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中国进入了一个以发展经济为目的的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当时邓小平正式主政，在思想、政治和经济领域都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对以前的极左错误路线也进行了批判，称为“拨乱反正”，并为以前的许多冤假错案平反。许多被划为右派的人，都得到平反，这其中包括宗教界的人士。但袁相忱此时却还在东北监狱里，接受改造，他丝毫没有想到，神对他的新计划已经开始启动了。

　　一九七九年下半年，一方面中国的政策开始放松，对一些有冤假错案的人虽然没有平反，但也不至於像五六十年代那样浓郁的政治气氛。另一方面，东北监狱也开始饱和。一大批失去劳动能力的老犯人，长期在监狱中，为政府增加了负担。政府为了要减轻负担，就决定把那些凡是年龄六十岁以上、失去劳动能力、并且在监狱中政造二十年以上的人，释放出来。是一批批地分批释放：有家的回家，没有家的，就地分配工作。政府之所以敢把反革命份子放回去，一方面是政府知道过去所判刑的反革命犯中，有很多是冤枉的，有很多是量刑过重的，他们对社会其实并没有多少危害，只不过是赶在那个政治风头上，有时因为几句话就成了反革命，是属於时代的牺牲品。二是因为在这二十多年中，社会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反革命的温床也没有了，把反革命放回去，估计也不会危害社会了。

　　从七九年下半年开始，黑龙江第一监狱里就开始有符合释放条件的老犯人，断断续续地离开。袁相忱知道这一情况後，心想：“我也是符合条件的。难道是神让我出去再继续为他工作？”他这样想，但心中又有疑惑。直到後来，经监狱中其他已获释的犯人们证实，政府确实有这样一个政策，就是要分批释放劳政二十年以上的重刑犯，他就马上写信给家里，要他们思想上有准备。他告诉家人：“若是主许可，我也许很快就能获释。”梁惠珍接到信後，先是非常高兴，但高兴之後，又不相信，认为这是不太可能的事。其实，当时他们不相信也是很正常的，因为连袁相忱自己开始也不相信。这确实是一件出人意外的喜事。在他们还没有想到的时候，神却替他们成就了。

　　梁惠珍虽然不相信袁相忱马上能回来，以为是监狱里的谣传，但为了稳妥，她在接到袁相忱的信後，还是马上让大儿子福音写信去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问询是否有这件事。她想，如果真的是要释放的话，法院应该是最清楚的，问一问法院，就可以知道袁相忱的信的可信程度了。但她忘了，七九年是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期，各方面、各部门之间的工作还没有协调好，正处在一个杂乱的转接点上。这次的释放计划就是这样：直接通知监狱，监狱放人後，才再到法院备案。福音也很想知道父亲到底有没有可能回来，他在写给法院的信中说：“我是袁相忱的儿子，我父亲是五八年四月被捕的，但我不清楚我父亲到底犯了什么罪，我不知道，我家里的人也不清楚、不知道：为什么我父亲会被判这么重的刑期？我觉得我父亲不应该判得这么重。现在有许多冤假错案都得到了平反，我父亲这种情况，能否平反？”半个月後，法院就来了一封信，让福音去面谈，福音就去了。

　　在一个接待室里，一个女的坐在桌子後，福音坐在前面的小板凳上。像审犯人一样，那个女的问过福音的姓名和工作单位後，就说：“你父亲的问题很复杂，不能跟你说。他跟王明道一样，是反革命集团的首恶，我们五八年对他的量刑是很确切的，也是很恰当的，不能改变。”福音说：“我父亲的问题再复杂，也应该能说得清楚。如果说不清楚，你们又是依据什么判刑的呢？”那个女的看福音很激动，就说：“你的出身是不可选择的，但道路可以选择。你不要背包袱，好好工作。”福音说：“我父亲的事我了解，我是他的大孩子，他被捕时我己经十七岁了，我知道他没干什么坏事，但不知道你们怎么就判了他是反革命。刘少奇当初不也被判反革命吗？後来你们又说是判错了。你们都能把国家主席判错刑，更何况是其他人？”法院的人就生气地说：“你别往刘少奇那里扯！刘少奇是刘少奇，你父亲是你父亲。你父亲的这个刑期判的没有错。你以後也不用再来找我们了。”说完就把一张纸条交给袁福音，这是法院正式的答覆。名称上写著：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函。正文是：“袁福音：你的来信已收悉。经复查认为：原我院（58）中刑字第1013号刑事判决，对袁相忱的定罪、量刑都是正确的。特此函告。”日期是七九年十一月十六日，还有一个中级人民法院的大红印章。

