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快！一晃二十年就过去了。从来没想过要写“六四”这个既敏感，又显得有点老掉牙的话题。可前两天和美国大老板聊天，他问起“六四”，我就把我的经历简略地讲给他听。听完我讲的故事，他建议我把它写出来发到《NEW YORK TIMES》上去。《NEW YORK TIMES》也就免了。但趁着还没有全忘记，把它写出来，也是对人生中一件大事的记载。更何况我还从没有见到过与我的经历和当时的思考相似的记述，放在这里，可以成为一个新故事，供大家网游时消遣。我也相信，在与我同一代的人中，我的经历和当时的思考，也会有一定的共鸣。

一、先介绍一下当时的相关背景：

我在北京郊区的一座中央直属企业担任副厂长，是在任的第五年。

我LP在北京一著名医院刚刚博士毕业，升任主治医生。

我家（我和LP）住在前门东大街，北京市公安局正对面那栋楼的一层，我家还有一小单元在同一楼门的顶层，亲戚在住，我们有钥匙。从我家走进天安门广场只需五分钟。从我家顶层的楼道里，能看到纪念碑和纪念堂。

我的父母还在上班，都在少年儿童教育领域担任不大不小的职务。

我的记述在很多地方要用我们。因为，除了和我LP一起的经历，我还有一个男同伴，他的名字是五岳之一，就暂且叫他五岳。小时候我俩住一个大杂院，初中和高中同班，插队同公社，分到同一工厂，当时五岳是我的搭档，也是我厂副厂长，他分管经营，我分管生产和技术。我们的成长过程基本相同，是志同道合的那种朋友。早在“四、五天安门事件”时，我俩刚进工厂当工人，就天天泡在天安门。在工人民兵动手镇压前一小时才离开，第二天一大早又返回天安门广场，在再次戒严，清洗广场前，亲眼看到纪念碑东侧最大的一滩血。 

这里还要提一下我们厂，因为很多事都与她有关。我们厂是当时北京市仅存的几个部属企业之一。她的痛苦之一就是，每年北京市组织的财务大检查，必查我厂无疑。那时我们厂，有二十几个足球场加起来那么大，就是一个小社会，分厂区和生活区。有单身职工宿舍、家属宿舍、医务室、食堂、澡堂、幼儿园、商店、饭馆，应有尽有。光汽车队就有包括救护车在内的大小车辆近四十部。

还要说明的是，虽然那时已经有形容工厂厂长五毒具全的说法，我和我的同伴可都是两袖清风。仅举一例，虽然那时各单位，包括各车间都有小金库。我们月底抢产值，加班加点后与生产部门和车间主任去吃饭，多数都是我出钱，也有时是我出大头，他们出小头。当时我们没有孩子，我俩工资加起来680块人民币，在当时算是高收入了，但经常没到开支就没钱了。出国时连机票都买不起，借了一屁股债，才给我LP交够了培养费（本科、硕士、博士，算下来工作不够五年，每年要交7000块），买了机票。到现在我还看不得这里的中文学校，整点儿小事就出去公款吃喝。我管中文学校时，每年都会带孩子们去演出，挣了钱交中文学校，请孩子们去吃饭，我自己掏腰包。费话少说，言归正传。

二、学潮开始 

刚刚开始的学潮，令每一个人都很兴奋、激动、热情高涨。学生们争取民主、自由的诉求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和赞赏，我们也不例外。特别是学生开始绝食的行为，虽然我们也觉得有些过激，但也十分理解和钦佩。我们刚过而立之年，又属于思想较早熟，经历较复杂，在单位担当重任的那种，不会象十年前那样，立马投身于运动之中。但我们在改革大潮下的国营企业，经历了企业整顿、升级；推行承包制；职工优化组合等等的艰难尝试和艰苦努力，成效实在有限，又面临着日益严重的三角债，企业的前途渺茫，深感症结在于机制，而机制怎么改变当时谁也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首先要解放思想，打破枷锁。因此，从本质上讲，学生的运动附合我们求变的心理和渴望。

