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仔细回忆八九八平方，也许将来让孩子读读】

那年五月底，未满20岁的我平生第一次把自己灌醉，发现俺酒醉后的表现就是哭和多话。同寝室的姐妹们善良耐心地照顾我，端着一个洗脚盆接我的呕吐物，用冷毛巾给我擦脸。。。我直说对不起，然后就哭得更加厉害。据说她们说，我就那样不停歇地边哭边讲好几个小时，言语连贯逻辑严密想象丰富气势磅礴得上天入地，对着庄子还有我死去的姥爷表明了许多心迹，许多挣扎，还与天堂诸神做了深刻有意义的研讨。

第二天醒来，头疼欲裂。趴在床上写家信，在“我什么都没干”一句下面画了重点线，只为强调我真的什么都没干，为了让父母安心。没想到却被我爸莫名其妙地往复杂了想，以为可能我有心机在对付共党查信，那么就说明我真的干了什么，还挺大发的。那年头打电话不方便，特别是从我那偏远的家乡，于是多少的猜测担心还有思想斗争，我那在共党基层做官的知识分子爸爸只能焦急地等我回去。

了解我的人们，初三班主任还有高中的老师和同学们，恐怕都跟我爸一样，要相信我“什么都没干”是很难的。我太好表现出风头，又冲动率直，再加上确有几分能力。全国的大学生，那时自以为是的“天之骄子”都卷进去了，冲动得轰轰烈烈，在这样的气氛里，我这样的不跳出来激动得带个头儿，那简直都不是我。

所以呀，“什么都没干”的我确实一直很痛苦！周围的风吹草动我都观察和思考，又思考不出什么明确的结论。要好的朋友们宿舍里的姐妹们每次做游行的准备工作，口号袖标募捐箱还有好多催人泪下的悲情，我就在边上啥也不干；一直在追求我的老乡锦慧姐姐的那个湖南男生到广场上绝食了，他也在学生会做事，也是我的哥儿们；我班里的副班长还有另外几个男生去了北京，同班同学呀都很有感情的，为他们募捐送行的事我也没有参加，特别地自责和自卑。。。姐妹和朋友们理解地表示：知道你为难，因为你是系里唯一的党员，还是校学生会的干部。这样的“理解”就更加让我恨不得有个地缝好钻进去。

如果为了得失算计，我大可以像有的人，包括一些老师们，那样押宝的吧？押宝就得必须尽量赶早，晚了，赌博的机会都没了—-这是常识，谁都懂的。押宝，可以凭着判断压一边，或者另一边，还有压两边的呢---这是我事后旁观才看明白的，愤愤地加白眼。

忘年好友写过一个深深打动我的题目：《时空的翻云覆雨手，一个人的泡沫》。这个题目让我想起那个夏天，一个自以为是意气飞扬的年轻女学生突然接受个体的渺小这样的现实，痛苦不堪，却难以言表。时空的翻云覆雨手里，所谓大势，不是预测的，却是被实现的。
一个渺小的个人，在起伏跌宕里，趋利避害，不如守衷。衷，是内心的判断，是精气神。

文学城里看到李录的同学讨论他回国的事，认为讲他（李录）是领袖“太可笑了”。这位网友的回忆和评论当年，很真实很生动。他写的题目叫做：“搞64纯粹好玩，那时年轻人没什么娱乐，”笔名 yuwux

以下引文：

我那时自封南京学运的敢死队队长，本来我可以自封学运的一把手或二把手，但晚了一点，被别人自封了。 李录在南京也没捞到一官半职，就匆匆忙忙去了北京。

天天希望天下大乱。搞政治要有纲领， 我们，包括李录，完全瞎起哄。李录天天不务正业，从物理系学不下去，转到了经济系。别人都知道我胆特别小， 那时(20岁）从来没谈过恋爱， 为了在女孩面前表现， 所以64时自封了一官半职，希望表现自己胆大。若没有家人拦住， 我可能也去了北京， 好玩， 我想我一定会搞个大官当当， 因为在北京，很少有外地去的， 只要你想，一去就会被封官。 那时， 还要动员去当官， 因为没太多人要当学生运动的头。可能北京学生中的2-3个人是有政治目的的， 有人撑腰的。 别人就是好玩。没人理李录， 李录就想了一个出名的办法，自己宣布在天安门结婚。 很像张柏芝的做法。