　　袁福音拿著法院的通知，步履沉重地回到家里。梁惠珍迫不急待地问：“法院的人怎么说？”福音把法院的通知拿给母亲看，梁惠珍看了後，叹了口气说：“交托主吧，我们只能等候。”经过这一次的法院确认，袁相忱的全家人都不相信袁相忱能回来，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过了几天，袁福声的妻子对福声说：“我梦见你爸了，梦见他回来了。”福声听了，笑了笑，并没有放在心上。当时福声和妻子因为没有房子，就在梁惠珍住的屋外，自己搭了一个六平方米的小房间。袁福声的妻子根本没有见过公公，福声想，妻子可能是前几天听到父亲写信说要回来的事，才有了这种想法的。他们全家都认定，袁相忱不可能在近期内回来--谁能有法院说的准呢？

　　但是，在人看来不能的，在神却凡事都能。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袁相忱从工地收工回来吃午饭。正吃的时候，监狱领导进来念公告，袁相忱和其他犯人就都起立，认真听著。当时每天都要念几个人的名字，宣布释放。他们的农场中己有三十多人分批释放了。二十日那天，有袁相忱的名字。这一切既是在袁相忱意料之外，也是在他意料之中。他当时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在长期的劳动中，人的感觉已麻木了，根本不会有大喜大悲的感情波动。但後来却越想越高兴。领导叫获释的人，吃完饭後就赶快收拾东西。袁相枕收拾行李时，把有些东西丢掉，有些东西送人。监狱又为要出狱的人每人发了一身黑色的棉袄棉裤，把灰色的、後面有“犯”字的劳改服装换下来，就表示不是犯人了。此外还每人发了六十元钱，作为遣返费。监狱领导还问袁相忱的家住在哪里，袁相忱说：“北京白塔寺。”领导听後，就说：“现在全国五大城市（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天津）己经不能进户口了，你有没有儿子在小地方居住？可以把户口上在你儿子那里。”袁相忱说“有”，就把大儿子的地址写下来。袁福音的住址在北京石景山，袁相忱一边写福音的地址，一边想：自己被捕时大儿子才十七岁，媳妇根本不认识，怎么能把户口上在他家呢？但领导问，他就只好写，因为犯人无权要求，也不能发表意见。

　　袁相忱立即把自己获释的消息写信告诉家人，用快件挂号寄出去，兴奋得整夜难眠。那天下午，袁相忱已不用劳动了，收拾好东西只等著回家。第二天清早，监狱为他们发了释放证。袁相忱一看上面写的地址是白塔寺，就高兴得不得了。心想要不然的话，户口只能上在农村福音的家里了。其实他不知道，二十年後的石景山早已不是农村了。

　　袁相忱得到的是编号为“79刑清字第655号”的《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的假释证明。裁定书中写著：“对罪犯袁相忱予以假释，考验期限和剥夺政治权利均为十年，从假释之日起，至一九八九年十月三日止。”裁定书的时间是一九七九年十月四日，发裁定书的单位是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二庭。裁定书到达袁相忱手里的时间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就是说袁相忱虽然获得了释放，但还需要加上十年的考验期，才能获得公民权。这没有公民权的十年中，按规定不能离开北京，耍离开北京就要向派出所请假，并且还要定期汇报思想。

