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惠珍生於一九一九年，比袁相忱小五岁，广东肇庆人，祖母和母亲都是信佛的。祖父梁耀南毕业於广东水师，参加过甲午战争，英文很好，因他日常工作都是用英文办公，後分配在天津铁路工作。全家人住在一个大独院中，生活很优裕。梁惠珍的父亲梁巨骥是南开大学毕业的，母亲叫林贵好，出身於一个资本家家庭。梁惠珍家里有佣人，有专人做饭，有专人做衣服。她接受西式教育，五岁时就上幼儿园，六岁上一年级，读铁路子弟学校。六年後，在伯特利学校读初中，是教会学校，教师很爱主，给梁惠珍留下很深的印象。初三那年，她转学到仰山中学读书，也是教会学校。那时很流行读教会学校，因为教会学校有正规的英文教育。在仰山上学时，有一个神召会的老师给梁惠珍留下深刻印象：师娘有病，老师不请医生看，而是一下课就自己回家为太太祷告。他按手大声祷告，凡事祷告，学生都听得到。可梁惠珍当时并没有信耶稣，并没有在生命深处接受神。学校还设有圣经课程，要求学生背诵圣经经文，圣诞要演圣剧。梁惠珍是文艺活动积极分子，所以参加演出过很多福音戏剧。初中毕业後，梁惠珍就上了非常有名的二八女中，是女子师范设立的。

　　梁惠珍的家与袁相忱的家是老乡，也是世交，袁相忱的外婆与梁惠珍的奶奶是结拜乾姐妹，袁相忱的母亲与外婆经常上梁家去作客。七七芦沟桥事变时，日军轰炸天津，梁惠珍他们全家九口从炸弹中跑出来，母亲用个小提包包些钱财。家里被日本兵洗劫一空，但幸无人员伤亡。梁惠珍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惨状，她看见飞机一下抛出六个黑长的炸弹，不知道会落在哪里。人们四处乱跑，炸弹在地上爆炸，火光冲天，当时哭喊声就起来，就有人瘸了，有人死了。梁惠珍心中充满恐惧，这时才想起耶稣，想只有耶稣能教我，又想起来应该祷告。那时梁惠珍才开始第一次求告神：“主啊，你救我吧！人生是这么可怕。”飞机轰炸过後又下雨，下了雨就冷得要命，他们一家人就穿著湿衣服坐在街头，直打哆嗦。看著眼前来来往往的难民，梁惠珍第一次感觉到，人的生命原来就是这么地轻微，人与死亡原来是那么地接近。惊慌之下，梁惠珍知道自己确实需要神，她不住地祷告：“主啊，我需要你，求你救我。”从早上七点钟到晚上，他们全家就一直在街上。到处都有死人横尸街头。中午的时候，难民都躲在意大利租界附近。当时天津有日本、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租界，进了租界，炸弹就炸不著了。但意大利人不仅不让中国人进去，而且还用水龙头射租界外边的人，逼人们离开租界附近。下午，才有人挥著旗子喊：“难民们！都过来，往左拐，这里有难民收容所。”於是大家就都往收容所跑去。有卖烧饼的，乘机发国难财，一块现洋一个烧饼，但一天没有吃东西的人们都抢著买。梁惠珍全家九口人才买到两个烧饼。正在发愁的时候，又听到有人喊：“大家都过来！这里有粥喝。”於是大家又都跑过去喝免费的救济粥。梁惠珍全家就在难民收容所里呆了三天，收容所里没有床，地上只有席子，大家都坐著。三天後，父亲托一个朋友在法租界租了一间房子，十五元钱，全家才有了暂时安身的地方。但母亲还惦著天津河北新大陆的房子，所以局势稍微好转後，就决定搬回去住；但因为日本人四处找年轻女孩子，所以梁惠珍的父母就不敢让大的女孩子回去，只是带著小的孩子回去，梁惠珍和大妹妹则还在租界里呆著。

