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袁相忱的家中被警察翻了个底朝天的同时，袁相忱自己却被押上另一辆汽车，拉到北海後面的草岚子胡同，那里是预审犯人的地方。到了之後，预审股的人就把袁相忱的手铐摘下来，又让他蹲在旮旯，派出所和预审股的人在互相交接有关袁相忱的材料，这期间没有问袁相忱一句话。

　　约到半夜两点钟，预审股的人又把袁相忱带到一间监舍里边，吩咐他在这里睡觉。监舍大约只有十多个平方米，里面却有十来个人，每人一条很窄的木板，差不多一翻身就会掉下去。警察告诉袁相忱睡在那条空的木板上，之後就把门锁上了。里面的人原本都已经睡觉了，被开门关门的声音惊醒後，看到又新来了一个斯斯文文的戴眼镜的中年人，也没什么特殊表示，大概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太多了，所以对新来的人已经失去了新鲜感。

　　袁相忱和衣躺在木板上，根本睡不著，心里一片纷乱。不知道家人现在知道他的情况了吗？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不知道自己的家人孩子将会怎样，一切都是不知道。他想了很多，但想来想去都没结果，就好像什么也没想一样，惟留一颗惶惶的心。第二天早上七点钟，监狱到了吃早饭的时间，有人把饭菜用一个大盘子端进来，袁相忱一看，每人一个窝头，一碗白菜汤。袁相忱一点食欲都没有，这种时候哪里还能吃得下饭？可一想，万一要是被审问的话，还得要有足够的精力来应付，所以还是要勉强吃一点。可再一看，就奇怪了：每个碗上都只有一根筷子，袁相忱想这怎么能吃呢？但看到别人就这样狼吞虎咽地吃了，他也就拿著那一根筷子，挑起白菜汤，把汤都喝了，窝头则剩在那里，不等袁相忱说话，就有人把他的窝头拿过去吃掉了。袁相忱到後来都不明白为什么每人只给一根筷子。

　　按预审股规矩，犯人每天起来洗完脸吃完饭就穿好衣服，准备被提讯。提讯时点名，叫到的人就跟著当兵的走，没有叫到的继续留在监仓里。每天早晨八点钟就开始叫号提讯，天天如此。二十日早上，第一个就提讯袁相忱。提讯的时候，前边有一个领路的，後边有当兵的拿著枪，跟在後边，袁相忱走在中间。院子的另一边有一个单独的地方，这是专门用来审讯犯人的。袁相忱被带到一间房子里，里面已经坐好了三个穿制服的人。他们眼光冷峻地把袁相忱上下打量一番，然後让他坐到一张硬板凳上，开始问话。

　　问完姓名、年龄、籍贯之後，袁相忱被问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信召集人开会的事。中间那个年纪大一点的问：“你有没有写信给其他人，召集大家到史家胡同王明道的会堂里开会？”袁相忱在心里一直在祷告：“主啊，求你赐给我当说的话语。”当他听到这样的问题後，就点头承认。那三个人互相交换一下眼神，大概是没想到袁相忱这么老实、这么快地就承认了。他又接著问：“你是什么时候给他们写信的？”袁相忱想了想，说：“我忘记了。”其实袁相忱说的是实话，他的记忆力确实是很差，又何况事隔这么久？并且自己发明信片的时候，既没有把这当作一件大事，又没有付出多少心思，只是草草地写上地址，告诉大家聚一下罢了，谁料到这事反倒成了大事？但审讯他的人却不认为这是真的忘记了，以为是袁相忱在抗拒，就喝令他从实回答。之後，又问他承不承认写黑信召集大家开会这件事是犯罪？袁相忱说：“我写的是明信片，连邮递员都能看到上面的内容，没有什么不可以让人看的，不是黑信。再说，写信让大家来聚一聚，纯属基督徒之间的肢体联系，根本不是罪。”审讯他的那个中年人听了，气得不得了，就威胁他说：“如果不认罪，就等著瞧！”袁相忱以为他们会动粗，但他们只是吓唬他一通而已，并没有太为难他，最後又让他回去反省。