　　十二月二十一日，袁相忱拿到假释证後，就马不停蹄地立即起程。他先是从监狱中步行三公里，赶到汽车站，再坐汽车到革志县城，再从革志县城转火车回来。革志是个小车站，只有慢车经过，火车要经过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最後才能到达北京。火车从黑龙江革志起程後，因为天气太冷，所以蒸汽机车怎么也烧不起来，车速就减慢，慢车就成了慢慢车。袁相忱那时归心似箭，在慢吞吞的火车上如坐针毡。车开到吉林太平川那站，袁相忱当机立断，下了这列火车，准备在太平川换一辆快车回北京，哪怕能早一秒钟见到家人都好，所以即便多花些钱也在所不惜。袁相忱下车後就直接去卖票的地方，买了票又赶到车站电报室打电报，要家里人二十三日晚十点半去接车。他打电报的时候已是下午五点多了，电报厅快要关门了，营业员一个劲地催促，所以匆忙之中他忘记写自己的名字，只写了：“我十二月二十二日乘车，二十三日晚十点半到。请接我。”这几个字，营业员也应付了事，急著下班回家，没有提醒袁相忱加上名字，所以这封无名无姓的电报就这样发了出去。梁惠珍是在二十二日下午五点多收到电报，她刚下班回家，看了电报後心想：“这是谁发的电报呀？连名字都不写。”再看看电报的地址，是吉林省太平川，也是个陌生的地方，她实在想不出有谁会在这个叫太平川的地方给自己发电报。傍晚正好袁福声的同学来了，他爱人是东北人，曾到北京看病，在梁惠珍家里住了一个月。梁惠珍就问他：“这是不是你爱人来的电报呀？没有写名字。”福声的那位同学看了看电报上的地址，说：“不是我爱人发的电报。我爱人在吉林。”福声眼前一亮，说：“妈，说不定是我爸发的电报。”梁惠珍想，忘记写名字的马虎风格倒是像袁相忱，可地址也不对啊？袁相忱是在黑龙江，不是在吉林。福声己经兴奋得跑到屋里，找出一本列车时刻表，一看，高兴地大声说：“没错!一定是我爸回来了！你看，从革志有车到太平川，从太平川又有车到北京，爸爸一定是在太平川上的车。明天就能到了。”梁惠珍看著儿子的兴奋样子，自己也兴奋起来，但又一想，好像不太可能，因为十一月十六日法院刚下的通知，说是不可能改判。一家人兴奋了一会儿之後，又都变得垂头丧气起来，因为大家都相信法院说的话，不相信是袁相忱回来，只以为是哪个朋友要来。最後商量好，总之不管是谁发的电报，既然收到了，就一定要去接。

　　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福声先下班回到家里。他看到有一封写著母亲名字的信，笔迹是父亲的，就急忙打开。这是袁相忱在监狱里发的那封快件信。袁相忱告诉家人：“我就要回来了。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接我。接站的日期，我再打电报告诉你们。”福声看完後，高兴得直流眼泪。梁惠珍五点半下班回来後，还没进门，福声就冲出门来，向她大喊：“妈！”梁惠珍被这喊声吓了一大跳，还没反应过来，福声又接著说：“我爸来信了。我昨天说是我爸要回来，你不信。你看，他的信来了！”福声一边说，一边流泪，他们母子二人就在门外边又把信看了好几遍，一边看信一边掉眼泪。福声的妻子就催促大家赶紧吃饭，好早点去车站接人。

　　那天晚饭，谁都吃不下去，大家只喝了点粥，就准备去车站接袁相忱。福声又跑去大姐安湖的家里、老五平湖的家里，告诉他们收到了爸爸的信和电报，今晚就去车站接人。於是当晚梁惠珍、福声、安湖，以及安湖的丈夫张仲贤四个人去接站。他们大概八点半钟就到了车站，其实袁相忱坐的那辆车要十点半才能到，但他们个个激动异常，生怕去晚了。他们四个人，把住火车站当时仅有的四个出口，一直从八点半站到十二点钟。一批又一批的人流涌出车站，他们望眼欲穿，但始终都没见到袁相忱。