　　战争彻底改变了梁惠珍的生命。通过这次战争，梁惠珍才真正地认识了主。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在那段空闲又惊慌的日子里，梁惠珍就开始认真读圣经，也开始学习做饭。战争平静後，袁相忱去天津，来看梁惠珍全家。他劝梁母信主，但梁母却不肯相信。那时梁惠珍因住在租界，所以没有见到袁相忱。三七年九月，梁惠珍上北京考学校，在袁相忱家住了两夜，袁相忱就给梁惠珍认真地讲解福音。梁惠珍告诉袁相忱，自己愿意相信。但因为时间紧促，彼此也没有深谈。梁惠珍去北京报考第一女中，考上了但又没上，因为通知下来的时候，她已是个非常热心的基督徒了，所以她不想读书，想去读神学了。祖母已把梁惠珍读大学的钱准备好了，但她却没有读，使得家人非常失望。九月，梁惠珍还住在租界里，她就联系到了属於圣洁宗系统的天津圣书学院潘子丰院长，这是袁相忱向她推荐的，与袁相忱所读的圣书学院是同一个宗派。但当时神学院没有提供宿舍，走读又太远，正赶上兵慌马乱的，梁母不放心女儿每天在外面走来走去，所以就没有读。梁惠珍就自己看书、灵修、聚会，後来就在法租界耀华里张周新的圣会所聚会，三七年到三八年期间一直在那里聚会。三八年五月又在那里受洗。三八年初，袁相忱也来到天津，在天津圣会所实习。

　　梁惠珍的母亲看到女儿信耶稣信得那么热心，成天往外跑，就不放心，但又看到女儿真的改变了，尤其是脾气，改变很大，就为女儿高兴，想耶稣真是好，可以如此快地改变一个人，但她自己却还未信。

　　有一天，梁惠珍在父亲的书房里，看到一封信，外面写著父亲的名字，落款写北京锡拉胡同，她知道这地址是袁相忱家的，就打开看了。里面的信半文半白，字写得非常漂亮，是袁相忱的父亲写给梁惠珍父亲的求婚信。当时梁惠珍的父母因为不太满意袁相忱的家庭，所以还没有考虑好，也没有问梁惠珍的意见。梁惠珍看完信後，一阵羞涩，连忙把信放回去，但心里却老惦著这件事。好几天过去了，梁惠珍看父母没有动静，就心里想，怎么父母不和我谈呢？又一想，袁相忱长得又不好看，心里就二二乎乎的。但又一想，袁相忱是传道人，救人灵魂是很好的，自己不就是想找一个信主的吗？

　　一个星期六，梁惠珍的父亲休息在家，父母坐在客厅里，把她叫过来。父亲说：“阿珍，有件事我们要和你商量一下。北京来了一封信，是阿邦的父亲来的，想和我们家结亲。我和你妈妈想来想去，觉得不能同意。这样吧，我们给你一个礼拜时间，你自己考虑，由你自己决定。”

　　梁惠珍就点头，并开始为自己的婚姻祷告神。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後，她觉得自己找丈夫，穷富与长相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看他的本性。她知道袁相忱是爱主第一的，为了信仰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她想，我就冲著这点吧。但坚定中也有顾虑，担心袁相忱太穷，以後的生活都成问题。但最终还是爱主的心占了上风，她就向神要凭据，说：“主啊，如果是你配合的，你就让我心里有平安。我不求袁相忱有多少家产，有多漂亮，只求他有一颗爱主的心，将来我们一同服事你。”神就将平安放在梁惠珍心里。一个礼拜天，梁惠珍的父亲问女儿的意见，梁惠珍就说：“我愿意。”但父亲想了想又说：“你年纪这么小，我不得不提醒你：他家太穷，人是好，但将来结婚後生了孩子，恐怕连孩子都养不起，怕你将来会後悔。你应该考虑长远一点，就不至於自己以後受苦。”梁惠珍说：“我以後生活的第一要紧的事是信靠主。”父母听了这话，对望一下。父亲还是不甘心，说：“我劝你再考虑考虑，不要急。”梁惠珍这次明确表态说：“我已下了决心。”父亲听到女儿这么坚决，就说：“你既然下了决心，我就没办法阻止你，但你将来可别後悔。你生了孩子，孩子多了，你怎么生活？以前给你介绍那么多好的，你都不要；你以後後悔的时候，不要怪我们。”母亲就叫父亲写信给袁父，事情就定下了。

　　一九三八年五月，袁相忱和梁惠珍在天津定婚，七月二十二日在北京结婚。结婚时梁母说：“我家虽然孩子多，但大女儿出嫁不能马虎，我们要给嫁妆。”袁相忱说：“我们信耶稣的不讲究这些”，但梁母还是按规矩给袁做了马褂、大褂等，从帽子到鞋都是新的；又陪嫁梁惠珍四大箱新衣服，还要给袁相忱安家的家俱等，袁相忱说：“我们信耶稣的不要这些东西，况且我们又不在天津安家，我们传道人也没有固定的地方，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梁母就把安家的钱送给袁相忱，作他们日後的生活补贴，共七百大洋。梁惠珍在结婚後，每逢经济困难的时候，就用这笔钱来补贴生活。

