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一把手吴德：毛泽东是怎样纵容文革武斗的



http://history.dwnews.com/news/2013-06-18/59233135-all.html

【多维历史】北京市是在1967年春开始武斗的，那时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七十多人。公安部长谢富治说：“由公安系统、（北京）市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北京市委的通知草稿还没有发出去，谢富治打电话找我去。我去后他对我说：“公安系统拟的稿子送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评了，大意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这样一来，混乱的局面就无人敢加以制止了。

当权威倒下的时候，一般人的尊严也一同倒下。市委几位书记的情况，一个个惨得很。

1966年的11月至1967年1月，北京新市委已经瘫痪，我们不能在市委正常办公了，就搬到京西宾馆办公。这样，又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指责，他们说市委怕群众，已经变成地下市委了。

我讲—讲市委几位书记的情况，一个个惨得很：



李雪峰，主席要他避风头，暂时到天津去了。



郭影秋，被人民大学的造反派揪回人大，关在地下室里，天天遭到批斗。郭影秋有病，我们好不容易和造反派谈判后才把他接出来。



陈克寒，自杀了两次。—次在万里的办公室里服了大量安眠药，被发现后抢救过来；另一次他被商业学院的造反派抓走，遭到揪斗后，他从二层楼上跳楼，没有死，很多地方骨折。市委得到消息后，组织人把他很快送到医院抢救，这一次他又被抢救过来了。有人为此竟批评我右倾，我想总不能见死不救吧牎粉碎“四人帮”后，陈克寒同志病逝了。



万里，也被揪斗得很厉害，屡经凶险，后来中央采取措施将他监护起来，由卫戍区执行。



赵凡，被整得死去活来，后来是否被下放到二七车辆厂了，我记不清，起码被关了“牛棚”。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高扬文，在市革委会成立之后，被冶金部的造反派揪走。当时，曾经请示了谢富治。谢富治说：把高扬文交给他们，与冶金部的造反派谈一下，告诉他们不准武斗、打人，把问题交代完后要把人放出来。以后，我还派了—位由部队到北京市帮助工作的同志去看望了高扬文。高扬文是比较晚一点被冲击的，前边的几位遭冲击早一些。



这样，新市委的领导陆续被整了下去。我还算幸运，继续艰难地工作着。以后，市委又补进了刘建勋、雍文涛。刘建勋是从河南调来的，他任华北局书记，李雪峰走时，我提出我实在干不了，李雪峰就把刘建勋调到市委，事实上让他负责市委的常务工作。雍文涛是从广州调来的，他是广州市委书记，“文革”前调到国务院任文办的副主任，好像兼任了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然后又兼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负责学校、学生工作。还从外交部调丁国钰同志到大学工作委员会工作，外事口先是调李清泉负责，后来改为丁国钰负责，大学工作委员会撤销后，丁国钰被留下来了。又从北京卫戍区调黄作珍任市委书记处书记。



刘建勋后来被调回河南，雍文涛被揪斗后提出回广州，这时没有办法了，又调卫戍区的政委刘绍文任书记。



北京市没有市委时，有党的核心小组，核心小组的组长是谢富治，温玉成任第一副组长，我是核心小组的成员。温玉成调走后，我任核心小组的副组长，谢富治还任组长。



刘仁回来后，造反派就吩咐他搞卫生、刷厕所。过了几天，刘仁忽然不见，后来才知道被拘捕了。

新市委成立后，李雪峰让我找刘仁谈一次话，问一问刘仁还有什么问题要交代的。我和马力一起去的，马力当时任市委的秘书长。我和刘仁原来很熟悉，我们曾在晋察冀一起工作过。见面后，我问他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说的，他说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彭真犯什么错误我就犯什么错误。谈话不多，我也没有说什么就走了。



当时，叶帅是中央首都工作组的负责人，他看到北京很乱，提出要我们将刘仁和其他市委领导同志送到外省监护。我对叶帅说：送到外省需要中央通知，北京市不好出面直接与各省联系。为了避免意外，我决定先将刘仁等同志送到昌平清华大学的分校，建一个伙食单位，实际上保护起来，防止被造反派揪斗和乱打。