　　袁相忱回到房间去的时候，同房间那些没有被提讯的人都问他情况如何，袁相忱没有说什么，但那些人却以老大哥的身份来教袁相忱。有几个老犯人对袁相忱说：“你要认罪，认了罪就判得轻。”袁相忱说：“我没犯罪，认什么呢？”接下来就是漫长的审讯期。他们提了很多问题，并且问的非常详细。这样的日子对袁相忱是痛苦的，因为他实在不记得那些琐碎的事情。并非他的记忆力不好，而是因为他这么多年来养成了从来不去为这些事情操心的习惯；家里所有的事情都由梁惠珍一手打理，他只管传福音。他所能记得的都是有关福音方面的东西，所以每次提讯时，公安人员问什么，袁相忱都回答，但答案却都是“不知道”或“忘了”，或者说自己没犯什么罪，他也确实不知道那些就是“罪”。他们问他为什么想不起来？袁相忱就说，“不习惯记这些事”，但审讯员说，“想不起来就是抗拒。”袁相忱就沉默。袁相忱出狱後，甚至连他们审讯时提的问题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公安人员曾让他复述自己的右派言论，袁相忱说：“我只记得两个观点，一个是宗教政策不平等，另一个是三自队伍中有人是最不三自的。”审讯员说：“还有一个你为什么不老实交待？你说过‘老和尚为什么不说话’，又是什么意思呢？”袁相忱觉得莫名其妙，他根本不记得有这回事，但公安人员说，“你这些话是指著毛主席说的。”袁相忱说：“我真的不记得有这么回事。你们现在定我为右派言论，但开始全是因为你们让我发言，让我说的。我本来是不发言的。”他们说：“不让你发言怎么能了解到你的反革命思想呢？还有人揭发你，你曾说过共产党是‘大红龙’，多次在讲道中煽动信徒不要爱党爱国。”袁相忱回答：“我讲道的时候讲的都是圣经上的道理。”

　　後来审讯员又问到诬蔑三自领导是“三朝元老”这个问题时，袁相忱说：“我确实是说过这样的话，不过我说的都是事实：王梓仲是公理会的一个牧师，原是美国教派，日本人来了後，又做了‘中华基督教团’的负责人，在三自时又做了副主席。这些事，每个基督徒都知道，是事实就不是罪。”公安人员还问到袁相忱护送胡俊德姐妹去广州的事情：胡姐妹是眼科护士，在袁相忱的福音堂聚会。她的丈夫在美国做生意，看著国内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胡姐妹就决定自己也出国。一九五六年，胡姐妹从广州坐飞机去美国找她的丈夫，她一个人带著两个双胞胎儿子，又带著许多行李，坐火车去广州，诸多不便，就请袁相忱帮忙。袁相忱就送她去广州，当时到了广州的时候已是晚上，就在大马站林献羔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胡姐妹就坐飞机走了，袁相忱也坐火车回北京来。这是袁相忱第一次见到林献羔，但时间仓促，并没有交通，只是在他家里住了一夜就走了。这次公安局又把这件事提出来，并且强加给袁相忱的罪名是：“里通外国，勾结外国人”。袁相忱说：“我只是帮助人而已，并且以後并无任何联系。”

　　公安局还让袁相忱详细交代阜成门福音堂与日本牧师的关系。袁相忱据实回答：“一九四六年开办阜成门福音堂的时候，日本牧师帜田金雄已被集中。我是直接从房东那里租的房子，与帜田金雄没什么来往，并且帜田金雄一九四六年秋就被遣返日本。在一九五七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时候，他随一个访华团来到北京，并且去阜成门福音堂参观，三自还派牧师陪著帜田金雄。我事先都不知道他要来，怎么能说我和他勾结呢？如果真有勾结的话，也是三自和日本人勾结。”但公安人员却说：“我们说你和日本人勾结，是指在一九四六年之前。”袁相忱说：“我是四五年在日本投降前两个月才回到北京的。当时我母亲病重，我在家里忙於照顾她，两个月之後，帜田金雄就被集中了，我怎么可能有机会和他勾结呢？”但公安人员坚持说：“不管你怎样狡辩，我们认为你有汉奸的嫌疑。”

　　在审讯期间，公安局对袁相忱的评价就是：“你任何问题都不肯老实回答，不肯认罪，回答问题时要不就说忘记了，要不就说这不算罪。你的行为是公开表示抗拒。”为了惩罚袁相忱，他们就决定把他交给其他犯人去教育，让他好好反省反省。