　　在梁惠珍的信仰历程上，虽然她听到福音是在教会学校，接受福音是在七七事变的患难中，但她信仰的坚立以及日後的扎深根，却和袁相忱的帮助分不开。“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是神对婚姻的祝福。结婚後，梁惠珍更成了丈夫工作中最好的助手，也是最好的灵修夥伴。他们一起查经、一起唱诗、一起祷告、一起服事主，吃了很多苦，也尝够了主恩的滋味。凡是与梁惠珍有过接触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既聪明又能干的人，心灵手巧。她良好的文化素养，使得她在神的真道上扎下了很好的根基；能吃苦的精神，又使她在日後的患难生活中得以顽强地生活下来。

　　与袁相忱结婚时，梁惠珍几乎任何家务都不会做。结婚後第三天，为了节省开支，袁母就把老妈子辞退了。梁惠珍就开始从头学习做家务，总是做在前吃在後，自己能做的，决不求人。六个孩子都是自己一手带大的，常常是一个手抱孩子，一个手洗衣服。袁相忱的脾气很急，他研经时，桌子上总是摊著一大堆书，看完了也不收拾，梁惠珍就帮他收拾。可是当他再想看时，一时找不到书，就会发脾气，梁惠珍就忍著，袁相忱要什么东西，她马上就去拿。梁惠珍对袁相忱非常尊重，也非常支持丈夫的工作。

　　当大儿子福音刚会走路的时候，梁惠珍就带著孩子，随袁相忱一起去了河北南部成安县东关传道。她除了带孩子、照顾袁相忱的生活起居外，还要义务教书，生活很苦。一九四二年，珍珠港事件发生时，袁相忱正好不在家。日本占领了教会，不许出入，梁惠珍只好躲藏在地窖里。日本兵发现屋里没有人，就把袁相忱与梁惠珍的衣服全都拿走了。二孩子安湖则出生在成安县北散湖村。那时袁相忱在乡下布道，他们的生活很苦，烧的是自己从地里捡回来的柴，梁惠珍每天拉风箱做饭，满屋子是烟。这种生活与梁惠珍以前所过的简直是天渊之别。安湖是七个月出生的，不足月，又横生，差点没要了梁惠珍的命。全是神的保守。因为梁惠珍晾被单时，踮著脚去探晾衣服的绳子，结果动了胎气，早产。先出腰，又推进去，折腾了好久才生下来，结果生下来还不会吃奶，要一点点地喂米糕。当时在农村不仅生活条件差，而且还没有人服侍产妇。生下安湖三天後，袁相忱出去带领聚会，梁惠珍就自己下地干活，也没有什么额外的营养补充，天天是咸菜窝头小米粥。因为梁惠珍的奶不够吃，还要养羊挤羊奶给安湖喝。梁惠珍每天还要下地，掰高梁叶子，一是用来生火，二是用来喂小羊。还要拾麦碴，捡棉花，天天搓花子油，为的是用油点灯。农村的活什么都做过。一天，她走到很远的地方去下地劳动，就把几个月大的安湖用蚊帐托著，没想到安湖自己滚下来。梁惠珍回来後，看到安湖掉在地上，当时是泥土地，小安湖连哭带尿，泪水和尿水把地上的土和成泥巴，又沾在她身上，最後她哭累了，就在泥中睡著了。梁惠珍看了心里非常难过，她流著泪把孩子在水里洗了四次，才洗乾净。偶尔空闲下来，梁惠珍还要教农村的老太太们唱诗、念圣经。只有在过年过节才能吃到馒头，改善生活，但梁惠珍从没有向袁相忱发怨言，袁相忱说：“真没想到，你这么个娇小姐，还能跟著我吃窝头、住草房。”梁惠珍说：“我嫁给你，就不会嫌你这些的。”在农村生活的这一段时期，神对梁惠珍的造就很大。她吃了很多苦，但从来不後悔自己的选择。一次，袁相忱去到县城，看到有卖面包的，他想梁惠珍是过惯西式生活的，已经好久没吃面包了，就买了一个面包，拿回来给梁惠珍吃。梁惠珍很感激丈夫对她的关心，但又觉得太浪费了，最後夫妻俩推来让去，谁都不舍得吃。