因为我LP是医生，即使为了救死扶伤，也义不容辞地加入广场救护的行列。每天下班回家，放下包就赶去她们医院在广场的救护点，义务上班。我下班回家后，做点吃的带给她，并在广场逗留，观察事态的发展。当时广场上秩序很好，虽然整个广场几乎全部被学生占领，但学生们各就各位，条块清晰，道路通畅，没有任何的过激行为。我当时对学生们的组织能力既惊叹，又佩服。可以看到一些社会人士前来鼓励和慰问，也能看到抱有不同目的的闲杂人员。印象最深的，是见到当时的央视新闻联播名主持。还见到一位港台模样的四十几岁的男人，说一些具有煽动性的不三不四的话，我当时就想，这小子弄不好是个台谍。从广场回来，每天上班都与五岳或其他同事交流情况，交换看法。以至后来在部党组的内部通报中，指明我厂有一副厂长每天去天安门广场，那就是在说我。

三、游行

由于新闻媒体突然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大肆自由报道学运的新闻，社会各界开始上街游行，声援学生。很快使整个社会处于亢奋状态，几乎每一个人都蠢蠢欲动，我们的工厂已处于半停工状态。作为主管生产的副厂长，我已经丧失了对生产的兴趣，能否完成生产任务已经不重要了。这毕竟是关系每一个人的社会大事，一波又一波的大浪，冲击着人们的每一根神经，我也是满脑子都在关注事态的发展。在大规模游行在电视上出现后，我厂的工人也提出组织游行的要求。我预计，明天来上班，厂领导班子就必须面对是否组织游行的决定。在那种群情激昂的时刻，我并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支持或反对组织游行。我认为，多一个或少一个我厂去游行并不重要。但是，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在没有接到上级指令的情况下，有组织地游行，是在玩火。回想我们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林彪事件、粉碎四人帮和四、五天安门事件，这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因此，我更看重事态到底在向何处发展，也很想到现场去实地考察。同时也为了逃避我不知道该如何作的选择，我决定以看医生为由，请假一天。

这一天，我先到了我LP的医院，想证实我LP说的是否属实，不是不相信她，而是不想相信她说的。结果很失望。我LP说的不错。改革开放十年后的学生，表现出了他们的不同。基本上都是接受救护，吃饱喝足，有的还洗个澡，再到广场继续绝食。难怪漫长的绝食没有造成一人死亡。我很失望，但也能理解，毕竟绝食不是目的。从医院出来就上了长安街。游行的场面不必描述，我关心的是事态。当我看到游行队伍中打出了“打倒邓小平”的标语时，心里格噔一下，担心好事将要变成坏事。

那一天，我厂领导班子在工人的呼声和压力下，为了稳定情绪，继续生产，决定有组织的游行。用于班车的大客车全部出动，从郊区开进了市中心。从工厂的利益和现状看，我认为这个决定并不错。但这是后来被审察时的第一大问题。我因为请假不在，此事自然与我无关。但明白人肯定都认为，我玩儿了个小花活，虽然没有人提过，我也绝不否认。

四、相持阶段及与五岳之间的讨论和分析

游行后第二天上班，我和五岳互通信息（他知道我的计划）。他向我讲述了组织游行的经过和各位班子成员的态度，我也讲了我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又共同向党委书记汇报了我们的所见所闻和看法（党委书记是我们父辈那一代了，是个好人。我和五岳都是他几年前提拔到厂级班子的）。当时最让我们感到振奋的，是新闻报道的空前开放，新闻自由一直是中国政治领域最敏感的问题，当时新闻报道那种开放程度，让我们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新希望，让我们兴奋不已。我们还共同感觉到这场运动是有一股政治力量在推动，但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一时也搞不清。从我们的内心中对运动是支持的，虽然有过火的地方，但希望能有一个好的结果，能对政治体制的改革起到推动作用。不希望出现混乱和失控的局面。因为都是企业的领导，我们认为当时能做的就是稳定职工情绪，继续正常生产，静观事态发展。

大概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的区别就在这里，游行完了，意愿表达了，工作还要继续做。虽然大家还在议论纷纷，但生产基本正常进行。

我和五岳仍然密切观察事态的发展。那时绝食已超过十几天，很多学生们被老师和家长劝回学校，留下的，在不断重复从广场到医院，再回广场的过程。还不断有更多的学生，从外地或回家休整后再赶来加入。那时的天安门广场已经开始混乱。我LP不再去天安门了，她就是这样的人，没有意义的事，就不会再继续做。我仍坚持不懈地每天去广场，不再是走路去，而是骑自行车转一圈。有时我LP也跟我一起去。很多细节都记不清了，留在脑子里的，是一天不如一天的混乱、肮脏。到最后，不夸张地说，那天安门广场，比后来的自由市场还要差十倍。印象中，政府派了大客车后才稍有好转。

