有两个师听从史迪威的命令撤往印度，其他则听从蒋介石的命令撤回云南。在退回云南途中，远征军迂回穿越人迹未至的原始森林，结果饥饿和疾病导致士兵大量死亡， 10 余万人的部队最后回到云南的只有 4 万人。撤往印度的两个师改称中国驻印度军，驻扎在印度的兰姆咖。驻印度军在印度接受了美式训练并采用了全式美式装备，后来成为中国最精锐的部队。
史迪威从印度回到重庆后，要求处分那些不听从他命令的中国将军。根据欧美国家的军法，军官不服从上级命令要受到最严厉的惩处。史迪威称他作为远征军全权总指挥，部下不听他的命令理应受到惩罚，提出要枪毙四个不听命令的师长。但欧美的一套在中国行不通，蒋介石采取了宁人息事的方法，将第五军军长杜聿明调任，五十五师师长陈吾勉处分了事。史迪威对此非常不满，认为必须对中国军队进行结构上的改造，由于他对蒋介石的部队无法插手，史迪威提出他到印度亲自训练一只 10 万人中国军队的计划。史迪威说：“如果给予正确的指导，中国军队不逊于任何国家的军队。”当时退到印度的中国军队约有 1 万余人，史迪威要求蒋介石向印度空运人员，把驻印度军补充到 10 万人，但蒋介石对此十分冷淡，因为蒋介石不希望看到中国出现一只不听他指挥的强大军队。在史迪威的再三催促下，蒋介石前后只向印度空运了 1 万多人，使史迪威的 10 万人训练计划受到很大挫折。
由于第一次缅甸战役没有打通印缅道路，美国只得靠大型运输机飞越喜马拉雅山从印度向中国运输物质，运输量平均每月 1000 吨左右，并不能满足需要。 1942 年欧洲和太平洋战区都十分吃紧，美国无暇顾及中国战区，所以 1942 年到 1943 年上半年，中国战区比较平静，没有什么大的战事。 1942 年 10 月 10 日双十节，蒋介石向中国国民发表声明，强调中国已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四强（美英苏中）之一。英国首相丘吉尔听后说：“（中国）是四大强国之一，别是笑话吧。” 1942 年 10 月以后，蒋介石开始向英美交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归还香港等殖民地。在废除租借领事裁判权方面，英美均表示同意，但在香港问题上英国不肯让步，中英双方谈判一拖再拖，最后中方让步，于 1943 年 1 月 11 日和美英签订了香港问题除外的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协议。
可是在两天前的 1943 年 1 月 9 日，汪精卫政府与日本鉴定了包括归还香港、废除租借领事裁判权等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协议。国民党搞国民革命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汪精卫作为蒋介石的老对手赶在他以前签署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协议，让蒋介石十分不快。蒋介石说：“新条约一再拖延，让汪伪抢先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实为终身憾事。尽管人们对汪伪的条约视同儿戏，但中美新条约晚于汪伪发表，仍难免让人感到难堪。”此后蒋介石和英国的关系日渐冷淡，这也导致英国在 1950 年最早承认中共政权，因为当时中共没有明确要求英国归还香港。
1943 年下半年，盟军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均转入战略反攻阶段。罗斯福建议召开一次美英苏中四国首脑会议，但蒋介石不愿意和斯大林一起开会，因为蒋介石怕斯大林提出领土问题。假如斯大林在会议上要求蒋介石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蒋介石承认了就要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无法向国人交代；如果蒋介石不承认而美英两国又支持斯大林的话，中国就会在会议上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后来罗斯福提议分别召开一个美英中三国首脑会议和一个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蒋介石和斯大林都表示同意。
1943 年 11 月，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开罗进行了首脑会谈，这是蒋介石在二战中唯一一次参加国际首脑会议。罗斯福邀请蒋介石一起开会，亦是希望蒋介石今后能主动积极对日作战。蒋介石在会上提出了中国的要求：战后返还日本武力夺取的东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罗斯福和丘吉尔均表同意。但在谈到对日作战问题时，蒋介石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罗斯福希望蒋介石尽快在中国开辟第二战场，蒋介石则言语支吾，推说中国军队的装备落后，补给困难，要等打通印缅道路得到充分援助后，才可能发起大规模作战。罗斯福虽然对此口头上表示谅解，但内心还是十分不满。据罗斯福的儿子艾利沃特（ Elliott ）的回忆录，罗斯福在开罗会见了蒋介石后说：“我现在明白了，中国军队一心只放在监视共产军上，根本无心和日军作战。我相信蒋介石的确在妨碍史迪威的训练计划。”
随后召开的德黑兰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上，斯大林对罗斯福的中国政策表示不满，斯大林说：“既然中国人要求收回东四省、台湾，就应该让他们自己去打。根据中共提供的情报，蒋介石并没有把美国的援助用于抗日，而是储备起来准备将来与共产党打内战。如果中国军队不更加积极作战的话，美国就不该再给他们援助了。”斯大林要求罗斯福支援积极抗战的中国共产党部队，罗斯福答应考虑。当时一些美国记者到延安采访，写了不少赞美共产党清廉、八路军勇敢善战的报道。