有人直接给江青写信，将这两件事情报告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把我找去，江青说有人来信揭发我和刘仁密谈，她问我与刘仁都谈了些什么。我说没有谈什么。她就我把刘仁等人送到昌平—事做了一顿训斥，指责我包庇“黑帮”，保护“黑帮”。中央文革小组立令我们第二天将这些人弄回来，交给群众，不许有误。



第二天，刘仁等人被狼狈带回市委。刘仁回来后，造反派就吩咐他搞卫生、刷厕所，累得他团团转。过了几天，刘仁忽然不见，后来才知道被拘捕了，看到刘仁朝不保夕的情况，对郑天翔，我也十分担忧，怕出问题，便写了报告。小平等同志批示监护，由卫戍区经办的。



据杨成武同志后来告诉我，在一次会议上，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说我是坏人，说我包庇“黑帮”。周总理便问杨成武认识不认识吴德。杨成武说：“在晋察冀时就认识了，他不是坏人。”周总理说这个问题以后再研究。江青等人的文章没有做成，我逃过了一关。



谁知粉碎“四人帮”后，市委有些同志据此来批判我，说我搞了个“反修堡”。这件事，前后都被人批判了。



那时，刘仁同志被整得很惨，家也被抄了。刘仁同志是很坚强的，他只是说彭真犯了什么错误他就犯了什么错误，别的没什么可说的牎刘仁同志有心脏病，后来死在狱中，宁折不屈。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破四旧”迎风而起。这件事到现在我也不明白。那时，已经产生了“西纠”，说“破四旧”是他们发起的，我怀疑。我估计是中央文革小组发动的，北京市委并不清楚，我问过李雪峰，李雪峰说他不知道。



“破四旧”超越了常规。在它的名义下，抄家、伤人、打死人的情况出现了。到处破坏，甚至破坏到了中南海里头。中南海紫光阁后边的武成殿房，康熙题写的一块“下马必亡”的碑石都被红卫兵抬走了，后来四处找寻才找回来。红卫兵还把中南海院子里的一些石狮子抄走了。堂堂的国务院也在劫难逃。



首都一带头，“破四旧”运动便发展到全国，演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砸、抢”，涂炭生灵。



1966年“破四旧”后，一天，毛主席找我去汇报“破四旧”的情况。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



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



然而，毛主席哪里知道，运动的发展由不得愿望，岂止是动动而已，动刀动枪了。



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七十多人。



北京市是在1967年春开始武斗的，那时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七十多人。李雪峰可能到天津去了。面对这种情况，我很紧张，寝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我谈情况时，谢富治也显得很紧张，神色惊疑。我们认为要制止这种情况。谢富治说：“由公安系统、市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



我从谢富治处回来，就开始起草市委通知。公安系统的通知由谢富治打电话，让市公安局来拟。



我们市委的稿子还没有发出去，当天夜里两点钟，谢富治打电话找我去。我去后他对我说：“公安系统拟的稿子送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评了，大意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



这样，混乱的局面就无人敢加以制止了。



然而，不断传来打死人的消息使我发愁。10月份，我又找到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我还找过陈伯达一次，提出是不是可以发个通告，制止打死人等无法无天的行为。中央文革小组不同意，还是说，这样会约束群众的革命活动，影响发动群众。



一直到11月18日，我们当时都搬到京西宾馆办公了，中央文革小组才同意市委发布《重要通告》。《重要通告》说：“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反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



这个通告的措辞是严厉的，但实际没有管用。江青在以后又大讲“文攻武卫”，她接见河南造反派还是安徽造反派时就宣传“文攻武卫”。这样，武斗从“文攻武卫”的口号中找到了护身符，两派都说自己是“左派”自卫，对方是挑起武斗的罪魁祸首，武斗问题非但不能制止，而且愈打愈激烈。