学生们的热血还在沸腾，还努力地把自由女神像弄到了广场。但许多孩子的精神已开始崩溃，零星的演讲，多数是胡言乱语，不知所云。人们的情绪和广场一样，处于混乱之中。面对这样的场面，只有一个词来形容：痛心！我已经意识到，这场运动不会有好结果了。

面对这种局面，我和五岳在某一天晚上留在工厂没有回家。我们几乎谈了一夜，从头到尾分析了整个事件，得出的结论让人沮丧。从学生静坐、和平示威、绝食开始；到《人民日报》社论定性“反革命事件”；到赵紫扬讲话说天下不会大乱；万里回国；新闻报道大开放；中央接见学生代表等等。明显看出中央一直是两个声音。整个事件，都反映出了中央的不一致和左右摇摆。回想文化大革命和四、五天安门事件，哪一个不是因为上面乱了，下面才会乱。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就连我们一个小小的工厂，也是政治斗争的旋涡，领导班子一出矛盾，下面马上就风起云涌。从我二十九岁进入厂领导班子到出国的六年间，我厂领导班子换了四届。加上我走时的换届，就是五届。我是唯一没有被换过的。主要是因为我一直管生产，是最苦的差事，我又是唯一本专业毕业的厂级领导。即使这样，也仍然因权利之争，闲了四个月，只让我管盖澡堂子。那是想看看，没了我，是否无大碍。我那时闲着没事，每天和工人一起和泥、砌墙。五岳也是上了下，下了又上。我们的切身体会太深了。上面的问题不解决，下面的混乱就不可能结束。但我们实在不知道上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觉得学生们变成了政治斗争的炮灰。事态的结果全在中央怎么决断。我们感到很困惑，很着急，也很无奈。

这里有个小插曲。记不得是哪一天了，我正在与几位科长和副总工程师开个小会，突然厂武装部长风风火火地冲进来，没等我问，就开口说：“县武装部紧急通知，让我们厂派两辆大卡车和五十名基干民兵到县武装部待命！”。我的脑子当时就跳出当年四、五天安门事件的画面。我厂那一年也是出动了两辆大卡车和五十名民兵。但他们是在外围，没有直接参与打人。我脱口而出：“想要干什么？”说出口就后悔了。但我还算反应快，稍微镇定了一下，就跟他说：“厂长、书记都不在家。现在是月底，各车间正在抢产值，我只管生产，我要保产值。告诉他们，等厂长书记回来后再说吧。这还不知道是谁跟谁呢！”这最后一句，正反映了我和五岳对中央和上层的困惑。可没想到这句“这还不知道是谁跟谁呢？”在后来接受审查时成了我的主要罪状。原因是有人写匿名信把我告到部里，主要罪状就是这件事和这句话。这是后话。

五、终于采取行动了，但以失败而告终

那一天，突然接到我父母的电话（那时电话还不普及，但因工作原因，我父母和我家都由单位安装了电话），告诉我，中央要召开干部大会，他们都被要求参加，嘱咐我不要有任何与事件有关的行动。 

中央召开大会，决定军队介入。我们当时松了一口气，认为事情终于要有结果了。但事态的发展恰恰相反。军队的介入使形势急转直下，全北京市顿时进入混乱状态。为了阻止军队，学生和市民更大规模地参与进来。全城处于瘫痪状态，满街都是人群和路障。看到这种情况，我们是忧心如焚，希望人们能看清形势，赶快撤退。但那时的人民群众已经完全不能冷静了。

记得有一天傍晚，天还很亮，就在我家门口，前三门大街上，年轻的学生们象接力赛一样，一边跑，一边高喊着，传递从天安门广场方向转来的一个又一个，在我看来很具煽动性的坏消息。如“某某监狱已被腾空，要用来专门关押学生啦！”等等。看到这一幕，我的眼前浮现出小的时候在东长安街上看到红卫兵的场景。我的血在往头上涌，我实在无法把持自己干厂长多年所练就的矜持，也顾不得与当时的气氛有多么的不协调。冲上去截住了正在边喊边跑的学生，大声地对他们近乎是吼着说：“你们知道你们是在干什么吗？你们真的相信你们所传的这些消息都是真的吗？你们太年轻，没有经过这种世面，不知道将有什么要发生。想想文化大革命，想想四、五天安门事件。你们知道你们代表的是谁吗？你们这样闹下去，对国家，对自己都没有任何好处！赶快回家吧！你们的父母在为你们担心，在等着你们回家呐！”这时候，周围已经围上来男女老少几十号人。有人错谔，有人点头，有人叹息。说完这些话，我扭头离开了那里，担心绷不住再说出更多的什么。没想到，一位女士，默默地紧跟着我一起进了电梯，电梯的门关上以后，她发表了一通与我相同的感叹。我才知道，与我们有共同看法的人，大有人在。只是在那样疯狂的气氛下，多数人选择了沉默。