　　足足等了四个钟头，看了四个钟头，他们四个人腿站得酸了，眼睛看得疼了，但还不忍心离开。等出站的人都走完了，出口的工作人员要关门了，他们还不甘心，问关门的检票员，还有没有人在里面，是不是车晚点了。关门的人说：“那辆车早到了，人都走完了，没人了。别在这里傻等了，你们回去吧。”

　　劳累、失望、不知所措，他们四个人就这样站在寒冷的北风里，大家都沉默著。梁惠珍又不禁流出眼泪来。她不停地默祷：“神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安湖叹了口气，担心地说：“我爸别是又出了什么问题，回不来了。”

　　深深的愁绪笼罩著这一家人。从极度的兴奋激动到极度的失望，这种大起大落的情绪波动，使他们精疲力竭。安湖怕母亲晚上回到家後，又一个人胡思乱想，所以就说：“妈，你今晚就去我家吧，明天再回来。”梁惠珍说：“不用了，我明天还要上班呢。”女儿又说：“我给你们打个的士吧，现在也没车了，打的士回去方便些。”梁惠珍说：“不用了，打出租车多费钱哪。我和老二坐环城车回去，挺方便的。”於是他们四个人就坐夜班车回来，一路上默然无语。环城车只开到西四，到西四後，安湖和丈夫就回自己的家，梁惠珍和福声要从西四走一站路，才能到家。

　　梁惠珍坐在汽车上、走在路上，都不停地四处张望，看是不是袁相忱不认识路，四处乱走。但街上没有一个人，离家近一步，她的心情就低沉一下，进了白塔寺的庙门後，她已低沉到了极点，泪水就在眼里打转。她再一次地向神发问：“神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我是空欢喜一场？”

　　福声想安慰母亲，但又找不出合适的话，正不知该说些什么，他一抬头，发现母亲屋里的灯是亮著的。梁惠珍一向节俭，不浪费一度电，今天临出门时福声亲眼看著她关掉灯、锁好门，把钥匙交给自己的妻子。这么晚了，自己的妻子也不会一个人呆在母亲的房间，难道是父亲回来了？梁惠珍也看到了屋里的灯光，他们两个互相看一眼，但又没有信心，不敢再说什么，就只好彼此不约而同地快跑起来。一进门，看到一个光头的人正坐在板凳上洗脚，再一细看，才认出是袁相忱。他们两人就奔到袁相忱面前。袁相忱也认出了妻子和儿子，他连忙站起来，脚还浸在脚盆里，伸出双手来，紧紧地握住妻子和儿子的手，一家三口抱头痛哭。袁相忱一边哭一边说：“这些年你们受苦了。”

　　福声的妻子听到他们回来的声音，就从自己的房间里出来，看著他们三个人抱头痛哭，自己也忍不住直掉眼泪。但她又想，公公今天能回来，应该是高兴才对，所以她就想使气氛轻松一点，故意对自己的丈夫打趣说：“福声，瞧你笨的！被接的人都回来了，你这接人的还没影儿。”於是一家人经她这么一打趣，又破啼为笑。

