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news.qq.com/a/20091029/000522.htm

从外地来上海打工的孙中界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不惜牺牲自己的一根手指，一个公民凭借自己的力量挑战社会公权力，而且以一种近乎惨烈的方式，孙中界的命运和之前开胸验肺的张海超如出一撤。从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开始，一系列“个体”事件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社会制度的完善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于秋 记者陈璟贝发自北京

这位18岁的河南小伙子也许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被全国媒体所关注，而代价是，一根断指。

在孙中界被认定在上海打工期间涉嫌非法营运，“为表清白”自残小指一周之后，10月21日，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根据上海市政府要求进行的核查公布了结果：不存在所谓的“钓鱼式执法”问题。

这样的结果显然无法令孙中界信服。而不满意的还有上海市的高层。上海当地新闻网站新民网头条置顶的新闻大标题为《上海高层不满浦东结论 邀各界彻查孙中界案》。当天，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决定成立联合调查组，对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一事作进一步的调查。

一根断指：够不够换“清白”

好心反遭冤枉，令他心中郁闷，他甚至用菜刀伤了自己的小指，这一切都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10月14日晚7时许，上海庞源建筑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司机孙中界驾驶一辆金杯面包车，行驶在闸航路上。这是他到上海的第三天，到公司上班的第二天。

据孙中界事后向媒体回忆，他路过浦东新区闸航路、召泰路路口附近，一名年约20岁的年轻人站在路中央拦车。看到这名年轻人无公交车、出租车可搭乘，“出于同情心”，孙中界顺道将他送到1.5公里外的目的地。

5分钟后，他驾驶的车辆被另一辆面包车逼停到路边，搭车男子向车里扔了10元钱，并且在放钱的同时，右手拔钥匙，左脚踩刹车。

接着，车门被打开，一名男子出示了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调查处理通知书，称孙中界从事非法客运，孙中界和车辆都被带离现场。最后，孙中界在调查处理通知书上签字。

当晚，孙中界受到公司批评。好心反遭冤枉，令他心中郁闷，他甚至用菜刀伤了自己的小指，这一切都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正是在这一晚之后，媒体对上海“钓鱼式执法”（也称“倒钩式执法”）问题进行大篇幅的报道和解读。尽管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初步调查结果认定，不存在所谓的“钓鱼执法”问题，而上海浦东新区政府重新组建的联合调查组还没有取得更进一步的成果，但媒体却已采访到金盆洗手的上海“钓头”，曝光了“钓鱼式执法”的内幕。

据悉，上海市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曾披露光辉“业绩”：两年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上级的预定指标。而《新闻晚报》披露，在闵行区，“钓钩”每“钓”到一位私家车司机，便可获得300元人民币，“钓头”则提取200元。其他区的行价甚至更高。

因此，有评论认为，正是在业绩和经济效益“双赢”的刺激下，各地交通执法部门互相仿效，使用“钓鱼式执法”强行罚款，牟取巨额利益，也由此导致车主与执法部门的矛盾激化。

律师王明红对媒体表示，“钓鱼式执法”缺乏正当的执法目的，执法手段上也违反了法定程序，从某种角度上讲，是一种滥用职权的违法行政行为。目前，有些区县已经紧急叫停了这种“钓鱼式执法”方式。

一个人，改变一部法律

从孙志刚开始，以一己之惨痛代价暴露制度的缺陷并使之得以完善的人，不乏其数

然而，对于从某种程度上使得“钓鱼式执法”被曝光甚至叫停的孙中界本人而言，他付出的代价未免过于沉重。

而在他之前，以一己之惨痛代价，暴露制度的缺陷并使之得以完善的人，不乏其数。在他之后，相信还有。

2003年，那个27岁的年轻生命，孙志刚，因未携带任何证件，被错误作为“三无”人员收容，而后被同被收治的人员殴打致死。孙志刚的死亡使得一项“恶法”（《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得以废止，而后，国务院出台了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从“收容”变“救助”，孙志刚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他的墓志铭上写道：以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法治进程。

相比之下，佘祥林稍为幸运，却同样沉重。

1994年，他被指控杀害了自己的前妻张在玉，在证据不足，甚至有人看到其前妻的情况下，仍然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11年后，那个一度“被杀害”的前妻重新回到当地公众的视野中，佘祥林被判无罪释放。

正是在包括佘祥林案件等一系列冤假错案的影响之下，2005年，法学界展开关于死刑程序的激烈讨论，最高法院则宣布收回下放长达二十多年的死刑复核权，并为此增建3个专门负责死刑复核的法庭。普遍认为，正是在这一年，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司法领域的人权保护成为改革的焦点。

但社会系统是如此复杂，死角暗沟比比皆是，于是类似的个体事件并未绝迹。

今年2月8日，云南省晋宁县24岁男子李乔明因盗伐森林被拘押，受伤致死。云南警方最初给出的说法是，他是与狱友玩躲猫猫游戏时撞墙受伤。

由于网友的热议和质疑，一个新的网络流行语“躲猫猫”诞生。由于网民剥茧抽丝穷追猛打，各地看守所命案接连曝光。因此，从4月20日开始，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对全国看守所开展为期五个月的监管执法专项检查活动。一些地方的看守所开始改造监控系统，甚至实行“阳光公安监所工程”改革。更重要的是，建立检察院巡查制度，改革押审合一制度，将调查权与羁押权分开的呼声也在法律界蔓延开。