城市交通已基本瘫痪，班车进不了市区，家住市区的职工无法上班，我们的工厂也无法正常开工。但家住厂区和周边的职工还要每天到厂上班。好在几年前为了管好汽车队（汽车队长跟我说，不会开车，别想管好这帮车豁子），我早就考了本子在开车。我每天开着一个121小货车（当时根本不敢开小轿车进城），拉着五岳一起去上班。除了保持厂子的基本秩序，我们都在担心和议论当前的事态，我和五岳都感到情况在恶化，学生们再不撤退，后果不堪设想。按我们的年龄、脾气和本性，已经无法再袖手旁观。虽然明知道我们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我们还是决定一试。

我们的计划是：想办法接触学运的领导人，劝导他们马上收兵。我们首先连夜赶写了一份致学运领导的信，由五岳执笔。五岳的父母都是北京一大报的资深大编辑，他自己也是我厂的大文人，文笔比我要好十倍。信的大致内容是：首先充分肯定学运的精神和成果；表明我们对他们的支持和钦佩；分析了当时的情势；刨析了继续坚持的利害和恶果；结论是：他们必须马上收兵，这是目前唯一的选择！信写好了之后，我们找来了住在厂区，会打字的厂机要秘书。她是那种完全可以信赖的人，她老公是我手下的车间主任，论派别，是在我这条线上的，也绝对可靠。我们一直干到天大亮。蜡纸打印，油墨印刷，大概印了一百份，具体记不清了。当时留了个心眼儿，没有署真名实姓，但留了职务和年龄。主要表明我们是同代人，只是比他们多一些经验和阅历。文件准备好了，问题是，怎么送到他们手里。 

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利害，也许会对个人产生不堪设想的后果。我们告诉机要秘书和他老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守口如瓶。他们后来做到了。第二天，我们象往常一样上班，就当什么也没发生。但这一天，我们找到了送信的方法。我找了我们的汽车队长，此人年长于我十岁，军人出身，绝对说一不二那种，对领导是绝对服从。我是他的直接上司，他也是我的铁杆儿下属之一。更重要的是，救护车是他的专车，从来不让别人碰。真是得天独厚的好条件！要知道，想见学运领导，我们知道的，就只有天安门广场中心的指挥部。那一天应该是6月2日，广场早已被学生们封锁，不许外人进入。最快捷地到达天安门广场中心的途径，就只有救护车！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又找了一个帮手，此人叫小徐，他刚进厂时与我和五岳在单身宿舍住同屋。小徐与我的关系坚如钢铁。在我出国后的连续三年中，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他自己掏腰包为我交了三年党费，唯恐我一但回去，丢了党籍后不能再当官。而他自己从来就不是党员！叫他是为了给汽车队长当帮手。我们只需要救护车把我们送进广场，出来就是自己的事了。但救护车进了广场，不拉人是出不来的，拉人送医院，还要回到郊区的工厂，在这天下大乱的时候，让队长放单，我们也总是不放心。一切就绪。为了保密，免得在职工中造成影响，我们就等天黑了。