　　为什么梁惠珍和孩子们没有接到袁相忱呢？原来，袁相忱坐的车晚点了，本来是十点半到，结果十一点多钟才到站，那时出站口的灯是红眼灯，看不清楚，再加上袁相忱穿著一身黑，又戴著大皮帽，只露出两只眼睛，所以四个人都没有认出他。袁相忱本来是应该认得出妻子和孩子们的，但因为火车晚点，他的性格又急躁，从出站口出来时没看到家人，他就想，或者是家人没有收到电报，或者是来接他的人等不到他，就先回去了，所以也就没有仔细看。其实当时只要他稍微停留一下，或是回头再看一下，就会看到家人的。但归心似箭的袁相忱却出了车站後，就急忙去找103路车的站牌，迫不及待地想早一点回家见家人。到了103路站牌下，一看时间，没车了。他就打算叫一辆出租车回家去，花点钱也不怕。正当他准备打出租车的时候，很奇妙地，站牌下又来了另外两个人，这两个人看了时间後就互相商量，一个说：“我要去白塔寺，现在103路车没有了，我只能去坐夜班车了。”袁相忱一听那人的地址和自己家的一样，就想，既然有夜班车可坐，他又和我同一个站下车，我就乾脆跟著他，去坐夜班车，省些钱也好。他就一路跟著那人，来到夜班车的站牌下等车，袁相忱也是坐到西四，下车时，因为身上没有零钱，他就给售票员十元钱来买票，售票员找不开钱，就没收他的钱。下车後，袁相忱就往西向白塔寺方向走来。他想，只要找到白塔寺的庙门，就能找到家了。但因为庙门已被拆了，所以袁相忱就走过了头，到了白塔寺东岔。因为袁相忱走後才搬的家，所以他不知道家的具体位置，感觉不对头了，就凭著直觉又往北走，一路走一路喊梁惠珍的名字，但没人答应。走到最里边，还有一家没睡觉，里面有人答应说：“就在那间大屋子呢。”袁相忱也不知道是哪间大屋子，猜想是走过了头，所以又往回走，仍然是一边走一边喊。福声的妻子本来是在家等他们接公公回来，可是因为等得太晚了，她就不知不觉地睡著了。袁相枕的喊声把她喊醒，她听到外面有人在喊婆婆的名字，就在屋里答道：“我妈去车站接人了。你有什么事？”袁相忱说：“她接的就是我。”福声的妻子一听，赶紧起来，出门看到袁相忱，却不知道该说什么。这是她第一次和公公见面，只说自己是福声的媳妇，就拿出钥匙来开门。袁相忱就进到自己家里，媳妇又为他拿来脸盆、脚盆，为他倒好水，他就开始洗涮。正洗脚的时候，梁惠珍和福声就回来了。其实，他们坐的是同一次夜班车，只不过袁相忱坐的车比梁惠珍和福声坐的早一趟而已。

　　袁相忱终於平安地到家了。他走了整整二十一年零八个月。走的时候，孩子都还小；回来的时候已是儿孙满堂。走的时候，母亲健在；回来的时候，只能看到母亲的遗像。这二十一年多，这个家就是靠著梁惠珍那柔弱的肩膀支撑著的。“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後，必得生命的冠冕。”常人难以想像的事，神却亲自为袁相忱的全家成就了。

　　袁相忱开始为主工作时，认为有个家庭，工作起来比较方便，所以没有独身的打算，他在婚姻上是顺其自然的。他认为，作为一个主的仆人，如果你为主的事情挂心，主也必为你的事情挂心；这是主的恩典，不用自己瞎忙乎的。二十一年的监狱生活，使他不能对家人尽应尽的责任：孩子们正需要培养的时候，他走了；母亲正需要人服侍的时候，他也不在；但梁惠珍却替他完成了他没有完成的事情。袁相忱在监狱里时，每月发二元五角钱买生活用品，但他从这仅有的一点点钱中，还能攒下钱给家里寄来。袁相忱与父母的关系开始时因信仰而产生不和，但他始终都很孝顺、关心父母，直到母亲信主後，他们家庭关系才有所改善。袁相忱被捕後，袁母曾对梁惠珍说：“我儿子在时，我也不是天天吃酒席；现在儿子走了，我吃我儿媳妇的，也是一样。所以我没有挂虑的，一心仰望主。儿子不在了，但媳妇也对我好。有你吃的就有我吃的，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但我又觉得过意不去，你还要养一帮孩子。”梁惠珍就说：“妈，不是吃我的，我们都吃主的。”袁母信主後有祷告医病的恩赐，她给一个姓李的老太太按手祷告，老太太的泻病就好了。她常出去探望别人。八十岁开始患老年痴呆症，不认识人，八十二岁去世。这二十一年中，一直是和儿媳梁惠珍生活在一起的。圣经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这二十一年中，梁惠珍用神所赐的智慧，为袁相忱保留著一个最温暖的居所。