1967年至1968年期间，全国武斗很厉害，不少地方具有相当规模，动用较大杀伤武器。相比之下，北京不算最严重的，但我估计，在武斗中死亡的人数大概不下千人。



这时“破四旧”，先是发布通告发不出去，等通告发出去了，又来了一个“文攻武卫”。当时，水龙头总赶不及点火的。



全国大串联，坐火车不要钱，到处可以吃饭。



再说一说“大串联”的情况。我调到北京来后，1966牛7月下旬就犯了“资反路线”的错误，开始检讨。市委就不灵了，以后就瘫痪了，可是，我还要工作。毛主席接连八次检阅红卫兵，大概接见了1300万到北京的红卫兵。全国大串联，坐火车不要钱，到处可以吃饭。当时都叫红卫兵，手臂上套一块红布就行，这给组织接见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第一次是在天安门举行的。毛主席原想坐在汽车上绕天安门广场一圈。但毛主席的车一出来，争着和毛主席握手的人就把汽车包围了，进不得，退不得。谢富治、汪东兴都在毛主席的车上，他们都急了。我在后边的另一辆车上，一看要出事，赶紧下车向前挤，但根本挤不过去，我被挤得前心贴后背，喘不过气。



后来是组织了部队手拉手把群众分开，才把毛主席硬接出来。我也挤不出去了，亏得一批中学生开出一条道，方走出重围。



我出来后，看见毛主席和刘少奇都在上天安门的电梯口坐着。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向他们说，应该检讨，我组织得不好。



“杨、余、傅事件”后，调温玉成任卫戍司令。“九大”以后，温玉成调走，吴忠任司令。吴忠是驻锦州的四十军军长，他调到卫戍区任卫戍司令后，又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政法工作。



当时，刘绍文、黄作珍、吴忠、杨俊生这四位军队同志都曾进过北京市委书记处。



接受这次教训，以后的检阅改为红卫兵坐大卡车经天安门受毛主席检阅。结果也不行，很多人坐不上车。又改为像游行似的，从天安门前走过，但秩序也很乱。很多人一走到天安门就停住不走了，都想看毛主席，只顾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热泪盈眶。



每次都出现一些问题，特别是在西苑机场的检阅，那次可能有一百多万人，当时踩死了两三个人，大家都没命地往前拥，形成不由自主的强大人潮。



八次检阅，每次都是周总理找我们亲自布置，当时真是刻刻提着心，怕出事。



红卫兵在北京，包括新到和原来没有离开的，人数最多的一天达到300万。当时北京市区的居民也就是300多万，不到400万人，一时增加了这么多人，吃、住、行都很困难。南方的人要吃大米，北方的人要吃白面，尽量调剂。其实不只是食、住、行，衣也摊上，天凉了，南方来的人还得给他们发御寒军衣。北京市委红卫兵接待站设在先农坛，负责人是国防科委的一位同志，他很好，还有一些军队“支左”的同志在做招待工作，大家忙得不可开交，昏头昏脑的。这些吃、住等问题是不好解决的，接待站的同志解决不了问题，红卫兵就打骂他们，甚至抓他们去游行，做“喷气式”来批判。这些同志很苦，见到我时委屈得哭，提出不干了。那时，我也被揪斗，但还要劝这些同志，说工作是党交给的任务，不能不干，而且要干好。



有一天，来的人特别多，前门那—带都挤满了，人山人海。实在没办法了，我去找周总理，说北京市各机关容纳不了了，中央各机关我动员不了，如何是好牽周总理说通知中央各机关和市委各机关开一个会。于是，马上在工人体育馆开了个万人动员大会。大家都到了，我一说话满场起哄，没人听。无法，我就打电话报告周总理。周总理来了，他要求各机关派人去市委接待站领人，各机关能住多少就领走多少人，管吃管住。中南海也腾出一些地方住红卫兵。



以后按这个办法，一来就通知各方面来领人安排住宿。那时，北京差不多家家户户都住了红卫兵。上上下下，一片沸腾。



后来陶铸提出，这样串联影响铁路等交通的正常运输，听说把火车的窗户都挤坏了，号召走路串联，不坐车乘船，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这才有效，慢慢来的人就少了。



大兴、昌平发生了乱打乱斗，—夜之间打死了几十个人。

这个时候就发生了武斗打死人的情况，城外开始是大兴、昌平发生了乱打乱斗，—夜之间打死了几十个人。先是大兴的哪个公社我记不住了。听说以后，我们立即派人去制止，结果，派去的人进不了村子，村子边都站了岗，不让进，就像禹作敏一样。我们说市里派人去不行，让卫戍区派人去。被派去的是卫戍区的政委刘绍文、张益三和市委的秘书长马力。村子里的人看到解放军来了，就让进去了。他们进去后，就做工作。见情况很惨，小孩都遭了毒手，村子里的人就是用锄头、镐把等东西武斗。调查后知道，村子里的支部书记为了避免斗争他，就反过来提出斗地富，群众一起来，就打死人了。接着，昌平也出现打死人的事情，我们也是马上派人去制止了。