引文结束。

他这里写的，体现了一部分同学当时的心理和情绪，不是全部。

还有一部分，应该是更大的一部分，就是真诚投入的很普通的同学们。是我在酒后哭着对他们说“对不起”的那些人。当时我以我的怀疑犹疑，做不到跟他们一道守衷，而19岁的我看不清世事也无能无力说服他们跟我一道怀疑犹疑。今天的我，只能默默祭奠他们当日的心与身。

当时的我，一个偏远农村来大城市读书的19岁女生，如何产生怀疑犹疑的呢？因为我恍惚看见似乎还有第三种人。怀疑的我，守衷就是什么都不干。但是这种由衷却不够坚定，加上心性敏感，容易被环境气氛影响，容易被喜怒为用，所以心病重重，痛苦不堪。

一开始感受到的是悲情气氛，胡耀邦逝世了。我知识有限，就简单化地想：一个下了台的领导人吧。哦，这么说还是个性情中人？好人，哦，好。悼念悼念就好。悼念氛围搞得很大，宿舍区的招贴栏一面墙都是醒目的黑白，有诗有画（具体内容记不清了）。

我做副主编的一份小报（归校团委领导，主编是团委副书记之一）收到投稿雪片似的飞来，异常地多。编辑部办公室里，那位跟我同届学文科的能书善画的弟兄很是兴奋，挑出文采上佳的几篇大声朗读着。我比较沉重，因为看了这么多稿子都是在悼念之余批评社会批评经济批评政治等等。我倒没想什么政治正确，只是这些内容已经超越了我能够判断理解的范围，我不知如何负责地做为。然后就在那时，听说北京学生已经上街，我们这个城市高校学生也开始动作。我感到事关重大，急急跑楼上找主编，多次上去都找不到。我想，这么一份小报，关了吧，反正也没啥影响的。就停刊不发了。

不用赶着编报纸了，我课余多出来些时间。四月19 或者20号午后我一个人偷偷去了那个城市的广场，只是想观察。没看到什么，广场比平时人反而少很多，显得很空旷。那时候还没有大规模游行，也没有绝食，市府大楼上的一个窗口有摄像机一样的东西对着广场，我一紧张，就匆匆离开了。

校园宿舍区的那面墙上从那时起就开始不断有内容丰富的帖子—大字报小字报：北京方面的情况及时报道和分析；各种渠道来源不明的小道消息；有个好像叫《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对策与行动》的系列；一个男研究生贴了告示宣布成立一个组织，名字很大很响亮（真的想不起来了），好像没有招到什么人响应。高自联成立了，他个人就被收编了，得了个不小的头衔。这期间，有小规模上街，绝食开始。北京人民大会堂外那一跪，学校里电视转播都看见了，各种分析和小道消息继续更密集地出现在墙上并且被口耳相传，墙边一堆堆的人群的议论里，心神各异。课反正是都没心思上了，我也一样。

这个时候，学生会办公室的整个一层楼里，跟外面墙下的聚堆差不多，高年级的几位在我眼中很有心机和头脑，我于是常常过去听。4.26社论之后的某个晚上，高我一届的那个心机深沉男生请来了陈KD和他的所里的两位老师，我急忙赶过去，生怕错过这个近距离跟名师学习的机会。

说实话，进了大学之后我如饥似渴地赶场听各种思潮讲座，新权威主义，新自由论，西方哲学，民主政治。。。听懂多少很难说，附庸风雅似的，倒也常常被刺激得思考，思考很混乱没结论。那个晚上也一样，看他们几位表情严肃语气沉重，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有时候还激动激昂：关于眼下如何走，关于中国未来，中央内部谁是“同情学生”的且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