　　袁相忱所住的监号是个犯人来路很杂的地方，除袁相忱之外，其他人的问题都比较轻。袁相忱刚去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小夥子是天主教徒，袁相忱自然对他有一份亲切感。他也是因为不肯参加天主教爱国委员会而被抓的，进监狱的时候只有二十多岁。有时候他常自己坐在一边哀声叹气，袁相忱就安慰他几句。这个年轻人很害怕会在监狱里呆一辈子，所以每次提讯前都紧张得要命。袁相忱问了他的情况，得知他不是教会负责人，只是一个平信徒而已，所以就对他说：“你可能没什么大问题。你这么年轻，又没犯过大错，公安局了解了解情况就会放了你的。其实我和你一样，我们都是为义受逼迫的，不过就是信仰问题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神只是用这个小试炼来试一试我们是否忠心。”袁相忱的这番话是真心话，他在大难临头的节骨眼上，还认为这个问题只是信仰问题，可见他的确是很单纯的。他还不明白，在特殊的制度下，在特殊的时代下，不参加三自就是“不爱国”，不爱国就是“反革命”，他的罪已不是信仰问题了，而是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

　　年轻人在被提讯过几次後，从审讯他的人的口气中看出自己可能真的没有什么大问题，心情也就渐渐安定下来，开始计划出狱後的事情。那个年轻人是河南人，在北京被捕，袁相忱怕他担心出狱以後没钱，回不去老家，就告诉他说：“你出狱後如果有困难的话，就上阜成门找我的爱人，姓梁。你告诉她你是天主教徒，她一定会帮助你的。你可以从我爱人那里拿钱做路费回家。”之後，袁相忱又向他说起了天主教与基督教的区别，劝他仔细想想。没想到，那个年轻人第二天就去把这些都汇报给队长了，说袁相忱拉拢他，在监狱里还继续传道。队长就说袁相忱气焰嚣张，在监狱里继续反革命。这後来也成为他的一条罪状，一起写在判决书里。而那个年轻人则因为揭发有功，不几天就被释放了。

　　与袁相忱同一监舍的还有两个人，更是冤枉得很。他们因为在参加国庆游行喊口号的时候，不小心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喊错了，喊成了“中华民国万岁”，结果被揭发，关到监狱里来。袁相忱开始只跟那个天主教徒说话，但後来被出卖，吃了大亏，就更加谨慎自己的口舌。他一般不说话，只是静静地坐著，思想或是默祷，所以大家对他都不了解，摸不清他的底细，也就不敢太放肆。这也是神的保守，使得他在後来的犯人斗争犯人的时候，没有受太多的苦。监狱中所谓的犯人斗犯人，就是针对那些不肯认罪的人，要让同监舍的犯人帮助你反省认罪；也就是说，这是一种经过许可的监狱内的暴力。帮助的内容主要有三项：一是开批斗会，大家一起来口头批评，然後就是罚被批评的人做一些叠被子、倒尿盆之类的小事，这是最轻的。另有一种是让人坐在硬木板上反省，反省的时候两条腿要盘起来，身子要坐直；虽然不痛，却是让人累得受不了。被帮助的人每次最少坐一个钟头，有时甚至一个晚上都要这样坐著，等到睡觉的时候，两条腿麻木得早已失去了知觉；有时实在受不了，还会从木板上摔下来。但只要那些帮助你的人不肯点头，就还得再爬起来接著坐。最严厉的一种方法叫“坐飞机”，就是把人的手举起来，使劲往後拽。这种刑罚的特点是：斗争人的人根本不费力，但被斗争者却是疼痛难当。每天晚上都能听到从一些监舍里发出惨叫声，大家心里就会说，不知道是哪个人又在被斗争。这时候监狱的公安人员都听得很清楚，但他们从来不去管，因为这些事情本来就是他们授意的。

　　袁相忱在监舍里很少说话，在提讯的时候虽然是有问必答，但答案却往往不能让审问者满意。所以袁相忱就成了他们监舍里的重点帮助对象。监狱领导曾多次明说或暗示其他犯人，可以对袁相忱实行严厉一点的帮助。可神却保守他，使他在这期间并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他所得到的最重的“帮助”，也只是盘腿坐在硬木板上。这一点，连袁相忱本人也颇觉得奇怪，实在想不出其他的理由，惟有感谢神的保守。