与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相比，美国人对中共产生了好感，一部分美国人甚至认为既然国民党不积极抗日，美国就应该直接支持中共抗日。此后美国积极与共产党接近，美国接近共产党并不是美国人支持共产主义，而是美国人想利用共产党的军队打击日本。史迪威公开批评蒋介石把美国提供的武器优先装备自己嫡系部队的作法，史迪威说：“美国军援的分配，应该以军队能否作战作为标准，包括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内。”
开罗会议上，蒋介石以为罗斯福同情中国，对中国有求必应，向美国提出了不少条件，最大的要求是美国提供 10 亿美元的援助。当时罗斯福不好薄蒋介石的面子直接拒绝，只是说他个人同意，但要经过国会批准。但蒋介石以为罗斯福个人同意就等于美国同意了，多次向罗斯福催要这 10 亿美元。在开罗会议上决定中国军队和英国海军于 1943 年年底发起第二次缅甸战役，夺取印缅道路。但后来美英更变了作战计划，英国海军不配合中国进攻，罗斯福要求中国先单独发起第二次缅甸战役，罗斯福发电给蒋介石：“阁下同意计划的变更吗？”蒋介石回电说：“如果阁下给我 10 亿美元，再把空运量加倍的话，我就同意。”
蒋介石强调，除非有英国海军配合，或者提供 10 亿美元的援助，否则中国就要把第二次缅甸战役推后到 1944 年雨季以后。蒋介石的态度激怒了美国人，只张口要钱，不出兵打仗，和以往的中国军阀又有什么两样？史迪威质问蒋介石：“如果这些条件不能满足的话，中国就要停止抗战吗？”蒋介石回答说：“中国已经单独抗战 6 年了。”史迪威反问道：“这也能作为条件吗？”蒋介石无言以对。
1943 年的开罗会议上决定在中国成都修建机场，作为美军飞机轰炸日本的基地。蒋介石动员了 45 万民夫在不用任何机械的情况下，仅用 60 天修建成了机场。机场建成后，蒋介石给罗斯福送去了帐单，要求美国支付机场建设费用 8 亿美元。罗斯福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大怒：修个机场要这么多钱，简直成了无赖欺诈。罗斯福给蒋介石回电，强硬地说：请阁下协助史迪威的作战计划，向缅甸的日军发起攻击，否则美国将断绝一切援助。
另外 10 亿美元的贷款也引起美国人的争议， 1942 年 2 月 7 日美国国会虽批准无条件贷款 5 亿美元，到 1943 年底，中国政府提取了约一半的 2.4 亿美元。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调查资料，中国政府提取的 2.4 亿美元中有 8000 万美元已经存入了孔祥熙等人的个人帐号上，中国政府后来虽然对此作出了一些解释，但美国人对中国官员“公私不分”使用国家资金的方式非常恼火。结果蒋介石要求的 10 亿美元贷款 1 分也没有得到，而且罗斯福还决定，美国用于中国战场的开支每月将限制在 2500 万美元以内。
1943 年开罗会议后，蒋介石多次向罗斯福索要 10 亿美元贷款，并声称如果美国不给贷款中国就要停止对日作战。蒋介石的作法激怒了包括罗斯福在内的很多美国人，他们说：现在美国就象欠了中国的债一样，中国军队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有解放被占领国土的义务，好象中国军队是美国的雇佣军，对日军作战纯粹是为了帮助美国打仗，不给钱就不打。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并非真的没有钱。据美国方面调查，当时中国富人在美国银行的存款约有 33 亿美元，如把这些富人的存款拿出来充作军用，足够再抗战 5 年。支持重庆国府的富裕阶层自己不肯出钱打仗，却利用战争向美国伸手要钱，这让美国人十分反感。美国国会自 1942 年 2 月批准向中国无条件贷款 5 亿美元后，再也没有批准向中国贷款一美元。
最初美国并没有考虑向中国贷款，而是准备无偿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让中国军队承担对日作战的主要任务，就像美国无偿提供苏联武器，让苏联承担对德作战的主要任务一样。而蒋介石政府却提出要美国提供美金形式的经济援助，对美元的热情远远大于对武器装备的热情。美国人开始明白蒋介石的用心：试图用美元来维持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蒋介石把维持自己的统治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不愿在对日作战中消耗他的嫡系部队，因为在中国谁有更多的枪，谁就有更大的发言权。
1942 年 6 月美国与中国签订《租借协定》，向中国提供价值为 35 亿美元的军用物质。但这些援助物质，被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官员们视为“唐僧肉”，大家都试图从这里捞一把。装满战略物质的卡车从印缅公路开进中国后，有很大一部分便下落不明了。不久这些战略物质就出现在黑市上，不少军用物资还通过走私的方式卖给了日本人。美国驻中国战区最高参谋史迪威也向罗斯福密报很多美援物质都流到了日本人手中，把国民党政府对军用物质的走私贪污称为“二战中最大的丑闻”。
另外掌握国民党政府经济运营大权的宋氏家族，更是借机大发国难财。 50 年后的 1983 年，美国公开了联邦调查局 1943 年的调查报告，其中这样写道：“宋氏家族对中国经济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们对金钱的欲望更超过对政治的欲望，美国 5 亿美元贷款相当一部分已经装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美国财政部甚至还有人把宋氏家族戏称为“宋氏贼团”。
国民党军官也乘战争之机搜刮民财。管辖河南战区的汤恩伯将军，借战争之名向农民征收“特别税 ”，把农民的最后一点存粮也强行夺走。汤恩伯的苛税加上天候不好，造成了 1942 年到 1943 年的河南大饥荒。当时河南农民有这样的口头禅：河南两大害，黄河和汤恩伯。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到河南采访报道了那里饿殍遍地，人吃人的惨状。河南大饥荒的报道在《时代周刊》刊登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人很反感中国政府不顾民众的需求，强征老百姓口粮的作法。宋美龄看到《时代周刊》的报道后大怒，认为有损于中国政府的形象，要求《时代周刊》解雇写该报道的记者，但被《时代周刊》拒绝。