一切如我们想像的一样，伴随着刺聋的警笛声和令人眼花缭乱的警灯，我们跟随着其它救护车，十分顺利地进入了广场中心。除了无灯的广场那到处可见的，不断晃动的昏暗人影，让广场看上去那么阴森可怖外，让我没有想到的，是那一辆紧跟着一辆的救护车。救护车上不停旋转的警灯，成了整个广场的唯一照明。我和五岳刚刚跳下车，门还没关上，我们的救护车后门就被人打开了，我还没有看清是谁，人已被送进车里的担架上。在不断地“走！快走！”的吆喝声中，我赶紧冲队长喊了一声“小心！”，车子呼的一下，冒着青烟，绝尘而去。望着远去的救护车，我心想：不愧是当兵的，真快。五岳拉了我一把，我才回过神来。我们要赶紧找到指挥部。我们确信指挥部一定在某一辆大客车上。我们下车的地方是纪念碑东北侧。大客车都停在靠近长安街的广场北侧。很快就到了停车的区域，但不知哪一辆是指挥部。问了几个人，都不理我们。终于见到一位还算冷静的男生，向他说明了我们的来意，他便带领我们向指挥部那辆车走去。指挥车里也没有灯，远远地可以看见车里面人影晃动。刚刚接近那辆车，就听得咣铛一声大响，从车门里摔出一个身躯，倒在地上。只见那人一咕碌爬起来，又蹿回到车里，紧接着是打骂的声音和身影。我们震惊、无语、呆立当场。恰在这时，我们突然看到了救星。我们看到了学生代表与中央对话时，在电视画面里出现的那位年龄较大，看上去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女生。已经记不起她的名字了，但还记得她后来被判了刑，我们都很为她惋惜。她正站在指挥车侧面的车窗下。我们赶紧抢步过去与她搭话。虽然看上去她根本没心情与我们交谈，我们还是弃而不舍地要把我们的话讲完。毕竟她的年龄要大一些，要镇静得多。她还是和我们握了手，耐心地听完我们以最简短的词句表述的来意。话是我说的。本人认为自己的表述能力很强。在上高中时，就曾不用讲稿，给兄弟学校的全校师生介绍参加社会调查的经验。讲了四十分钟，讲得全场哄堂大笑，情绪沸腾。我的话说完后，她目视前方，若有所思，好象我们并不在她的面前。我们站在那里，四目注视着她，静等她的回答。突然，她既是在对我们说，又象是自言自语：“谢谢你们，我们正在做工作，我们正在说服大家撤离，总指挥不在这里，我们正在联系，正在做工作，正在劝导，正在努力，正在。。。。。”边说边离开了我们。结果不用说了，我们精心策划的书信即使交给了她，也一定是废纸一堆。唯一的可能用途，是变成我们的罪证。我们抱着那一大信封印刷品走回了家。几天以后，它们被全部销毁。

我们的努力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我一直心中愤愤不平。那些始作恿者，那些比满腔热情，思想单纯的学生们更懂得政治，更懂得游戏规则的精英们，上层人物们，为什么不挺身而出，引导学运及时收兵，以避免很早就可以予测的悲剧。也许有人尝试过，但更多的人可能更乐得看到这样的悲剧发生，以达到他们所希望的效果。也许还有人为了保全自己，已经不在乎别人的下场如何了。中国历史上有多少悲剧，大概都是这样发生的！对我以前敬佩的那些领袖人物，政治精英，在这关键时刻的表现，我真是太失望了。何止是失望，简直是痛恨！

六、惨烈的一天终于来了

 六月三日，军队强行进城。有车也不能去上班了，更何况我没有开车回家。只能在家里看电视，听广播，打电话。我们不想看到的终于发生了，而且远远超出我和五岳的想象。这一天实在太漫长，发生的太多太多。军队进城的过程我没有看到。我只想记述我的亲眼所见，那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暴力的场面。

当我看到真正的暴力行动时，已经是天快擦黑了。首先是听到吆喝和呐喊声。当时我和LP正在十层楼上，赶紧跑到楼道往下看。先看到一个解放军方队，前面有人开路，大概有七、八个人，端着枪，吼着，冲向往队伍中投砖头的十几个民众，当把他们吓散后，队伍跑步前行。不知道为什么，部队只有前锋，没有后卫。在队伍冲过阻拦后，民众又出现了，追着向部队继续投砖头。眼看着两个士兵被打倒，部队仍不理会，丢下倒地的人，继续前进。眼看着那些民众蹿上来，对倒下的士兵拳打脚踢，还用砖头狠砸，我当时觉得，他们要没命了。好在解放军的后续部队又上来了。后一拨的前锋又把那些人冲散。这一拨还是没有后卫。第一拨的场景又重演。这样的场面在大约五、六个军人方队过去之后，最后一个方队的军人且站且走，把伤员们收容。军人过后，暂时趋于平静。其间没有人开枪。后来我一直在想两个问题。为什么部队没有后卫？为什么不顾战友的死活？这只有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才能发生。可又是什么，让保护人民的子弟兵，与自己保护的对象，变成了你死我活呢？那些民众，还是普通老百姓吗？他们的凶狠和残暴，已经使他们演变成了打人的暴徒。又是谁给了他们变成暴徒的机会？