　　在监狱里，袁相忱所面对的最大的试炼，还是来自家庭的压力。在关押他的监舍中，有一个小小的窗户，窗户外就是居民住的地方。每到傍晚，小孩子们在街上嬉闹的声音就从窗子传进来，袁相忱就开始想起自己的六个孩子，担心他们会不会被人欺负，担心他们的生活问题如何解决，担心他们将来的成长教育问题。还有，看到监狱里做饭菜时，闻到炒菜的香味，就想家。梁惠珍做得一手好菜，饭菜的香味就是一个家庭的象徵，可是他现在却享受不了家庭的温暖了。当这些烦恼涌上心头的时候，袁相忱就在这矛盾中变得软弱。母亲需要儿子的照顾，妻子需要丈夫的扶持，孩子需要父亲的呵护。一面是家中有老有小的困境，一面是监狱的高墙铁网，此刻人最容易手扶著犁往後看，最容易跌倒。但每次当他最软弱的时候，总有一句话临到他：“手扶著犁向後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袁相忱此刻经历了不能够爱父母、爱子女超过爱主的痛苦抉择。他每次在软弱中都得蒙神的保守，得以重新站立在神的面前。

　　还有令袁相忱割舍不下的是教会的同工。袁相忱是在四月十九日被捕的，审讯期间不许探监，所以他没有教会同工的任何消息，但心中却担心他们会因自己受牵连。阜成门福音堂开办後，每年五月一日、十月一日，因为放假两天，袁相忱的教会就利用这两天的时间安排两次教会同工聚会，大家在一起座谈，彼此分享。他被捕後，不知教会是否还有正常的敬拜生活，不知这些同工还有没有坚持服事？其实，自从他被捕後，阜成门福音堂已无任何聚会，同工们各自分散，但他对这一切却一无所知，惟有在祷告中纪念他的同工，求神保守他们。

　　在长达半年的审讯期里，袁相忱过著一种完全与外界隔绝的生活：没有家人的消息，没有教会的消息，没有关於时事的消息；有的只是不停地回忆、交待，不停地被别人揭发，也不停地被要求揭发别人。袁相忱告诉公安局说：“我的记忆力不好，自己的事都记不清，能记清的我都已经说了。至於别人的事情，你还是问别人好了，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同监舍里的人，有人比袁相忱迟关进来，都一个个地结案了，惟独袁相忱一个人在那里老结不了案。之所以结不了案，是因为官方认为袁相忱不认罪，不认罪就无法结案。公安局多次对他说：“抗拒是要从严的。”而袁相忱却说：“我没有不认罪，因为那些根本就不是罪。我也没有抗拒，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一九五八年十月，袁相忱入狱整整半年後，法院要他写一份亲笔供词，承认自己的罪。袁相忱知道，这就表示要为他结案了。写了供词後不久，他就被转到在自新路的北京监狱，开始劳动。先是在毛巾厂，後是在袜厂劳动。在袜厂的时候，每天都有犯人收到判决书，有的哭，有的笑，甚至有人在听到判决後当场晕倒。法院的人要当著犯人的面念判决书，袁相忱听了别人的罪名和判决，就自己估算刑期。直到这个时候，他还幼稚地认为，他的问题还是信仰问题，达不到反革命的份。

　　十一月，袁相忱的判决书下来了。发判决书的时候，袁相忱正在劳动，法院来人了，叫袁相忱的名字，他就站起来听判决。首先宣读罪状，然後是依法做出判决，判处“无期徒刑。”判决书中特意说明，袁相忱是属於反革命的首恶，又加上在审讯过程中态度不好、抗拒，所以要从严处罚。至於判决书的具体内容，袁相忱己忘记，只记得法院的人告诉他，如果不服判决，十天之内可以上诉。袁相忱说：“我不上诉，因为基督徒从来不主动打官司。”

　　关在自新路监狱的人，若是被判无期徒刑，很多当事人一听就会晕倒，但袁相忱却没什么感觉。他没想到会判他无期，因为他认为自己没犯什么大罪，但判了无期也没觉得太难过。袁相忱此刻的心态是，在监狱里呆一年和呆一辈子已没有什么区别。经过火的试炼後，他重新刚刚强强地站立在神和人面前，只准备为主殉难，死在牢里。