1943 年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向蒋介石问起河南大饥荒的情况，蒋介石却对此话题表现的十分冷漠。罗斯福在开罗会议后说：“对于中国民众的悲惨状况，中国政府明显缺乏应有的同情心”。另外蒋介石在 1943 年写成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把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归因于外国人的侵略掠夺，推卸中国政府的责任，让美国人读后非常不快。当时美国舆论界对蒋介石的评价是：“头脑顽固的冷酷独裁者”。
1942 年 2 月美国向中国提供 5 亿美元贷款后，要求中国汇报资金的使用情况，但重庆政府却在美元汇率上做文章。当时法币和美元兑换的官价是 20 元法币兑换 1 美元，而黑市价格却是 3000 多元法币兑换 1 美元。在重庆一包香烟按照官价兑换的价格为 5 美元，而在黑市上 1 美元就可以买到 160 包香烟。重庆政府则按照官方兑换价向美方汇报美元的使用情况，自然是数字水增，在重庆国府的报帐中，修建一个公共厕所的造价都要 1 万美元，在美国传为笑谈。
重庆国府由于经济状况恶化，不得不靠增发货币的方式来维持财政。据重庆国府公布的货币发行额： 1938 年 23 亿元、 1939 年 43 亿元、 1940 年 79 亿元、 1941 年 151 亿元、 1942 年底 344 亿元、 1943 年 753 亿元、 1944 年 1894 亿元、 1945 年 10319 亿元，抗战 8 年期间货币的发行量居然增加了 738 倍。大量增发货币的结果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暴涨。在重庆，不仅一般民众食不饱腹，连中流知识分子家庭的生活都陷入苦境，而政府的各级官员却乘机大发国难财，导致民怨载道。人们对蒋介石政府失去了信任，转向支持共产党的人越来越多，国民党政权的倾覆已显露端倪。
按照开罗会议的商议，中国军队将在 1944 年春季向缅甸日军发动进攻，可是届时中国军队却迟迟不动。罗斯福多次催促蒋介石出兵，蒋介石以美国不给 10 亿美元贷款为由，要把第二次缅甸战役推迟到 1944 年雨季以后。罗斯福被蒋介石的态度激怒，放出狠话：“如果阁下再不出兵，美国将断绝一切经济军事援助。”在罗斯福的强压下，蒋介石被迫出兵， 1944 年 4 月，何应钦率新军进入缅甸，开始了第二次缅甸战役。
1944 年春季开始，日军又在中国大陆重新发起了攻势。由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连连败退，海上运输线被美军切断，为此日军设想在中国大陆打通一条从满洲到越南的陆上通道，攻占美军在中国大陆的军用机场。日军打通中国陆上通道的“一号作战”开始后，结集 50 多万军队向豫湘桂地区大举进攻。驻河南的汤恩伯守军 40 余万，面对 5 万多日军的进攻，竟然全线溃败，前后不过 38 天，河南全省就被日军占领。守军司令汤恩伯首先脱离战线逃走，而且还命令他部队中 800 辆卡车中的 600 辆，为他和他的妻妾亲戚们搬运财宝家私。
面对日军的进攻，中国守军无心抵抗，军官们则忙着把自己的亲属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内地，在战场上甚至出现几百人的日军败走上万人中国军队的状况。在历时八个月的“一号作战”中，中国军队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丧失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大部和贵州一部，丢失大小城市 146 座及美军空军基地 7 个，飞机场 36 个。在已成为强弩之末的日军面前，中国军队居然连连溃败，很多情况下甚至是望风而逃。
罗斯福对中国军队的表现非常不满，为什么中国军队一再败退？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到中国视察，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这时延安的中共乘机发动宣传攻势，声称他们想对日军发起反攻，但国民党政府不让他们对日作战，希望美国直接向延安提供军事援助， 50 万共产党军队就会立即向日军发起反攻。中共同时利用美国人喜欢民主的心理，大打民主牌，指责蒋介石政权不讲民主。驻扎重庆的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林祖函等人，也频繁出入美国在重庆的大使馆，抱怨蒋介石政府压制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
与蒋介石政府的避战保存实力相比，中共的积极对日作战姿态，以及尊重民主自由的宣传，使不少美国人耳目一新，对延安大有好感。不少美国记者到延安采访，也称赞延安政府清廉，人民抗战热情高涨。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到中国时，特别提出要派一个观察小组到延安视察。蒋介石最初不同意美国人访问延安，但在华莱士的再三坚持下，被迫同意美国观察小组访问延安。
1944 年 6 且 18 日华莱士到达重庆，蒋介石为了给华莱士一个好印象，把重庆的乞丐全部关进了收容所，但华莱士对重庆政府的印象仍然很糟，华对蒋介石政府的评价是：“一个由地主、军阀和银行家支持的落后无知的政府。”华莱士到达第二个访问地昆明后，向罗斯福发了如下的电报：“我们对蒋介石的支持恐怕是一项短期投资，他实在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智慧和政治力量，战后中国的领袖大概将会通过政治变革或革命的方式产生出来。从现在的状况来看，战后中国的领袖出自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美国驻中国战区最高参谋史迪威多次向罗斯福建议改革中国军队，这时罗斯福也开始感到史迪威的建议是必要的，考虑让史迪威接替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的最高指挥官。 1944 年 7 月 7 日，罗斯福发电给蒋介石：“鉴于中国战局危急，我感到有必要让史迪威指挥在中国的全部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我理解阁下对史迪威将军的感情，但是我找不出另外的人选，具有史迪威那样的能力和决心，能够实现我们打败日本的远大计划。为此我把史迪威晋升为四星上将，请阁下把中国战区的军队指挥权移交给史迪威将军。”