平静没有持续很久。先前袭击军队的人群又聚集起来，向我们对面的北京市公安局发动进攻。这时我们已经回到一层自己的家，透过我家厨房的玻璃，就可清晰地看到外面发生的一切。袭击者先是远远地投砖头，大铁门旁岗亭的玻璃先被打碎了。接着他们继续靠进，可以听到大楼前门和旁边玻璃的碎裂声。公安局是有准备的。突然，一群头戴钢盔，手拿盾牌和警棍的警察，呐喊着冲出大门。袭击者马上四散逃跑。人群被冲散后，警察又回到警局内。这样的情况，不断重复，也在不断升级。攻击的人不断增加，除了砖头石块，又增加了燃烧瓶。很快，岗亭被点着了，大楼台阶上也在燃烧。警察的人数也增加了，原来是在楼内，后来都站在大楼外的台阶上，用盾牌组成屏障。开始警察只是驱散人群，后来每次冲出来都试图抓人。亲眼看到一个人在我家楼门外的台阶下被警察抓走了。这里的事态在若干人被抓后开始平息。攻击的人群开始撤离，嘈杂的声音很快就消失了。

这时，由于门外静了下来，可以听到广场传来的枪声。我们赶快爬到十层（电梯早就不开了）。从十楼上可以更清晰地听到枪声，还看到像节日放花一样，但没有那么密集的，此起彼落的红色弹痕，成弧形状，不断升起，落下。那时的心情太沉重了。不知道广场上又发生了什么。真想过去看看，但实在太危险了，在LP的劝阻下，一直没有再走出楼门。

七、到底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什么

6月4日白天，天安门广场已清场。军队在距我家不远，公安部后门附近设置了封锁线。仍然有很多民众继续向封锁线冲击。不时可听到吆喝和叫喊声。象前一晚在公安局门前发生的一样，部队不时冲出来抓人。我们仍不能上班，呆在家里看新闻。突然听到有人在敲楼道的大门。出门一看，一名满脸惊慌，混身是土，正在被追赶的男生急切地叫我们开门。我只犹豫了一秒钟，就马上把门打开。其实，军队只冲出了很短的距离就返回了，只是这名学生被吓坏了，慌不择路，才跑到我们这里。我们把他让进家里，给他拿了一些食物和饮料，先让他镇定下来。然后，我们开始询问他的情况。他是从外地专程来京，参加学运的。他简单讲述的经历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他惊慌之中加杂着愤怒和激动。他还拣到了一枚烟雾弹的弹壳，看上去象个手雷，他认定了那是一枚手榴弹，说一定要拿回去作为镇压的证据。我们劝导他赶快回家，他的家人一定都急死了。我跟他讲，事情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么简单。他再做任何事情，已经没有意义了。他应该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安全回到家。火车站离这里不远，赶快去搭火车。我们还劝他把那个弹壳留下，带在身上太危险。他执意不从，我们也就做罢。简单吃了一些东西，擦洗了一把，等街上安静时，他就离开了。热情、单纯的青年，这也算是他人生的锻炼和阅历吧。

之后的几天，民众与封锁广场的军队又有一些小冲突，但很快就消逝了。清理广场的直升飞机在头顶上不断地盘旋。我们每晚还出门走一走，散发一下郁闷的心情。大街上，是前所未有的寂静和空荡，很难看到一个人。

上班以后的第一天，大家都在议论纷纷，义愤填膺。我和五岳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称最后从广场逃出来的，一个我厂的小混混找了来。就我们仨人，把门反锁上，严词审问。这小子初中毕业去插队，插队回来与我们一起分到工厂。在入厂学习班和我同组。后来五岳当过他的车间主任，对他多有调教。本质不坏，但不思进取，吊儿啷噹，爱凑热闹，胆子不小。平时见了我们就会耍贫嘴。人还算聪明，也明白是非。为了方便，这里就叫他小张。

开始，小张不想说。毕竟也三十岁了，有家有口，不想找麻烦。又不知道我们到底找他为什么。跟我们打哈哈，说他只是瞎吹瞎侃等等。我跟他说，这里只有我们仨个人，门是锁着的。我们都这么多年在一起了，你也应该了解我们。我去天安门广场不比你少，只有那天没去。我们只想知道那天部队有没有向人群开枪，有没有打死人，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今天说的话，出了这个门，可以全不认账。而且还要警告你，今天说的，到此为止，出了门，不许再跟别人说。惹了麻烦，你吃不了兜着走。看到这架式，小张也严肃起来，讲述了大体经过。

