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监狱，1958年冬--1960年夏）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望眼欲穿的梁惠珍终於收到了丈夫从北京监狱发出的第一封明信片，上面写著：“请於本月几日来自新路北京监狱探监。”梁惠珍看著丈夫的笔迹，眼泪忍不住就往下掉，但她又怕孩子和婆婆看见心里更难受，所以就强忍著。那天是星期天，梁惠珍一大早就起来，到街上买了些袁相忱爱吃的点心，就带著婆婆和小女儿一起坐公共汽车来到自新路。

　　当她们来到自新路监狱外的时候，小六问梁惠珍：“妈妈，这是什么地方？怎么有这么高的墙？”梁惠珍说：“这是爸爸学习的地方。”她一直告诉女儿，袁相忱去学习了。走到门口，小六又看见高高的炮楼，上面还有士兵背著枪站著，心里就有些害怕。梁惠珍就把小六抱起来走。到了一个小小的黑色的门，梁惠珍把袁相忱写的明信片交给站岗的士兵，那士兵看过後，就让她们三人进去。进了监狱，才看到里面有很多人，老老少少的，都是来等著探监的。探监的人太多了，所以就分批进去，每一批半个小时。梁惠珍就像大家一样排队，大约等了一个钟头，才轮到她们进去。她进去的时候有士兵把明信片从她手中拿去，又让她们坐在一张小桌後等著，然後按著上面发信人的名字喊犯人进来接见。梁惠珍看到袁相忱从里边的小门进来，头发按规定剃成了光头，看起来比以前更瘦了，走路好像没有劲。梁惠珍鼻子又开始发酸，她告诉自己，不能在这时候流泪的。袁相忱也看到她们，快步走过来，坐到桌子对面。梁惠珍、袁相忱、袁母三个人几乎同时伸出手去，紧紧地握在一起。小六看了半天，终於认出眼前这个光头的人就是爸爸时，高兴地喊出了声，袁相忱又摸著女儿的脸庞，大家一时激动，都不知该说什么好。

　　还是袁母先说话。她告诉儿子：“家里现在一切都好，你不用惦著。在这里要吃好、穿暖，千万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梁惠珍说：“你在这里一定要多保重，自己要学会照顾自己。我给你带了些衣服和吃的东西，有什么需要就写信告诉我。”袁相忱说：“我在这里也很平安，你们也别惦著。肉体受点苦没什么关系，我现在心里很喜乐。肉体是算不得什么的，最要紧的是心里好受。我现在心里很平安，分配我在毛巾厂劳动，不是很累，你们放心好了。”梁惠珍还想告诉丈夫一些外面的消息，因为她想，自从袁相忱被捕後，又有很多弟兄姐妹被捕，大概袁相忱都不知道，但有个看守总是站在他们旁边，所以她又不好说什么。她告诉袁相忱，现在搬家了，是住在白塔寺内以前喇嘛的西配殿；老大福音已经小学毕业，考上了首钢技校，二年後可以直接分配进首钢工作。梁惠珍自己也找了份工作，所以生活没有问题。袁相忱问梁惠珍：“你在建筑单位会不会很累？不要累坏了身体。”梁惠珍说：“没关系的，我没觉得太累。”然後又拿出带来的几包糕点给袁相忱。袁相忱说：“监狱里不让带吃的东西，这些东西还是你们拿回去吃吧。”又对袁母说：“妈，我不能在你身边孝顺，你一定要多保重自己。”袁母说：“你放心，我和你在的时候一样，惠珍对我很好。你倒是要多保重自己。”半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警察吹起哨子，犯人就都站起来，排队走出去了。

　　这是梁惠珍自丈夫被捕後第一次见到他。相隔半年多，丈夫身体是瘦了，但精神还很好，梁惠珍也就放心了。从此，每月到了探监的时候，梁惠珍都去。她每次都带不同的孩子去见袁相忱，让他有机会看到所有的孩子们。

　　有一次监狱的接见日中，袁相忱看到了自己的老师萧太太，他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可是却不能和他的属灵启蒙老师说句话，只能点点头以示问候。萧太太的女儿萧语平当时也在北京监狱，被判刑劳改，萧太太是去看女儿。虽然同在一所监狱，但男女犯人平时根本见不到面；即便是男犯人，也很难见到，因为干活或是吃饭，都是以监号为单位进行的。不在一个监号里，很难得有机会见面。

　　监狱里还规定，每个礼拜犯人必须去看一次电影，好改造思想。电影是经过特选的，不外乎是些革命的进步影片，往往是一部片子看了又看，里面的台词都几乎能背得下来，但还是被要求去看。看的时候每人带一个马扎去监狱的操场上，坐在露天中，前面扯起一块白布，大家就坐在下面看。

　　五九年有一次看电影时，袁相忱拿著马扎往前面走，忽然看见王明道先生坐在那里，王明道先生也看见袁相忱了。这时候袁相忱才知道王明道先生又被捕了。因为监狱中不许犯人随便讲话，他们两人只好对视一下，袁相忱仰头看天，王明道先生也向上看，意思是仰望主。他们两个都读懂了对方的意思，点点头，袁相忱就又往前走。

　　袁相忱也与张周新有过一次有趣的碰面。犯人要上厕所，都要按房间号，按不同的时间分配，称为放茅。一个房间十几个人，一起去厕所，并且也是排队，这一房间的出来後，下一个房间的再进去。有时两个房间的犯人能碰上，但不能说话。里面的人要出来时，先要喊：“多少多少号报告”，表示下面的人可以进厕所了。一天袁相忱和他们房间的十几个人在外面等著，就听有人喊：“十三号报告”。袁相忱一听就想：“难道这么巧，正碰上张周新？”因为袁相忱在三八年到三九年的时候，曾和张周新一起服事过，做过同工，对张周新那浓重的福建口音很熟悉。在北京监狱中，有这么重的南方口音的人也不是很多。果然，出来的是张周新。两人见面都楞住了，袁相忱向张周新点点头，张周新在与袁相忱擦肩而过的一瞬间，故意用胳膊碰袁相忱一下，顺手塞给他一卷手纸，然後又匆匆离开。在那种情况下碰见老熟人，非常难得，所以印象就异常深刻。

　　监狱里有许多人都想要做出点好成绩，争取立功减刑，而立功减刑的最好、最省力的办法就是揭发人。袁相忱看到有好几个人判了十多年的刑，但因为屡次揭发有功，所以多次获减刑。在这种环境下，袁相忱很注意说话的谨慎，因为他已经吃了很多这样的苦头，所以一般的情况下，不与别人说话，除非是特别熟了，才说一些。也可能是因为袁相忱被判无期，己经是最高刑，所以大家也不把揭发的重点放在他身上。袁相忱自己也根本不会想到他要尽力表现，以获减刑。从判决书下来的那一天，他就想：“我老死在监狱里就算了，只求神保守我不论在何处，都持守他的道。”

　　监狱里有一个小夥子，原来是宾馆的服务员，有一次忍不住偷了外宾的照相机。虽然他是初犯，可偷外宾的东西在当时是关系到国情的大事，所以就判得较重。但他後来因揭发有功，表现突出，队长又对他非常好，就减刑释放了。但获释不久他又被抓回来了，因为他在监狱里又学习了偷盗技术，出去又继续偷。可见除了神的救恩外，一切都救不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