由于中国军队在日军“一号作战”攻势下连连惨败，蒋介石也不好公开拒绝移交军权。但作为政坛老手的蒋介石，巧妙地使用拖延战术，蒋介石给罗斯福回电说，原则上同意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移交给史迪威，但请罗斯福给他一些时间，仔细考虑让史迪威担任全权指挥的具体办法。同时蒋介石立即派宋子文到美国活动，拉拢美国政界要人为他说情。
8 月 23 日，蒋介石又接到罗斯福发来的电报，催促他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移交给史迪威，这是罗斯福的第四封催促电报。因此蒋介石不得不作出一些表面的让步，请罗斯福派一个特使来华协调移交军权的工作。罗斯福便派赫尔利为特使，于 9 月 6 日到达重庆。 9 月 12 日，蒋介石与赫尔利特使的会谈达成以下结果：一、史迪威的职务名称定为“中华民国陆、空军前敌总司令”；二、史迪威亲自指挥中国陆、空军对日作战，但作战计划须经军事委员会审议；三、史迪威对其管辖部队，可依据中华民国法律实施奖惩任免之权。
9 月 13 日，史迪威会见了中共代表，中共代表转交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致史迪威的电报，表示愿意把中共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史迪威大喜，答应给中共装备五个美式机械化师。
虽然名义上史迪威已是中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但蒋介石仍然没有把实权交给史迪威，罗斯福对此分外恼火。这时罗斯福又接到史迪威的来信，史在信中说蒋介石准备抽调缅甸远征军回国，意在坐等美国打败日本的胜利成果。罗斯福的愤怒到达了极点，于 9 月 18 日发电给史迪威，并请史迪威转交一封他给蒋介石的电报。罗斯福在电报中，用向部下发布命令的方式说：“请立即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一刻也不要再犹豫。”发完电报后罗斯福感叹说：“如果对方是欧洲国家政府的话，恐怕就不需要这样的电报了。”
9 月 19 日，史迪威持罗斯福的电报面见蒋介石，此时蒋介石正在重庆郊外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赫尔利特使也在场。史迪威本想让翻译当众宣读该电报，但赫尔利阻止了史迪威，把电报译文交给蒋介石，说：“阁下自己看吧。”蒋介石看了电文后，沉默片刻说：“知道了，立即散会。”等其他人离开会场后，房间里只留下蒋介石和宋子文，这时宋子文看到 58 岁的蒋介石，竞象幼儿一样抱头嚎啕痛哭。罗斯福竟然不顾蒋介石国家元首的身份，用下命令的口吻让蒋介石交出军权，极大损伤了蒋介石的自尊心，以至于到失声痛哭的地步。蒋介石在 9 月 19 日的日记中写道：“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
面对罗斯福的“最后通牒”，蒋介石已无法再拖延，于是转用围魏救赵战术。蒋介石的战术是：并不直接拒绝交出军队指挥权，而是说史迪威得不到中国人的信任，所以不能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请罗斯福另派一个中国人可以信任的人选，他就同意交权。 9 月 20 日，蒋介石对赫尔利说：“中国军民恐不能长此忍受史迪威的侮辱，此殊为中美两国合作之障碍物也。”另外，蒋介石把国家的名誉和蒋自己的名誉联系在一起，声称中美合作必须是友好、和善的，绝不能有一丝强制性，绝不容许损害“中国国家与个人的人格”。
9 月 24 日，蒋介石和宋子文致电罗斯福，答应由美国人任中国军队总司令，但永远不同意由史迪威担任。 9 月 26 日，蒋又经宋美龄向罗斯福转达了如下电文：“余对罗总统平时的主张与意见无不尊重，但关于中国之三民主义与中国之主权，以及中国国家与个人之人格，如稍有损丧，则余必不惜任何牺牲，决不能因循迁就，否则即使联盟国作战完全胜利，则虽胜犹败。余决不能使中国赤化与主权动摇，并望友邦间能互相尊重人格也，，，。但无论美国如何变化，余自信抗战根据地与军队，决不致崩溃。吾人如再恢复独立抗战之态势，则对内政与军事情势，决不能比现在更坏，，，。惟事实证明，史将军非旦无意与余合作，且以为受任新职后，余将反为彼所指挥，故此事因而终止。如罗总统指派之任何美国将领，而富于友谊合作精神，以接替史将军，余必竭诚欢迎，且将尽力之所及，支持其作战，加强其权限也。”
蒋介石表明了他的底线：“中国国家与个人之人格，如稍有损丧，则余必不惜任何牺牲，决不能因循迁就，否则即使联盟国作战完全胜利，则虽胜犹败。”这也就是说蒋介石把国家与个人的人格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而抗战胜败倒在其次。蒋介石不惜决裂的态度让罗斯福感到为难， 9 月 25 日以后，罗斯福一直苦苦思考，犹豫不绝。美国虽然不喜欢蒋介石，但也没有其它解决办法，华莱士说：“除支持蒋介石外，好像没有别的办法。现今中国的任何领导人或集团显然都没有足够力量去接管这个政府。我们而所能作到的，只能是影响蒋氏采纳中国进步人士的建议，对政府注入新的活力。”
10 月 6 日，罗斯福给蒋介石致电说：可以考虑更换史迪威中国军队前敌总司令的职务，但建议保留史迪威对缅甸远征军的指挥权。蒋介石拒绝了罗斯福的建议。赫尔利则频频劝罗斯福让步，更换史迪威以换取蒋介石的合作。 10 月 12 日，赫尔利给罗斯福去电说：“如总统支持史迪威将军，则要失去蒋主席，甚至还可能失去中国，，，。请总统另派一位能够与蒋主席协力合作的年轻将领。” 10 月 18 日罗斯福最后决定让步，调回史迪威，派魏德迈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和在华美军司令。同时，把缅印战区和中国战区分离，中国战区由魏德迈指挥，缅印战区由索尔登指挥。