大约20年之后的某天心血来潮，在网上雇狗搜了这位名师的最新言论和作品，发现我终于能看懂了！非但看懂，而且能批判：他20年里没有变化，甚至退步了很多很多，貌似为了钱傍了轮胎。而长大后的我却已经心明眼亮。关上了网页，满意自己的不断成长。

五月中旬，高自联的人来了几个到我们学生会的办公室，那天几位高年级的都不在。我的正职是毕业班学生在工厂实习--我很希望他在，因为他稳重谨慎。这个自治联合会在我校领头的小万，比我还小一届，学习很好的一个孩子，以挑战权威的神态冲我吼：“原某某，你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 这把本来还有点紧张的我逗乐了，我站起来，比了个“请”的手势说：“好，你来拉～！”所有人就哭笑不得地僵在那里尴尬着。

他们后来就说，他们总之是要把全校同学组织起来带出去大规模游行的。我急忙打电话去团委，没人接。

高年级的心机深沉的几位来了，我问怎么办，他们说起好像是86年，校长还是什么重要领导授意当时的学生会主席组织学生游行，搞得很大，校旗还碰巧上了美国一杂志，后来这位学生会主席同学背了黑锅，领导老师们都闪了，他直到毕业都很郁闷。这故事听得我半信半疑却心惊肉跳。

后来就聪明地想打个擦边球吧。既然全校同学都出去，咱们还是得出去，做点后勤保卫工作，发包子和袋装牛奶。这个决定得到了团委老师们的赞同，连夜帮我们跟食堂大师傅们敲定了包子牛奶。那个晚上，老师们也在忙，学校里各个系似乎也都是很不容易地做了差不多的决定：总之，参与只是为学生负责，不代表官方有什么立场，再加上一条：到了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们，能劝就劝。具体的，例如系旗校旗让不让打出去，好像各个系的态度还不一样。

到了广场看各个高校规模都很大，暗自想高自联那帮乌合之众还这么有能力啊？我发了包子牛奶之后去看绝食的同学们，一到现场见那几十个年轻的生命有气无力的样子，很多人头上缠着一条写了标语的布条，还有红色的像是血书。这些视觉冲击对我的心理影响效果极大，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不停地往下掉。我对着那个追求锦慧姐姐的男生哭，对他说：你这是何苦，你知道自己为了什么吗？他表情疲倦语气坚定地说：“我知道。”

那天的事情结束后，学生会办公室里的小圈子讨论继续着，我还是常常去旁听。那个心机深沉的男生拍了大规模游行的好多照片，有各校各系的各种旗，标语，有个同学举着一把扫地的扫帚上头贴一个毛笔写的倒着的“官”字（扫除官倒）我印象深刻，因为简单而有创意。照片里还有市民反应，拍手叫好和踊跃捐款支持的，也有少数学生偷偷从募捐箱里往外弄钱的，还有几个坐在地上互相展示逛街购物成果的—-我暗自佩服他怎么拍到的。然后突然想到那天我其实看到他在游行队伍里面表现得很积极参与，比较突出。然后才来跟我们一道发一会儿包子，还拍了这么多照片。。。我心情复杂地看着他那张长得像杨康一样英俊的脸，想他那么有女人缘，这些女孩子不是飞蛾扑火嘛，这人多可怕啊其实 ：）