据小张所说，部队到达广场后，并没有马上进入，而是先把广场包围后喊话，命令他们从广场一侧离开。小张当时很害怕，但还是壮着胆子，跟着大家一起不走。部队开始开枪，是真子弹，但是冲天放的。小张被吓坏了，马上就趴在了地上。其他所有人也都一样，都趴了下来。并开始有人往外挪动。一有人挪，大家都开始跟着挪。也有胆子大的，一看没有向人开枪，就又直起身来。部队一看有人站起来，马上又开枪，冲天或冲头顶放，小张已经分不清了，但不是冲人。听到枪响，站起来的人又趴下。不断有人站起来，部队不断地开枪。最后没有人再敢站起来了。都在地上爬着走。用他的话说，真丢份儿，我们都是从广场上爬出来的。我再三向他追问，有没有看到部队向人群开枪？有没有看到有人流血？他说，真的没有。审完他，我和五岳心里才放宽了些。

后来的资料显示，在天安门广场没有流血。但后来的电视画面只显示了人群在出口处涌出的镜头，没有显示人们从广场撤出的场景。大概是不想让人看到开枪的画面，过份地刺激人们的视觉。我不想说军队在整个事件中没有向人群开枪，没有流血，没有死人。但在广场没有。我相信小张的话。

八、接受审查

在事件平息后不久，全国范围，从上到下的大规模审查拉开了帷幕。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帝王时期是殊灭九族，现代社会是过筛子，人人过关。我们是部属企业，又是重灾区，部里派了三名退居二线的正司级干部，无限期进驻我厂，进行深入排查。我们首先做的是，腾出每人一间办公室，一个办公桌，一台电话，一张床，加上起居用具。食堂抽出专职厨师，确定专用单间餐室。一切就绪后，仨位大员进住我厂。每天吃住在厂里，不辞辛苦，从早到晚找人谈话，走访家庭，开始了漫长的清查工作。每周一次专车接送，回家休息一天。

凭良心讲，这一次的清查工作，与以往大大地不同。总结起来是，雷大雨点小，与人为善，不置人于死地。这与时代的发展，人们思想的转变，以及上层的政策都有关系。当然也不排除执行人员的个人水平和品质。我厂的情况基本是和风细雨，没有一个人受到惩处。

清查的重点是领导班子，我又是领导班子中的重点。记不得有多少次被叫去问话。我当时的心态是坦坦荡荡，把除了写信和送信那一节隐瞒了之外，上述的全部内容和细节都如实地作了交代。唯一没有交代，也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县武装部那件事。他们是仨个人一起，专门为这件事找我。并明确跟我讲，有人写匿名信，揭发我这件事。我当时确实很吃惊，也有些措手不及。但我很快冷静了下来。我就把我对当时时局的分析和看法和盘托出。他们问我，那句“这还不知道是谁跟谁呢？”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我说，当时中央没有明确的声音，新闻报道一边倒，中央都在左右摇摆，我们根本无所适从。我是管生产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本职工作。正值月底，当时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完成生产任务。县武装部不是我们的直接领导，也不知道是谁在那里掌控。更何况，这么大的事，本应厂长或书记来拍板。后来证明，我的解释被认可了。但这件事也让我很自悲。就那么几个人，我居然到现在也猜不透，那匿名信是谁干的。只能感叹，人的劣根本性，在关键时刻就会暴露无遗。

我感觉，在审查后期，仨位大员的重心转向对干部的全面考察。最后一次找我谈话，首先摆明，对我的审查基本结束，没有发现大的根本问题。但对我说，我们有一个问题一直不明白，你做了这么多，说了这么多，难道你一点都不怕吗？我说，我没有什么好怕的。我本来就是一个性格坦荡，胸无大志的人。既不为名，也不为利。领导班子换了这么多届，哪一个不是又出国，又分房，只有我没沾到任何好处，我也不需要这些好处。我插队时就想，当个农民挺好，在大自然里劳作，从没觉着苦。将来盖上三间大房，把父母接了来住一住，也是挺好的人生。到了工厂当工人，也很喜欢我的工作。认为我不合格，我还可以再去当我的工程师，甚至去当工人，而且一定是一名好工人。我并不在乎做什么，我只是愿意承担我的责任，习惯于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我的座右铭就是，刷厕所也要比别人刷的干净。我也永远记着毛主席那句话，相信群众相信党。谁好谁坏，群众的眼睛是最亮的。也相信组织会客观公正地看待我。我说的挺激动，他们也点头表示赞赏。大概也是这次谈话起了作用，在我决定出国前，部里干部司找我，想让我接正厂长。