史迪威被召回国，蒋介石甚为高兴。 10 月 21 日，蒋介石在日记反省录上这样写道：“对此事之隐痛，亦可谓极人生之所未有也，，，。中美已误之国交，抗战已颓之形势，皆得由此启起机钥。此后军事、外交与内政，乃可按计划实施矣。” 10 月 20 日蒋介石在史迪威辞行时对史说：“我们性格各有所长，不如分地工作，各展其长。”蒋介石授予史迪威青天百日勋章，被史迪威拒绝，但史迪威在启程前，却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致电道别。
史迪威的继任者魏德迈于 10 月 31 日到达重庆，魏德迈比较尊重蒋介石，不象史迪威那样经常不留情面地批评蒋介石，因此蒋介石对魏德迈很满意。蒋介石在 11 月 16 日的日记中对魏德迈作了一个评价：“此人直谅勤敏，可说毫无城府，与史迪威之性格，适属相反。而其办事精神之积极紧张，我国军人应效法之也。”
表面上看，蒋介石在与史迪威的抗争中赢得了胜利，但蒋介石却是事实上的输家，因为蒋介石搞糟了国民政府在美国人心中的形象，使美国不再积极支持蒋介石政府，所以蒋史之争也为日后蒋介石政府的垮台埋下了伏笔。史迪威被招回后，曾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多篇批评蒋介石政府的文章，进一步损坏了蒋介石政府在美国舆论界的形象。史迪威离任后，罗斯福对中国军队的抗战彻底丧失了信心，连向中国军队提供武器的热情也冷却了。魏德迈上任后，向罗斯福提议用美式武器为中国军队装备三十六个师，并进行美式训练，但被罗斯福搁置不理。
更为严重的是，蒋史之争降低了中国在美国人心中的地位。美国预计发动对日本的总攻要牺牲 100 万以上的军人，因此罗斯福希望中国共同出兵分担美国的牺牲，可是中国的现状使罗斯福对美中联军共同反击日军的设想完全破灭，不得不请苏联出兵分担美国的牺牲。当然不给苏联好处，斯大林是不肯出兵的，所以 1945 年美英苏三国首脑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以出卖中国领土主权的方式，来换取斯大林对日作战，也可以说是蒋史之争造成的间接后果。
蒋介石得知“雅尔塔密约”后非常气愤，曾一度派缪斌到日本，密谈与日本单独讲和之事，但最后蒋介石还是被迫于 1945 年 8 月承认了“雅尔塔密约”。蒋经国到苏联签约时，向斯大林解释中国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理由：“我们抗战的目的，就是收复失地。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反而把这样大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坚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独立。”斯大林回答说：“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但你也应该知道，今天并不是我求你来帮忙，而是你求我来帮忙。如果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虽然斯大林答应罗斯福向日本开战，但斯大林并没有准备立即开战。据最近俄国解密的秘密文件，当时斯大林准备等美日中三国打得筋疲力尽后，再出兵占领中国长江以北的北方，建立蒙古和满洲国两个国家作为苏联的卫星国，把中国北部交给中国共产党，只把中国南部让给美国。但美国发明了原子弹使斯大林不得不改变计划，苏军在美国投下原子弹后急忙出兵满洲，但斯大林瓜分中国的计划已经落空。如果美国没有发明原子弹，苏军出兵中国的结果就有可能使中国出现南北朝鲜那样的国土分断结局。
史迪威本人态度的确比较傲慢，对中国政府和军队的领导人缺乏应有的尊重，蒋介石要求撤换史迪威也是情理之中。中国的角度来看，罗斯福强要美国人指挥中国军队，无疑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但当时的蒋介石国民政府过于腐败，国际形象很差，还要依赖美国的军事支持和经济援助，所以无法无畏无惧地向美国抗争。蒋介石试图对罗斯福说“不”，结果导致罗斯福向苏联出卖中国利益、割让中国领土的结局。总而言之，落后就要挨打受气，这是近代中国无法摆脱的命运。
1944 年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把蒋介石政府的腐败完全暴露于世人面前。西方记者看到前方毫无秩序败退下来的军队，士兵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武器残破不全，无力行走的伤兵被扔在路旁无人过问。军用车辆上装载的不是武器，而是军官们的私人财物。中国军官宁可扔掉武器，也要保住个人财产的行为，使人很难想象他们有与敌人死战到底的决心。更让西方人吃惊的是，中国高级军官们竟然带着妻妾上前线，这在其它国家的军队中是无法想象的。日本报纸上不时报道日军在战场上俘获中国某某将官的妻妾，作为日本国内的笑谈。
国民党腐败官员层层克扣本来就不多的军费，前线战斗部队的军饷经常拖欠，有的部队甚至连足够的军粮都领不到，士兵们掠夺抢劫老百姓成为家常便饭。军官们为了贪污军饷，往往多报士兵的人数，一般部队的实际士兵人数，只有纸面上人数的三分之二左右。加之国民党军采用“抓壮丁”的强征士兵方式，士兵逃亡十分严重，从福建强征的士兵，只有十分之一到达贵州前线。 1944 年参加“一号作战”的日军基本都是装备训练较差的预备役军队，但在中国军队面前还是“战无不胜”。
抗战末期由于国民党的腐败，国民党军队的素质比 1937 年抗战初期时下降了很多。加之抗战末期物价飞涨，国民党高级军官为了确保经济收入，各军队开始经商，军官们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经商上，更加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各城市的城防司令部成为变相的商业性机构，商人要依托军人的特许和保护才能从事商业活动。蒋介石的侍从唐纵在 1944 年 6 月 29 日的日记中写道：“在东南走私经商的不是党政机关就是军队，而纯粹商人走私经商已不容易了，这是实在的话。今日犯科作奸的都是有力量的人，政治的败坏，自上而下，所有经济政治军事全坏了。如果不能彻底有所改革，社会真是不可收拾。”