就那几天，北京那边似乎官方和学生都有所松动。在墙上的小字报指导说：戈尔巴乔夫访华是件大事，世界媒体都关注，绝食一定不能撤，一定要占据天安门广场，给政府施压。人堆里的分析讨论也说，迎宾仪式都得另外找地方，政府是多么局促难堪！这些我都听懂了，正因为听懂了，然后在电视上看到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哼哼唧唧地诉苦说他其实不能当家，什么都不得不听老邓的，我才大吃一惊。北方农村的大家族的家教，让我从小懂得即使家丑都不可外扬。这么微妙诡异的局面下，党的第一把手肿么小家子气得如此露骨？！我才一下子意识到：原来“上面”不是一致的啊，不是铁板一块啊！顿时明白了自己很傻很天真，于是才转头跑去图书馆，开始平生第一次用心地认真地学习党史。

5月19日晚上，小道消息传来说北京（要）戒严了！布告墙下，群情激愤。这时候我因为已经在看书读史了，学生会办公室的小会就不怎么积极去旁听。记得最后一次去，他们在说万里归国，似乎先是寄望于万里开人大紧急会议扭转局势，然后说什么在“兰苑机场”他被什么人拦住了—我还想这机场的名字真美，后来明白是南苑机场（说话的人地方口音和语调，我印象深刻）。

5月底喝醉酒前，我曾念着严加其的厚厚的《文革十年史》里的描写片段，在宿舍里对做募捐箱的姐妹们说：你们看，你们看，学生运动都是相似的。。。（当然我现在以为文革和8*8在很多方面不可以简单比较，当时我不知道这么多）

她们不耐烦地没功夫理我。

这个时候读史，我从小积聚的英雄主义情怀，生命将以有为也 的壮志，一贯良好的自我感觉，都在无能为力的卑微感中一下子垮掉。在很极端的情绪里，曾经小孩子气地悲愤地想：如果生命如此卑微渺小，毫无意义，不如死掉！而更多时候是冷静务实的，我想：如果死掉，这世上是有人会难过得痛不欲生的，我且为了他们活下去吧。

这样的挣扎和胡思乱想里，有了开头写的那次醉酒。然后我书也不读了，一心要回家！回家的路很是不顺，6月里辗转地到家了，父母应该是惊喜的。父亲半玩笑半真地问：你是不是高自联的？

我答：如果是，如今逃跑回来，你可会把我藏于深山？

父亲继续笑着半真半假：我把你交给组织。

倒是我那做老师的母亲，大地主的小女儿一辈子不要求进步的，此时说话更像农村妇女：咱们这儿，四周都是大山，要是藏个人估计还真找不着吧？

我于是就笑话她，笑得眼泪夺眶而出。

弟弟说，那整个暑假，我特别爱哭。

秋天开学返校，已然没有了一点数月前的痕迹。考试考得不理想，但我已没有了从前的在意和对自己的高要求。一切无所谓的心情，一直持续到毕业，以这种心情结束了让我成长很快的大学时代。

再说那年秋天里的反思活动，每个人都写材料。我觉得没劲只简单地说了自己什么也没干（交待了一下发包子和牛奶是组织行为，看到绝食同学时候自己单纯的不忍，是感情，缺乏政治高度的认识）。有些青年教师们很积极表现，发表文章和研讨会，宣讲资本主义民主不适合眼下的中国，补课论，等等。数年之后，与一个老教授的儿子成了同事和好友，这位老教授是89五月中下旬时候某系的主任。在私下交谈中回忆，说起某夜晚好几个中青年教师到他家里要求老头子交出钥匙印信旗帜等一切代表系里权力的东西，不交他们就不走，一直快到凌晨2点也不让老头睡觉。我忍不住问了都是哪些人，听到名字之后怒目圆睁：大多是当年秋天里反思活动的积极分子和领导人物，有一个已然在仕途上行走顺利成了个处长。

这种愤怒和鄙视，又经过了好多年，嗯，16年吧，才化解才放下。那是在我学习了道家的系统观之后。我懂得了他们那样的人其实也是在守着他们的衷，只是他们所执着的跟我的不同。我懂得了：正因为不同的人对 什么最重要 答案不一，“万类霜天竞自由”，“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历史和现实里，原来什么都各有各的作用呢。

时空的翻云覆雨手里，一个人的泡沫，各自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