九、后来

整个事件虽然过去了，我和五岳却对形势很悲观。我们认为，好事变成了坏事。民主政治的改革大概要至少滞后五到十年。我们原来就想过，承包制只是在大锅里分食，还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有触动产权，改变所有制，才能从根本上彻底打破大锅饭。这应该是早晚的事。但六四的发生，必然使改革放缓，甚至停滞和到退。再想想我厂的现状，到处被束缚着，被捆绑着，被制约着。仅举一例。有一名职工严重违反纪律，泡病在社会上鬼混，根本不来上班，还作假，套现医药报销费。我们想处理他。只因为他父亲原是部里的干部，后曾任我厂武装部长。有三名部里的司长，打电话到我家来说情。厂长、书记外加工会主席，也受人之托来做工作。弄得我们无法下手。反过来，上面一句话，你个小小厂长就走路。虽然我们都还在不懈地努力工作。但面对前途，我们实在打不起精神。这也是我最终放弃升任厂长的机会，毅然追随我LP出走美国的根本原因。

事实证明，我和五岳当时对形势的分析并不全对。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应该从当时清查过程的不同中，看到新的希望。中国在不太久的时间里，就从阴影里走了出来，改革没有停滞。这要归功于邓小平的高瞻远瞩。这也是为什么，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始终认为，邓小平是真正的伟人，是称职的舵手。

有人会问，你走了，五岳怎么办？觉得有必要交代一下五岳的情况。我出国后，部里派了一位很有背景的处长，到我厂任正厂长。此人是个实干家，他与五岳配合默契，干得有声有色。但好景不长。我厂很快被下放到一个市属大公司。两年以后，因权利之争，他倆双双被搬倒，同时被平调到公司内其它单位。那位有背景的厂长，后来被部里从市里要出，派往外地一个更大的工厂，当书记兼厂长，可谓权侵一时。但我97年回国时，他又从那里败下阵来，被放在北京一个研究院任闲职。当年，我在与他交接时，共处了四个月。听说他回京了，就专程去看望了他。好在，他看上去虽然有些憔悴，但雄心还未减，还想从头开始。

该说五岳了。五岳就是五岳，他被平调之后，一气之下，不顾党籍，不顾公职，毅然跳海。通过过去的关系和熟人，纠集我厂的生产和技术骨干，另起炉灶。创办了自己的集体企业，全体职工入股，终于实现了当年的梦想。产权机制的改变就这么神奇。大家都是在为自己干，干的好就有饭吃，干不好就喝西北风。当年我们1500人，吭吭讥讥，一年下来，不过干一千万。他们300多人，去年就干了四个亿！

我每次回国，都会去看五岳，看他们自己的企业，与他讨论时事、政治、经济。虽相隔万里，事隔近二十年，我俩还总有说不完的话题。我为五岳的成功高兴。他比我吃了更多的苦，甚至还为企业蹲过一次监狱。但他最终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我虽然逃离了祖国，在别人的土地上，也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坎坷，却没有五岳那么多的辉煌。但我并不后悔，人生走到哪里，都是丰富多彩的。出国后最大的收获，是在我们结婚十年后，有了自己的一儿一女，可以尽情享受无忧无虑的灿烂生活。说来也奇怪，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并不羡慕五岳的生活，可五岳对我却极其羡慕。

十、结束语

六四事件已经过去二十年了。它对国家和个人都是刻骨铭心。创伤和损失是那时的事实。不管你那时的经历如何，从你的经历中得出了什么结论，是恨，是爱，是悲哀，还是叹息，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企盼那样的暴力和悲剧不要再次发生。

可是今天的世界，每一天都在上演暴力，悲剧每一天都在发生！很多都是不以善良人民的意志为转移的，就象我和五岳当年那样的无奈。 

只能可望，暴力和悲剧不要在我们身边发生，特别不要发生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即使它不能避免，也要教育我们的孩子们，珍惜生命，珍惜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