1944 年 7 月蒋介石在黄山召开“整军会议”，会上讨论的不是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问题，而是中国军队的体制弊病。蒋介石在会上气愤地说：“自从这次中原会战与长沙会战失败以来，我们国家的地位，军队的荣誉，尤其是我们一般高级军官的荣誉，可以说扫地以尽。外国人已经不把我们军人当做一个军人，这种精神上的耻辱，较之于日寇侵占我们国土，还要难受。，，，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这样的军队，还存在于今日的中国，叫我们怎样做人？，，，我看到红十字会负责人送来的一个在贵州实地看到的报告，报告新兵输送的情形，真使我们无面目做人，真觉得我们对不起民众，对不起部下！据报告人亲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饿殍，瘦弱不堪，而且到处都是病兵，奄奄待毙，有的病兵走不动了，就被长官枪毙在路旁，，，，。我常常听到各地来渝的人说，我们各军事机关的主官，交际应酬真是应接不逞，有的一顿饭要吃两、三处地方。我听了这种报告，真是痛心！现在是什么时候，前方官兵过的是什么生活？而我们天天还在宴会，我曾经三令五申，不许随便请客，但是大家一点都没有做到，腐败堕落到了这种地步，试问我们成什么军队？成什么政府？”
尽管蒋介石下决心整顿军风军纪，要求大家“知耻图强”，但该次整军并没有收到多大效果。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恐怕比蒋介石亲口描述的还要糟糕一些，大概不会有人指望这样腐败的军队还能打胜仗。 1944 年末，国民党占领区已经缩小到西南数省，重庆被日军占领好象已经是时间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也是不难理解的。
作为对照，延安共产党的表现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美国人最早到达延安的是一批新闻记者，这些记者异口同声地报道说延安共产党政府行政清廉，军队的军纪军风良好，深得老百姓的支持。美国记者的报道使不少美国人把中共视为中国“进步势力”的代表，称延安代表“民主的中国”，而重庆代表“封建的中国 ”。美国新闻界对中共的正面评价也影响了美国政界的对华政策，美国人不得不考虑，美国支持一个腐败无能的政府，并予以大量的物质援助，这样做值得吗？如果把这些援助提供给清廉进步的中共，是不是会得到更好的效果呢？
前中国战区美军最高参谋史迪威，单纯从军事上考虑利用共产党的军队打击日本人，而美国总统罗斯福考虑的更远一些，他希望把中共从苏联拉入美国一边，不仅成为美国军事上的同盟，而且成为战后美国政治上的同盟。当然在美国反共的大气候下，罗斯福不可能支持中共建立政权，于是萌发了建立国共联合政府，把中国变成美国的一个有生命力盟友的想法。
另外很多美国人并不认为中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政党，美国大使馆官员戴维斯在写给国务院的报告里评价中共说：“中共里面基本上没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与其说他们是共产党，不如说他们是一个农民民主党。”同样苏联的斯大林也称中共是“马戈林共产党 ”（马戈林： MARGARLINE 人造黄油、非纯正的）。
1944 年 6 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重庆时，提出美国要派一个代表团到延安，蒋介石迫于美国的压力，只好同意美国派一个十几人至二十几人的小型代表团到延安，团长为鲍瑞德，代表团中还有中共的“朋友”，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谢伟斯。谢伟斯在重庆美国大使馆任职期间，就与中共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等人结为朋友。 1944 年 8 月 23 日，毛泽东同谢伟思谈话时说：“中共并不指望俄国人的帮助。美国不必担心我们不肯合作，我们一定合作，我们必须得到美国的帮助。”
毛泽东向美国放出“远苏近美”的气球，也是有国际背景的。毛泽东执政后，在中共党内批判了王明的“国际派”， 1942 年的“整风运动”后，更进一步肃清了“国际派”在中共的影响，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而苏联一直支持王明，所以毛泽东上台后，中共和苏联一直存在不小的分歧。抗战爆发后，苏联主要援助的是蒋介石政府，对延安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援助，所以中共考虑放弃苏联而与美国结盟的可能性。
这时中共在理论上也开始摆脱共产主义的色彩，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表明中共当前的任务不是搞社会主义，而是搞基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新民主主义”。毛泽东提出：在中国搞社会主义是在实现“新民主主义”后，国家完成工业化建设以后的遥远事情。中共的“新民主主义”设想在某种程度上打消了不少美国人对中共搞赤化的恐惧感，谢伟斯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毛泽东并不想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相反中共试图依靠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落后的经济。现在中共与苏联以及共产国际并没有密切关系，中共认为美国比苏联更可以依赖。”
中共明白美国人喜欢“民主”，所以尽量树立民主的形象赢得美国人的好感。中共声称在他们的解放区里，地方政府已经或者正在由人民选出，中共在地方政府组成方面，实行“三三制”，即党内人士、党外民主人士、工农代表人士各占三分之一。同时召开边区参议会，实行与党外民主人士的民主合作。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演说》中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站在民众之上。各位代表先生们、各位同志们，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