　　袁相忱曾问妻子：“这二十一年多，你是怎么过来的？”梁惠珍用一句话回答他：“困难很多，恩典更大。”

　　袁相忱回来後对子女说：“我走的时候，你们还小；现在你们长大了，我要给你们说明白：有两条大路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走哪条，要有个选择了。”老大福音和老三福乐最早清楚得救，後来安湖、平湖也相继受洗，使袁相忱很得安慰。这六个孩子都为人正派、孝顺，没有不良嗜好。袁相忱为此很感谢主。他说，我的生活是每天唱哈利路亚的。

　　袁相忱生活很有规律，传道很严谨，他是靠著主做每件事，而不是靠著人。对教会的接班人问题，他说：“神的仆人是由神亲自拣选的。凭自己的意思做事，这不是对待神的态度。”他非常正直，总是尽力培养年青人，只要是追求的，一律培养。

　　袁相忱的大儿子福音一九八零年在缸瓦寺三自教会受洗。那里的牧师知道袁相忱从监狱里出来了，也知道福音也受洗了。福音受洗前跟父亲谈过，父亲说：“你自己拿主意，你受洗我当然很高兴，但这是你和神的关系，你首先要自己清楚神的心意。”福音的单位知道他受洗後，就让他参加三自会，但福音不参加，并且告诉他们说：“我与他们观点不一样。”後来他们又来找过福音一次，福音还是同样的答覆：“我从小就是反革命，也不怕什么，我和他们道路不同。”最後他们就不来找了。袁相忱从来不要求子女受洗，而是等孩子们清楚後，自己来要求，他只在平时注意引导孩子们的灵性和人生观。现在他的五个在北京的孩子中，有四个已经受了洗。

　　袁相忱在监狱里呆了二十多年，政府敢把他这样的现行反革命份子放回来，主要是认为，经过二十年的社会变化，他的思想已经跟不上潮流了，已经失去了反革命的温床了。这话只对了一半。在生活层面上，袁相忱确实是已经落伍了，他所理解的都是老观念。出监狱的时候，发了六十元遣返费，他就高兴地对梁惠珍说，“我还带回来六十元钱，给你买点什么东西吧。”他在监狱里呆了二十多年，根本不知道六十元钱已经不算什么钱了，还觉得是个大数目。梁惠珍说：“我不要你的钱，只要你人回来就好了。”袁相忱的行李还存在车站，他带了一条被子回来，梁惠珍一看，都烂了，就把那条被子扔了。袁相忱笑著说：“我要是知道这时我家里那么阔，我就不用大老远地把那些破烂带回来了。”二十年前他走的时候，石景山还是农村，是个农场，有农民在种菜、种粮、养鸡、养猪；二十年後，那里早已成了北京城市的一部分，农场变成了钢厂，农民成了市民。袁相忱回来後，梁惠珍天天变著花样给他做好吃的，但袁相忱觉得，笼养的鸡没有以前农民家里自己养的土鸡香，他就让在石景山工作的大儿子去买只老土鸡来。福音哭笑不得，对父亲说：“爸，现在农民都富了，不养鸡也不种地了，石景山的人吃的也是市场里买的笼养鸡。”