今年6月，被多家医院诊断为尘肺的张海超，因为现行职业病诊断制度的漏洞，始终无法拿到相关的鉴定证明。为了弄清病情，他坚持“开胸验肺”，用胸前那道再也抹不去的伤疤换来了一纸鉴定和61万元的职业病赔偿。

此后，卫生部发文要求加强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

别让他们孤独前行

社会制度的完善，是不是一定要个人付出这么沉重的代价？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舒国莹注意到，新近发生的张海超、孙中界等事件体现了近年执法过程中的新现象——公民的不服从。

“如果公民认为法制不合理，或者执法过程中有过失，有人会采取抵抗法规的方式，也就是不服从。那么，问题就变为，国家制度如何应对、解决公民不服从的问题。”他表示，“从现在的一些案例看来，国家制度改变了原有的一些不合理的方式，达到与行动个体的一致。”

“孙志刚案等标志性的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莫纪宏说，“但是，张海超、孙中界事件却让我们思索，社会制度的完善，是不是一定要付出这么沉重的代价？”

在一个以人为本为目标的国家，以这种方式换来社会进步或许并不值得庆幸。由于中国记者所作的大量报道，这些事件也同样引起了外国同行的注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驻京首席记者吉米·福洛库鲁斯就认为，这些事件为中国政府敲响了警钟。他向本报指出：“今天的中国社会，虽然不像西方一些对中国持偏见的人所想的那样，人治而非法治，专政而不民主，我也看到了中国政府在很努力地推进中国社会的法治进程，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中国社会目前的确还存在许多问题，中国政府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如果公权力能够主动发现现有机制的弊端加以改进，或许可以避免无法挽回的个人代价。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舆论其实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日本共同社记者盐泽英一就强调，不要忽略了媒体舆论监督对推进中国社会法治建设的作用。可以想像，如果没有媒体的曝光，孙志刚和佘祥林等事件很难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点评：“钓鱼”黑幕黑在何处

周东飞

孙中界的遭遇揭开了上海“钓鱼式执法”黑幕的一角，引发了公共舆论的强烈关注和深入讨论。当地有关部门匆匆发布的“调查结论”不仅没有达到为执法者洗脱嫌疑的目的，而且进一步使外界对当地政府到底有没有决心彻查事件产生了怀疑。

“钓鱼式执法”也被称作“倒钩（有倒刺的鱼钩）式执法”，前者更通俗，后者更形象。指的都是那种执法者与“钓钩”合谋设下圈套，然后诱民入罪分享不法利益的执法方式。“倒钩”一旦误吞，势必难以吐出。

“钓鱼”黑幕之黑，首先表现在惹人非议的执法方式上。打击黑车整顿客运秩序是政府行政执法行为的一种，古人云“政者正也”，行政执法必须光明正大，严格按照法律授权的范围和方式来进行。从某种程度上说，执法是对违法行为的纠正，但其前提是执法行为本身必须是合法的。在刑事司法领域有一个通行的常识，即刑讯逼供得来的证据都不具备法律效力，因为刑讯逼供行为本身已经违法。不但非法获得的证据无效，非法行为本身也必须受到追究。行政执法遵循同样的原理，“钓鱼执法”本身已是非法手段，它所作出的种种处罚只能是“毒树之果”。

“钓鱼”黑幕之黑，同样表现在执法目的的不纯。打击黑车的目的，原本是为了保证城市客运市场的良好秩序。但是，“钓鱼式执法”显然走到了这一目的的反面。上有罚款指标任务要完成，下有各色人等需要瓜分罚款要保证办案的动力，所谓的行政执法完全异化为罚款经济。

“钓鱼”黑幕之黑，最后落脚在它让人恐惧的后果上面。“钓鱼式执法”的荒谬显而易见，如果它受到了必要的监督，就决不至于肆虐到这种地步。当地政府部门首次调查结论宣布一切毫无问题，似乎可以看作一个关于监督效力的隐喻。自体监督向来是靠不住的，问题是作为正义最后藩篱的司法裁判也并没有发出应有的声音，执法部门毫无忌惮地告诉外界“这类官司还没有人打赢过”。到这里我们才终于明白，孙中界何以要用砍断手指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因为他并没有更多的依靠。

如果说黑车的存在所破坏的不过是客运市场的秩序，那么“钓鱼式执法”却让人人陷入被栽赃被诬赖的恐惧。从此，让人向往的乐于助人将变成愚蠢的自投罗网。从此，冷漠将取代热心。“钓鱼式执法”一日不被剪除，社会的恐惧感一日不会消除。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政府公信力将是一个奢侈的用词。对此事件的新一轮调查据说已经开始，丑闻能否消除，信任能否恢复，一切取决于当地政府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