1944 年秋开始，美国开始考虑在中国建立国共两党的“联合政府”。 1944 年 8 月以罗斯福总统特使身份来华的赫尔利，担任起国共两党的调停人。当时中共由于处于劣势，缺乏国际支持，所以对美国的“联合政府”提案非常积极。 1944 年 9 月 25 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宣布：赞成美国指挥官指挥全部中国军队。 10 月 23 日，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在重庆约见赫尔利，要求赫帮助中国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相比之下，蒋介石则对美国的“联合政府”提案非常消极，只是为了不得罪美国人，才不得已勉强与中共进行谈判。
1944 年 11 月 7 日，赫尔利亲自前往延安访问，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到机场迎接。 11 月 8 日，赫与毛泽东、周恩来会谈，达成了建立联合政府的五项建议， 11 月 9 日毛和赫代表双方在协议上签字。毛赫达成的五项建议是：
一、中国军队统一。
二、国民政府改组，建立一个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组成的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政府遵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保障思想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以及结社和集会的自由。
四、美援物资在所有抗日武装间平等分配。
五、联合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等所有抗日党派为合法政党。
由于赫尔利是美国的反共分子，中共担心赫尔利在国共两党的调停中偏袒国民党一方。延安谈判之后，中共对赫尔利是否会向美国政府正确转达中共的本意亦不放心，又托美国财政部代表弗里德曼带一封信，请他回国后转交给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这封信由周恩来写成，信中说中共对国民党政府不进行****感到失望，希望美国直接援助延安，并邀请摩根索访问延安。
11 月 10 日，赫尔利和周恩来一起从延安返回重庆后，罗斯福正式任命赫尔利为驻华大使。赫尔利向蒋介石汇报他与毛泽东达成的五项建议，但蒋介石对建立一个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毫无兴趣，因为这样要使国民党失去独揽政权的资格。 11 月 22 日，蒋介石提出三项反建议，答应承认中共为合法党派，前提是中共军队与国民党军队合并。蒋介石同意军事委员可以接受数名共军高级将官加入，但没有同意与中共成立联合政府。蒋介石反对毛赫五项建议，使赫尔利很失望，但赫尔利又接纳了蒋介石的三项建议，试图说服中共让步接受蒋介石的反建议。
中共对赫尔利的摇摆不定感到愤慨，毛泽东指责赫尔利为什么和他签订了五点建议，又倒过去同意蒋的三点建议。毛泽东对美国延安代表团团长鲍瑞德说：“ 延安不是傻瓜，也不是篮子，要靠人施舍。，，，如果美国不援助，还可以转向英国和苏联嘛！”但毛泽东仍建议在可能的情况下与美国进行合作。赫尔利的这次调停失败，与他自己的立场摇摆不定有很大关系。
尽管中共不接受蒋介石的三点建议，但声明无意关闭和谈之门。中共发现赫尔利等人是亲蒋的，但也有鲍瑞德等一些美国人是亲共的，中共想冲破蒋介石和赫尔利的封锁，直接与罗斯福及美国政府建立联系。 1945 年 1 月 9 日，毛泽东交给迪克西使团代理团长克罗姆利少校一封信，请他通过军事渠道转给罗斯福。毛泽东在信中表示中共希望派出一个代表小组到美国访问，对美国政府和人民直接讲述中国的复杂内部问题。如果罗斯福同意，毛泽东、周恩来打算亲自赴美国访问。从现在披露的情报来看，罗斯福并没有收到毛泽东的信，是谁扣留了毛泽东的信已无法查明。
1945 年 1 月 24 日，国共双方的谈判再开。中共代表周恩来坚持在联合政府建立以后，才能移交军队，而蒋介石则坚持共产党先解散他们的军事组织以后，才能开始谈判联合政府的问题。最后双方于２月３日发表了一项联合建议，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取代现行的国民大会，为建立民主宪政开辟道路。但在统一军队和共产党参政问题上，双方没有达成共识，还需要进一步谈判。
1945 年 2 月 23 日，朱德经由美军官艾芬士上尉向美军中国战区最高参谋魏德迈申请二千万元美元贷款，作为对日作战经费，被赫尔利阻止。中共一直无法与美国政府高层官员直接取得联系，打不开对美局面，并且又得不到苏联的实质性支持。 1945 年 6 月，毛泽东在七大会议上发表了《愚公移山》讲话，表达了中共即使没有国际支持也要坚持到底的决心，同时批评蒋介石政府“要把中国引向黑暗”。
正在美国撮合中国联合政府之时， 1945 年 2 月 4 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在苏联雅尔塔召开了雅尔塔会议，会上罗斯福背着中国政府，与斯大林签订了出卖中国主权和领土的“雅尔塔协议”，以换取斯大林的对日出兵。“雅尔塔协议”关于中国的内容如下：
一、外蒙古脱离中国独立。
二、大连港为国际商港，苏联在该港具有优先权。
三、苏联租借旅顺作为其海军基地。
四、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中苏双方共同经营。
罗斯福没有向蒋介石透露雅尔塔会议的内容，蒋介石预感到雅尔塔会议对中国将是十分不利的。蒋介石在 2 月 8 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见罗、邱、史黑海会议第一次公报，一如所预料。其结果与英、俄协以牺牲我乎？” 3 月 15 日，蒋介石通过中国驻美使馆得知雅尔塔密约的具体内容后非常愤慨，他在 3 月 15 日的日记中写道：“阅此，但有痛愤与自反而已。雅尔达果己卖华乎？惟如何可以断定，此次黑海会议，俄国对日作战已有成议。果尔，则此次抗日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矣！”
