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二年毕业后，曾在清水建设株式会社工作一年多。我们做设计的不需要天天到公司，有些事可以在家里做，开会的时候一定要出席，没事就常常泡在学校的图书馆里。

有一天在家粘模型时，学校里有人打来电话，问可不可以帮忙做个翻译，有个病人需要帮助。希望我能做翻译，心想大慨是新来的中国留学生不谙日文，看医生需要翻译。“大丈夫”（ OK 的意思）就一口应允。按那人给的地址，很快赶到那家医院。来到受付处说明来意后，接待小姐马上拨了个核对电话，不久就下来一位护士小姐，带我到一位医生的办公室。例行的几句客套话过后，医生把病人的病历（是从别家医院转来的）递给我看。我瞄了一眼，几乎所有的框格里都写着“异常”。我的天哪，原来是个精神病患者。

医生说这是一个比较罕见的病例。而且，这人只能说一些很简单的日文，根本无法沟通。（现在想想美国的大医院就是好，什么语言的翻译都有。）医生想了解病人自身对此病的看法，和他的过去、现在的生活，是否滥用药物，以及对那些药物过敏等等。医生怀疑框格里的“异常”，有一部分是沟通不良造成，希望能通过我的翻译了解患者的真实情况。

医生嘱咐我不要怕，患者现在很冷静，只要不刺激他，语气缓和一点应该没事，并且他和护士也会在场。

谈话安排在一间会议室里进行，地方大，拉开窗帘可以看到东京湾。

患者是个中年人，姓牛，巴西华侨，祖籍华北的某个省。其祖父曾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军官， 1949 年随国民党军队撤退到台湾后，在 60 年代又移民到巴西，他是在巴西出生，会说葡萄牙文和中文。来日本前在所住地的一个政府机构里工作，算是一个公务员，和老婆、儿子一家三口日子过得还不错。

大约在 1986 年开始，日本政府忽然良心发现，觉得不能再让早期被政府骗到巴西垦荒的日裔巴西人的二世、三世继续过苦日子。 ODA （海外开发组织）开始每年大幅增加对巴西金援，鼓励日本企业去巴西投资，同时放宽巴西人来日签证。牛先生的好多日裔邻居和同事都先后去了日本，他们的家人经常告诉他日本有多好，邻居们惊人的生活变化速度，使他更坚信东京的月亮比圣保罗圆。

没多久，他也踏上淘金的旅程。

刚到东京时，还到一家语言学校读日语，好像是叫国际语言学校，台独金美龄办的一家专蒙外国人的学校，只要按时交学费，学校都会出具在学证明等文件，学生就可以拿到大手町的外国人出入国管理局延长在留资格。牛先生看到来学校读书的人寥寥无几，上了两、三个月的课后，就不去了。

他找了两份工，白天在一家北方菜馆干杂活，晚上在 JR 线的地铁隧道里捡垃圾，主要是一些被风卷进来的报纸和矿泉水瓶等小东西。东京的地铁最后一班是在午夜一点钟左右结束，所以他在一点以后才开始工作，因为时间是深夜，所以薪水很高。他说虽然累，但比起在巴西当小职员时的收入，整整多出二十倍，就坚持干到最近发觉自己生病为止。他说，白天在餐馆虽然人多，但事更多，每天总有那么多干不完的事。晚上九点半下班回家小睡一会儿又要去地铁捡垃圾。天天都有人捡，基本上没多少垃圾可捡，所以挺轻松的，但很无聊，因为不是几个人一起捡，而是每个人分一段来捡。虽然亮着灯，毕竟一个人挺寂寞的。有时不小心打个喷嚏，回音都会把自己吓一大跳。

一开始，看在钱的份上，还好没什么事。最近几个月，由于长期睡眠时间不足，脾气突然暴躁起来。在餐馆经常和别人顶嘴、吵架。看谁谁都不顺眼，除了老板娘，大家都不爱搭理他，他自己认为别人怕他。我笑着跟他开了个玩笑，问晚上在隧道里和谁吵啊？他说，他每次从隧道口的第一根枕木数起，一直数到第？（我忘了）根为止，他就下班了。偶尔也会扭扭桑巴舞、哼一首巴西民谣，但大部分的时间是和自己自言自语时的回音，在一问一答。

我自作主张地告诉他，那可能是工作环境和生活压力造成，调整好心态，放松放松就会好。他说试过，就是放松不下来。而且最近失眠更严重，然后就不停地自言自语，说完就忘了。

更让我吃惊的是，他说最近在餐馆和别人吵架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感，这种感觉简直太妙了。所以有时想要有这种感觉，就得找人吵架。骂别人时，爽；被人骂，兴奋。有一次把一个个头小的服务生逼到墙角，按住他令其动弹不得，那感觉实在太好；几天前被厨房里的师傅追得满餐馆跑，那位师傅的手里还握着擀面棍。他说那种感觉不是用语言可以表达出来，对他来说是一种快感 ------

我听得毛骨悚然，心里只想离开，但想起进来前医生的嘱咐，耐着性子直到他说累了。护士请那位牛先生到隔壁房间休息去了，医生已经在新的病历表上写上曾经定不下来的病名：虐待和被虐待倾向者。我把它称为“双向虐待狂”。医生说会给他治疗，但最好有家人在身边，工作也要换，不能再让他熬夜。

光阴似箭，我来美国都有十多年了，那位牛先生也应该回到巴西了，我希望他已经痊愈并恢复正常生活。他的病在当时是少见，而如今社会什么人都有，蜀故妓也见怪不怪了。

（全文完）

蜀故妓作于 2009-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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