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没人谈论西藏独立，或是奥运火炬传递所引起的中国与西方的对抗了。
后现代的政治生活如此眩目，像是不断更换的舞台剧，没人知道下一幕谁将出场，剧情如何。

突然到来的汶川地震，摧毁了城市与乡村，带走了数以万计的生命，也催生了无数眼泪、同情与动人故事——这些柔软、美好的情感在这个不断变化、过分功利的时代中，曾经被普遍的忽略。地震也消除了过去几个月弥漫在中国周围的孤立气氛，在西方世界，对灾民的同情压过了之前对中国的不信任，而中国政府的大规模与快速反应，更受到了广泛的称赞——似乎这个“沉浸在悲痛中的中国”，已完全不是“那个咄咄逼人的中国”。

让我们暂时搁置一下眼泪与悲痛，暂停感慨人在自然面前的脆弱，稍后再赞扬中国政府与公众的团结一心的表现……让我们正视中国社会内部正在兴起的一种愈来愈显著、却经常被忽略的趋势——不受制约的政府权力和难以自控的公众情绪，正日益紧密的结合成一体，它们反对任何独立的、不同的声音与力量，它们共同的洪流，可能摧垮经过30年发展所缓慢生长起来、力量微弱的公民社会。它们都声称自己的“爱国主义”，却可能将中国建设成一片繁华的沙漠。

自从今年3月起，这种感觉就开始强烈的攫住我。先是拉萨的骚乱，然后是火炬的传递，国家的宣传机器依旧一如既往的工作，它用单调的语言、粗暴的语气，传递出片面的、经过严格选择的信息。我以为它们不再会奏效，人们早已习惯于将各种官方的宣传，当作可以嘲笑的谎言，一种嘲讽一切的情绪早已在社会中蔓延——除去自己的利益，人们似乎什么也不相信。但是，我却看到了公众的赞同与愤怒，人们或许在私下谩骂政府的腐败与欺骗，但一旦涉及到“国家与民族”问题时，人们的声音就突然开始变得惊人一致——它不容任何质疑。我尚不能清晰的分析出这种倾向的原因，它或许与人们对身份的认同有关。自人类开始以来，归属于一个确认的群体的需要就是一种自然的需求，它是家庭、氏族、部落、社会阶级、宗教组织、政党，民族国家……昔日的中国人曾经在家族、地域与地方宗教中找到归属感，到了20世纪，民族国家则提供了另一种强大的归属感——我们强烈的意识到自己与别的国家的不同，并且感觉到屈辱。而到了1949年之后，民族国家的归属感愈发强烈，并且它和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政府、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混合在一起，它们变得不分彼此。同时，可能给个人提供的归属感的系统都被都荡平了——宗族祠堂、旧文化传统被破了，宗教则是精神上的鸦片，社会阶级中只有一种值得保留，其他则被改造……1978年开始了新时代，但是毛泽东时代留下的遗产却如此是持久。中国人或许在对物质的占有中，获取一种新的身份认同——我消费什么，我就是什么人，但是那种内心深处的更深刻的归属感却仍未得到满足，它似乎只能和民族国家联系起来。但很可惜，经由多年的宣传与教育，政党、国家机器与民族国家，仍经常被混为一谈。所以，那些在街头抗议CNN与家乐福的年轻人，不仅获得了一种公共表达的机会，他们也在那一刻感受到一种更崇高的归属感——看，我在为一种更伟大的目标而呐喊，而不仅仅是我自己。

当汶川的地震发生后，那骇人的灾难引发了巨大同情，激起每个人内心的脆弱性，人们与政府最初表现出一致的态度，值得理解。但是当事态继续向前发展，一场巨大灾难所避难出现的复杂性都已突显出来时，政府仍不愿意面对真实的困境，只用一个个的感人画面和解放军的无私英勇，来搪塞对深层事实要求时。而公众似乎仍对此并无怨言，他们轻易的将对生命的崇高赞美，替换成了爱国主义，同时不愿意承认面对悲伤每个人都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认定此刻对于政府的任何质疑都是“动机不良”或是“时机不对”，他们自觉的将自己的身份和整个国家机器，联系在一起。当这种一致性发生时，他们觉得自己不再孤单，而且拥有一种道德上优越感。

于是，在这种众志成城的民意下，国家的权力可以继续不受制约的扩张。我们不是看到了，不管是以奥运会的名义，还是以灾难的名义，政权的任何行为不都获得了新的合法性吗？中国的改革曾经是政治权力退出社会的过程，因为全能性的政府导致灾难，但现在，它似乎再次证明了只有政府与军队能够解决问题，它们的力量值得尊敬而不是警惕。同时，公众也在以崇高和爱国的名义，为自己的无知获得了某种权力。当这两者相互匹配与利用时，这个社会的独立的、清醒的声音，可能出现的多元化力量，都将受到严重的挑战。在世界历史上的一些时刻，不是充满这样的例证吗，它们或许可以在短期内给人以强大的印象，但长期来看，它们则扼杀了一个社会的想象力、丰富性，并最终导向一个令人忧虑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