当时蒋介石最担心的就是苏联出兵。蒋介石没有估计到日本会那么快投降，以为日本还能坚持一年左右，所以苏联一旦出兵，苏军就会以消灭在华日军为借口，进军大部甚至整个日占区。苏军一旦进入中国，就不会轻易撤走，要换取苏军从中国撤军，还不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更有甚者，如果苏联象处理东欧占领区那样，把进入中国的所到之处都建立共产党政权，蒋介石政府的末日也就到了。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萌发了与日本单独停战讲和的念头。蒋介石希望日本放弃汪精卫的南京政府，承认重庆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重庆与日本签署和平协议，日军从中国撤军，把日占区交给蒋介石政府。蒋介石对日单独讲和的着眼点有二：一是一旦日军撤出中国，苏军就没有了进入中国的借口；二是可以保证得到日占区的领土，防止共产党趁火打劫。中国单独与日本讲和当然要得罪美国人，不过蒋介石认为既然美国可以做出牺牲中国换取苏联对日作战之举，中国这样做也不算背信弃义。
1945 年 3 月 16 日，缪斌奉蒋介石的密令乘飞机来到东京，与日方密谈单独讲和一事。当时缪斌名义上是汪精卫南京政府的立法院副院长，实际上却与蒋介石有秘密联系。缪斌到日本时，携带一部可以与蒋介石直接联系的无线发报机，把密谈的情况随时报告蒋介石，并直接接受蒋介石的指令。
缪斌首先提出要直接与天皇会谈，但缪斌并不持有蒋介石的亲笔委任状，也没有什么其它信物可以证明他是蒋介石派来的密使，一些日本人对缪斌的身份尚有怀疑，所以不同意缪斌见天皇，而是让天皇的弟弟东久弥宫会见缪斌。 3 月 18 日东久弥宫会见缪斌时，开门见山地说：“在我们会谈以前，请先生先回答我三个问题。”
缪斌说：“请讲。”
东久弥宫问：“第一，重庆承认天皇吗？”
缪斌答：“承认。”
东久弥宫问：“第二，为什么要与日本和谈？现在美军已显示出压倒性的优势，直率地说，日本对战争已经绝望了。”
缪斌答：“重庆并不愿看到日本完全被摧毁，因为中国的安全也要依赖日本的继续存在。如果日本在灭亡前与美国停战讲和，日本就会成为中国的防浪堤，可以将苏俄进入中国的危险防患于未然。”
东久弥宫问：“第三，为什么要直接与天皇会谈？”
缪斌答：“日本政界没有可信任的人物，唯一可以信任的就是天皇。”
东久弥宫对缪斌的直率回答很满意，认为缪斌是可以信任的人物。东久弥宫问起中国方面的和平提案，缪斌说中国的和平提案主要有三点：一、取消汪精卫南京政府，承认重庆政府的合法地位；二、日军立即从中国撤退，将日占区移交重庆政府；三、中日单独签署停战协议，中国负责斡旋日本于美国之间停战讲和。东久弥宫听后认为可以接受中国方面的和平提案。
1944 年 7 月 18 日，东条英机内阁倒台，小矾国昭继任首相。小矾也十分支持缪斌带来的和平方案， 1945 年 3 月 21 日，小矾首相召开了各大臣参加的“最高会议”，商讨缪斌带来的蒋介石和平方案。尽管小矾一再坚持与中国单独讲和，但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和外务大臣均反对，他们认为单方面从中国撤军会导致军心涣散，也反对抛弃日本支持了多年的汪精卫政府。最后小矾仍不死心，又直接向天皇提出与中国讲和的方案，希望得到天皇的 “圣断”。但是天皇也表示反对，这样失去了各方支持的小矾不得不辞职， 1945 年 4 月 5 日小矾辞职后，由铃木贯太郎继任首相。铃木也曾设法与重庆和谈，但得不到军部的支持，最后不了了之。缪斌得知日方的商议结果后感叹说：“日本的政治家都是猪脑子。”
缪斌这个人的一生也颇富传奇色彩。缪斌 1921 年考入南洋公学（现上海交大）电气科后，加入国民党， 1923 年黄埔军校成立时，他出任无线电科教官。 1925 年 2 月东征陈炯明作战中，缪斌组织了敢死队，带头冒死冲入敌阵，一时被誉为国民党军中的英雄人物。缪斌的勇名也使他的地位迅速上升， 1926 年北伐时，缪斌出任第一军副党代表（正党代表为汪精卫）， 1928 年北伐胜利时，缪斌任陆军中将。 1929 年， 26 岁的缪斌出任江苏民政厅长的重职，但不久遭排挤下台。此后缪斌一度留学美国，回国后隐居著书。汪精卫政府成立后，缪斌出任立法院副院长，但与蒋介石有秘密联系。
美军占领日本后，从日本档案里发现中国单独与日本秘密讲和的资料，麦克阿瑟大怒，要传中方代表缪斌出庭作证，但缪斌已被中国处死。原来抗战胜利后不久，缪斌作为被逮捕，并于 1946 年 5 月 21 日被处死。缪斌是蒋介石政府处死的第一个，不免让人感到有杀人灭口之嫌。缪斌死后，缪斌的日本朋友为他建了纪念碑； 1950 年，天皇的弟弟东久弥宫在东京主持了缪斌的追悼会； 1991 年在东京稻荷神社为缪斌树立“显彰碑”，封缪斌为“和平神”。日本人认为应该感谢缪斌冒险到日本谋求和平的行动，缪斌最终因此而死，故树碑表示纪念。
蒋介石政府虽然取得了抗战的胜利，但是由于腐败，却失去了中国民众的民心。在抗战时的艰苦环境下，不仅底层的老百姓在水火中煎熬，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公务员、教师和学生也挣扎在饥饿线上，承担着战争带来的牺牲。可是他们周围的有权有势之人，却明目张胆地在战争中聚敛财富，发战争横财，这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和愤恨。很多知识分子并非亲共产党，也不赞成共产主义，但他们更痛恨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然而中国却没有第三条道路让知识分子们选择。
一些历史学家著书说二战后美国积极支持蒋介石反共，为蒋介石出钱出枪打内战，这是有违于历史史实的。美国固然反共，但美国并不赞成蒋介石用武力消灭共产党的暴力方法，而是希望蒋介石把共产党作为一个合法的民主政党对待，用民主的方式解决共产党问题。蒋介石则坚持用暴力方法消灭共产党，这是美国与蒋介石政府的最大分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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