　　但在信仰层面上，却完全不是这样的，因为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上帝都是一样的，所以信仰是一种永远不会过时的东西，只要你是真心相信，你就永不会觉得过时。袁相忱回来的时候，已经快六十六岁了。有一个街坊很关心他，就说：“老头子回来怎么办呢？找其它工作都不好找了。这样吧，我想办法帮你介绍一个卖晚报或看门的工作吧。”袁相忱很感激邻居的好意，但他谢绝了他的帮忙。其实袁相忱有六个孩子，孩子们都有工作，如果他要去卖晚报的话，孩子们都不答应。信徒杨津广获释後继续在医院工作，他也很关心袁相忱的生活问题。一次他对袁相忱说：“现在百科全书宗教部份需要翻译。你外语那么好，可以做这方面的工作，赚点钱。你不用去上班，只要把需要翻译的东西拿回家里来做就行了。”袁相忱说：“不，我不准备做任何工作了。我现在有惠珍的工资，再加上孩子们都很孝顺，我们的生活已绰绰有余了。我要趁著还能动，要多做点神的工作，把以前的时间补回来。”

　　袁相忱回来後没几天，梁惠珍就带著他去见王克忱老师的妻子王师母。这是袁相忱去拜访的第一个主内肢体。王师母在袁相忱还在监狱里的时候，就为他恒切祷告，并有信心相信在她有生之年，能见到相忱活著回来。袁相忱出狱时她已九十多岁，双眼已失明。她听到梁惠珍问她：“师娘，你猜我带谁来看你了？”王师娘摸索著伸过手来，摸住了相忱的手。袁相忱说：“王师娘，我是相忱，我来看你来了。”王师娘听了，却不太相信，又问：“真的是相忱吗？”袁相忱说：“是我，我回来了。”师母这次听出真是相忱的声音，就高兴得眼泪都流出来。她握著袁相忱的手说：“主真是听我的祷告了。他是信实的主。神让我活到九十多岁，就是为了让我活著看到你回来呀！”王师母又活了六年，以九十六岁的高龄安然辞世。

　　袁相忱去见的第二个信徒是梁惠珍的弟妹，是个睡了二十多年大觉的基督徒。她看到袁相忱在监狱中二十多年还爱主依旧，就很受感动，说：“我以前就信，但在文革中不敢承认。现在我要好好地信靠神了。”

　　袁相忱的六个儿女中，有四个是在北京，有两个在外地。老四福乐在贵州工作，在七七年去革志探望过袁相忱。倒是只有在山西大同工作的老六，是袁相忱十四年之久不曾见过面的。休养了一段时间後，袁相忱决定自己去大同看看小六全家。八零年春节前，袁相忱就去了大同，过了正月十五才回来。去大同的时候，女儿和女婿去车站接他，分别把住两个出口。女婿看见一个老头在那里走来走去，像是在找人，心想：这个老头是不是岳父呢？上前问一问吧。一问，就是袁相忱。女婿又领著袁相忱去另一个出口找小六，小六看到袁相忱，很清楚地认识这就是自己的父亲，只不过以前觉得父亲很高大，现在显得又黑又瘦又矮。小六请了假陪著父亲，共叙天伦。袁相忱在女儿家重操旧业，向女儿女婿的朋友传福音，小六的两个朋友都决志信主了。

　　袁相忱回来後，面临两条很现实的出路：一是参加三自，不仅能够平反，而且还能获得不少好处，至少老了不用发愁退休金；三自也多次派人来表示愿意接受他。二是仍然坚持不参加三自，自己在家里服事神。袁相忱选择了後者。有很多弟兄姐妹都来看他，很多人劝他：“现在很多案件都得到了平反，五七年和你一起被打成右派的那些人，都己经得到了平反，只剩你一个还没有平反。你应该去找他们，让他们给你平反。”袁相忱知道，他的案件明摆著的是冤假错案，应该平反，可是他却不去找他们，因为圣经上写著：“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主耶稣当时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在那公义审判人的神。我自己受的这些，和主比起来，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有的牧师告诉他说：“你写啊！写材料让他们给你平反，你去上访，花多少年也值得。你死了还能为六个孩子摘去反革命家属的帽子。”但袁相忱不这样想，他解释说：“我本来是应该死的人，主让我活到现在，我应该好好地利用这些时间服事他，哪有什么时间去写什么伸诉材料？主的权柄远比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大得多。我已经得著最大的了，所以就不在乎这些小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