　　一九四二年年底，家里来快信，说袁父病重，袁相忱与梁惠珍就带著女儿安湖回来，服侍父亲。袁相忱住了一段时间又走了，回到农村继续传福音，梁惠珍则留在北京，一直等安葬完公公後才回到河北，替袁相忱尽了孝道。

　　老三福声生於河北南部北皋，老三三个月大时，袁相忱因为母亲病重，家中无人照料，所以就带著全家回到北京来。回来後就因八路军包围圈越来越小，并把铁路拆掉，他们就无法再去农村工作。梁惠珍就每天侍候婆婆，端屎端尿，熬汤喂药。袁母每天要吃猪腰子，杜仲子，用这些来补身体，梁惠珍就一大早起来，到市场上买。在坚持不懈地祷告下，袁母的病居然奇迹般地慢慢好起来，甚至可以起来，下床走动，後来就全好了。经过神的医治後，袁母也从一个抵挡神的人，变成一个敬畏神的人。袁母以前长年拜佛，自称有佛力，火红的煤球都能直接用手拿出来，而且手还不受伤。但她信主後，整个人都有很大改变，四处去传道。

　　袁相忱在家中很少过问家庭的日常生活，都是由梁惠珍一手操劳，这样他就可以安心传道，不分散精力。但袁相忱对孩子们的教育却抓得很紧，尤其是在劳动和上主日学方面，他亲自为每个孩子定下工作任务：有的负责接送来聚会的人，有的负责生煤炉，有的负责打扫福音堂，有的负责派发诗歌本。袁相忱工作很忙，再加上本身的性格是不苟言笑的，不能经常带孩子们出去玩，也不善於和孩子谈心，所以孩子们都很怕他，觉得父亲不怒而威。但梁惠珍却好像是家庭中的调和剂，她开朗的性格使家人都能感受到温暖，她的聪明能干也把一大家人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除去了袁相忱的後顾之忧。梁惠珍做事细致，考虑认真，并且总是身体力行。这个家在他们两夫妻共同的操持下，充满了温馨。

　　梁惠珍知道怎么样处富贵，也知道该如何处贫贱。靠著主加给的力量，所以她能胜过一切。梁惠珍在农村住了四年，回来後去天津看妈妈。梁母一看到女儿又黑又瘦，马上就心疼得哭了。她让梁惠珍多在天津呆一些时候，好好补养补养，可梁惠珍却不能多留在母亲身边，因为她还要回北京，与袁相忱一起继续服事主。

　　一九四六年，阜成门福音堂开堂後，他们全家的生活来源主要是靠袁相忱做翻译的工价，其次是有一些信徒的奉献。但刚开始时，因为信徒少，所以奉献也很少。但尽管自己的生活还不好，梁惠珍还是经常接待客人，尤其是盲人信徒，只要他们去了，梁惠珍就一定留他们吃饭。她总是说，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丰富有余的。梁惠珍在困苦中认识神，经过试炼後，她更加信靠神。

　　梁惠珍对丈夫的评价是，优点和缺点都非常明显。优点是：坚持真理，并且到底；脾气耿直，不说闲话；有骨气，没有诡诈；工作专一，对主忠心。缺点是：脾气急，说什么就要立刻做什么。但他们结婚六十多年来，从来没吵过架。梁惠珍记得特别清楚的，只有一次吵架：当时袁相忱要去天津，梁惠珍就出去买了盒点心，让袁相忱带给自己的母亲。袁相忱说：“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讲究这些，你买了我就不去了！”还拿出点心自己吃起来，结果真的就没去天津。袁相忱童年不幸的家庭生活，使他很难体会亲情，但这也是使他能在监狱中坚持到底的原因。他善於个人布道，不吃饭不睡觉都可以，但脾气急，人情世故方面很差。梁惠珍的细心和聪慧，恰好补足了袁相忱的不足。袁相忱结婚多年，连梁惠珍的生日都不知道，但梁惠珍却从末有怨言，因为她知道，袁相忱的个性就是这样的，只专注於传福音，只对福音工作认真，其它一切都不管。他连自己的生日都搞不清楚是在哪一天，只知道是农历六月，可见他是不看重这些自认为是小事的事情。袁相忱也知道，自己的工作得到梁惠珍很大的帮助，袁相忱甚至对信徒们说过，他的工作中有八成是靠梁惠珍才能做成的。梁惠珍听到後则说：“这个评价对我来说是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