后来，形势稳定以后，我们把这两个村子的支部书记都抓起来了。



市里第—次武斗在地质学院，大概有“东方红”这一派参加，我忘记另一派是什么组织。一派保地质部的何长工，另一派反对。发生武斗后，因为是北京市内发生的首次武斗，大家都惊得什么似的，我们就火急火燎地报告周总理了。周总理找我、郑维山、丁国钰去，让我们三个人出面与两派谈判，传达周总理停止武斗的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周总理还叫郑维山从北京军区派一支徒手部队把双方分割开。周总理派地质部的一位副部长邹家尤和我们一起去，他做“东方红”对立面那一派的工作，我们做“东方红”这一派的工作。



我们到地质学院后，就找两派的头头来谈，我们一再派人去叫，两派的头头都不来，只让他们各派的参谋长来了。我们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让两派罢兵。谈不拢。我说，这是周总理的指示。但他们根本不听。



夜晚时，有人送给我一张条子，条子的内容大意说，派关锋、戚本禹同志为联络员来解决问题，条子的署名是陈伯达。又过了一会儿，又有人送来一张条子，叫我们与戚本禹谈谈。我对送条子的人说：“不知道戚本禹在哪里。”这个人便领着我找到了戚本禹。我向戚本禹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戚本禹听完后说：“这个办法不行，你们要支持‘东方红’，他们是左派，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他们。”戚本禹还说：“你们是站在支持中央文革小组一边，还是站在另一边牽口气相当无理。”



戚本禹又说是否可以这样，“东方红”今晚有个大会，你代表市委主持“东方红”今晚的大会，把那个姓邹的地质部副部长交给他们批斗一下就回去，他们只批斗半个小时。



我说是周总理让这位副部长和我们一起来的，怎么好来批斗呢？



戚本禹说批斗的时间不会长，不然解决不了。



我叫丁国钰先回去了。郑维山看到这个势头也借口走了。我留下参加“东方红”的大会，他们说你先说几句，然后批斗一下地质部副部长，最后由关锋宣布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当时，朱成昭还不同意由我主持会议，我看见戚本禹与朱成昭嘀嘀咕咕地商量了一阵，最后，戚本禹对我说，你来主持。



开会后，他们派了两个人先批判了邹副部长，然后把他送回去了。以后，关锋念了中央文革小组起草好的稿子，大意说：“东方红”是革命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东方红”这一派。关锋念后，宣布大会结束。



我回来后，很不是滋味，强打精神向周总理汇报说武斗已经停下来了。周总理听后说那好，就没有再说话。



事实上，北京的武斗大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操纵的。清华、北大、地质学院、七机部、文化宫、西单商场、棉纺厂、水泥厂的武斗都很厉害。



当时，我说话没有人听，但—有武斗，谢富治就让我和黄作珍去制止。



民族文化宫发生武斗，谢富治让我带着“五大领袖”去制止，一到民族文化宫，“五大领袖”都溜走了，武斗实际上是他们操纵的。结果，武斗没有被制止，我反而被围在那里了。我看到武斗的人员在集合。这时，戚本禹的秘书出现在我身边，他说他正好经过民族文化宫，就来了。这位秘书是位军人，很年轻。我对他说我处理不了武斗，我本人也出不去了。这位秘书说，他帮我出去。他找了两派的人，说他是戚本禹的秘书，是中央文革小组派他来的。他找两派一谈就解决了。



我不由暗叹，我一个北京市委第二书记，说话还不如人家的一个秘书顶用。



1972年，我任市委第一书记，又调了倪志福同志任第二书记。“文革”期间，市委的领导情况大概这样。



本文选自《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吴德（1913-1995），历任燃料工业部副部长、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1966年后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政委。为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九届中央委员，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十一、十二届中顾委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