　　袁相忱坦然面对自己那已没有未来的未来。他只求自己有一颗顺服的心，却没想到这其中包含著神多少的美意。他没想到自己还能活著从监狱里出来，更没想到，如果他五八年不被捕的话，在文革中他早就会被活活打死了。如果没有狱中的劳动锻练，他瘦弱的身体也活不到现在。在中国最动荡的时刻，神把他的仆人送进了保险箱。多少人死在劳改农场上，而袁相忱却在二十多年的铁窗生涯中，一次都未病过。神在他身上成就了何等大的神迹！

　　一九五八年袁相忱被捕後，北京的六十四所教会合并为四所。一九六六年後，所有的教会都被迫关闭，共产党己暂时达到了清除宗教的效果。

　　一九五八年八月底，梁惠珍搬离阜城门福音堂，带著六个孩子和婆婆，迁到白塔寺内大街四十号居住。四十号原本是白塔寺的西配殿，後来喇嘛就把这里租出去，最终又被收归国有。梁惠珍携母带子，八口人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她所有的家当就只有几个包裹著全家老小的衣服的包袱。梁惠珍带著孩子出去找来几块木板，用砖头垫起来，再铺上一层褥子，他们全家就睡在这一条通铺上。那时她家的生活可以说是非常清贫。梁惠珍在丈夫被捕後，自己就去房管所找了份工作，养家糊口。当时房管所是建筑单位，又苦又累，工资又低，没有人愿意去，但梁惠珍作为一个将近四十岁的妇女，能找到这样的工作，已是非常感恩。

　　但是比清贫的生活更让她痛苦的是心中的挂念。她对丈夫的情况一无所知，她也无法面对孩子们的痛苦。小六还不懂事，想爸爸的时候就哭，有时候一个劲地追问：“爸爸到哪里去了？”梁惠珍怕孩子幼小的心灵过早地受到伤害，就告诉她说，“爸爸去学习了。”於是小六又天天盼著爸爸早点学习完了就回来，再带她去街对面的小店吃炒肝。小六是袁相忱最小的孩子，也是个极其聪明的孩子，伶牙利齿，非常出众，袁相忱非常疼爱她，小六也非常喜欢爸爸。每天晚上她都要让袁相忱给她讲故事，袁相忱就把她抱在怀中，一边讲圣经故事，一边摇著她入睡，等她睡著了，才轻轻地放到床上。小六老是问梁惠珍：“我爸爸到底去哪里了？为什么学习这么久还不回来？别人的爸爸为什么总在家里，我爸爸为什么要出去？”梁惠珍忍住眼中的泪，强作欢颜来安慰孩子，因为她知道，现在这种情况下，她一定要刚强，全家人都要看她，也都要靠她的信心来维持家庭的平衡。

　　十一月的一天清晨，大约六点钟，梁惠珍还未起床，就有人在外面敲门，梁惠珍连忙起身开门，一看，是两个不认识的人。来人问她：“你姓梁吗？是从阜成门搬来的吗？是袁相忱的家属吗？”梁惠珍连忙答“是”，心中明白丈夫有消息了。那两个人接著说：“我们是从法院来的。袁相忱的判决书已经下来了！我念，你听著，最後我会问你听明白了没有。”当念到“判处无期徒刑”时，她心中一楞，但最後还是回答：“听明白了。”法院的人把判决书交给梁惠珍，接著又说：“如果你要上诉的话，还有机会。十天之内你可以向高等法院上诉。”梁惠珍说：“我不上诉。”法院的人说：“那好吧，”并告诉她，袁相忱现在在北京监狱，因为己经过了审讯期，所以就可以接见家属，每月一次。袁相忱会从狱中发明信片，上面写有接见日期，按日期来就可以接见。说完就走了。

　　法院的人走後，梁惠珍才看判决书上所列出的袁相枕的罪状，一共是七大条：一是右派言论；二是反对破坏“三自爱国运动”，污蔑三自领导人是“三朝元老”；三是策划开黑会，反抗政治学习；四是诬蔑政府，说信仰没有自由，与回教不平等；五是在监狱里继续反革命，气焰非常嚣张；六是有汉奸嫌疑；七是里通外国。後来有人听到袁相忱被判无期徒刑的消息後，就劝梁惠珍说：“这样判是太重了，你为什么不上诉呢？”梁惠珍答道：“这一切都是出於主。我丈夫又不是抢又不是偷，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是主所许可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想主动打官司。既然判的是无期徒刑，我也只好认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