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转贴]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3年大饥荒)
天灾人祸
诺贝尔奖得主、旅美华裔物理学家崔琦16岁时，被姐姐从河南宝丰县接走，辗转到了美国，而留在家乡的父母在1960年前后的饥荒中活活饿死。凤凰卫视在采访中问崔琦一生中有无后悔之事，他说：
“若自己不出国，或许父母亲就不会在大陆双双饿死。”
崔琦说着，难过得流下了眼泪。
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后来在回忆录《七十年回顾与思考》中，沉痛地表示：
“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反右倾”后的继续跃进，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
“大跃进”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至今还是一个政治机密。国家统计局前局长李成瑞在专业分析基础上推断：从1959年到1961年，“大跃进”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人口2158万。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死亡1800万人，解放后3年时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竟超过了8年抗战!薄一波在回忆录中没有明确证实这个数字，却含蓄地提到：
“据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1959年4月初，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15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万。”
专家考证说，以1959-1961年中国人均摄入卡路里计算，中国饥荒程度超过80年代震惊全球的非洲大饥荒。对于2000万以上人口“非正常死亡”或“无饭吃”这件事，一家日本通讯社称之为“和平时期最大人口事件”。英文《人口与发展通讯》则指出：“1958至1961年中国的大饥馑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
蓝盾》杂志2006年第11期有篇沈河的文章写到：1960年3月12日中午11时许，红军烈属、四十来岁四川达县农民何明渊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旁，从包袱里取出一个长圆形的白色纸灯笼和一支红蜡烛。在众人讶异的目光下，他从容地点燃蜡烛，置入纸灯笼中，提着灯笼走过广场。
敏感的外国记者嗅出了味道，英国伦敦《新快讯报》称，这个小个子男子显然是在用白日点灯的方式，抗议中国大陆的“暗无天日”。何明渊的母亲和两个孩子被活活饿死，妻子因此而失踪，不少乡亲因饥饿而死亡。他一路讨饭，到专区和省城上访反映灾情，结果被3次收容，伺机逃脱后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来天安门沉默抗议，真是胆大包天!何明渊对找到他的中央调查组平静地回答：
“我考虑过——大不了一个死字罢了!我如果不离开家乡，这会儿恐怕也已经饿死了!人民政府竟会让自己的人民饿死，这叫什么人民政府?”
大大出乎我意料，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年代，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非但没有将他投入监狱，而且为了防止他回乡受到迫害，让他异地安居。像彭真这样的老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时尽管不乏严重错误和狂妄自负，但他们面对人民偶尔流露出来的赤子情怀也让你意外和感动。国家主席刘少奇听了天安门白日点灯事件的汇报，难过得久久不语，最后说：
“情况早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境地了!这是全党全国的头等大事啊!”
1961年春，刘少奇回湖南调查，对家乡人痛切而坦诚地承认：
“要知道秦始皇、隋炀帝是修长城、修运河垮台的，实际上我们比他们死的人还多些。”
刘少奇在老家宁乡县花明楼公社召集干部开会，动情地表示：
“这里死了很多人……不但你们这一辈子要记住，而且还要教育你们的后一代……可以刻石立碑，永远记住这个教训。”
回到北京，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出一句惊天动地的话来，3年大饥荒是——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吴冷西事后赞叹，刘少奇敢于在党内大会上做这样公开总结具有“非常的胆略”。
在“大跃进”时，刘少奇曾经与毛泽东一样头脑发热。但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不文过饰非，不怕得罪人，对“人祸”的反省，使这个平日里长于组织、寡于言辞的党内二号人物的人格魅力熠熠闪现。
党报“祸国殃民”
对于如此巨大的民族灾难，除了中央的决策失误，人民日报作为中央党报该分担什么样的责任?
1961年5月，刘少奇对《人民日报》的“大跃进”宣传提出严厉批评：
“你们《人民日报》上登的新闻，有多少是真的?你们天天用大字登头条新闻，今天说那里生产如何好，昨日说那里的公共食堂办得好，究竟有多少是真的?怎么能指导实际工作呢?你们报喜不报忧，只登好的，不登缺点、错误。
“报纸在宣传生产建设成就方面的浮夸风，在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在政策宣传方面的片面性，这些，对实际工作造成了很大的恶果。你们宣传了很多高指标，放卫星，在这个问题上使我们党在国际上陷于被动。”
刘少奇给“大跃进”时期的《人民日报》给了4字尖锐的评语——
“祸国殃民”
对于“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瞎指挥、放高产“卫星”等问题，刘少奇指出：
“大家都以为《人民日报》代表中央，《人民日报》提倡错误的东西，大家也以为是中央提倡的，所以，这几年很多事情，是中央领导一半，《人民日报》一半。《人民日报》搞了这么多错误的东西，影响很坏，可以说，有报纸的害处，比没有报纸的害处还大。”
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强化、放大了党中央的决策错误，但人民日报的责任与中央特别是毛泽东本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在传统的党报体制下，人民日报毕竟只是中央意志的一个“传声筒”而已。但人民日报人也不能因为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那份责任，而减轻自己的负罪感。人民日报紧跟毛泽东和中央大跃进的部署，而且不断用大辩论、大批判的办法，施加政治压力来促进高产，报上经常猛批的有保守派、观潮派、秋后算帐派，还有悲观论、条件论等。
吴冷西社长兼总编辑1962年“七千人会议”期间，在中直系统文教组检讨时只能承认：
“可以说，在一个时候，没有《人民日报》比有《人民日报》还要好一些。”
吴冷西谈到人民公社宣传时说：
“1958年夏的北戴河会议说：先试点，再推广。9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却说‘也可边试点，边推广’。北戴河决议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9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却把‘或者更长的时间’这几个字擅自删掉了。可以看出当时的《人民日报》是火上加油，以致错上加错。”
关于高速度与按比例，吴冷西说：
“宣传了总路线的灵魂是高速度，高速度本身就是按比例。片面强调多快，忽视好省。”
吴冷西特别提到人民日报在1958年经常以图表对比形式，对兴修水利、造林以至煤炭、钢铁生产等，列表评比，批评数目低的是“大跃进”劲头不足，给各地以极大压力。
当时的福建省委书记梁灵光回忆说：
“《人民日报》登出一张小孩子坐在麦穗上的照片，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文章，说什么‘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这一天以后，柯庆施不断地给我们打电话，说全国连发几颗卫星都是在北方，南方的空气太沉闷了，你们要表态呀!叶飞(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很紧张，赶忙把记者找来，要他们‘赶快动手’，这样，福建也开始放卫星。”
人民日报资深记者李克林“文革”后反思：
“这已不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简直就是疯人办报!怎么就成了一伙疯人呢?
“在党报的宣传史上，1958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有同志说是‘头脑发热的日子’，是‘疯狂的年代’，我除有同感外，还觉得是诗一般浪漫的年代。当时的报纸宣传，当时的人的思想，真实与想像，现实与幻想，纷纷然交织于一起。我们是在办报，又好像在作诗;是在报道现实，而又远离现实。”
人民日报的记者编辑队伍曾经以实事求是自豪。来自《晋察冀日报》的李庄说过：
“报社的记者队伍保持着在老解放区形成的深入实际、联系群众、敢于反映真实情况的好传统，编辑们也有经常下去调查研究的好习惯，可以得到第一手数据。”
这样一支具有好传统、好习惯的党报队伍，难道在1958年统统变成“睁眼瞎”了吗?其实，在总体的头脑发热背后，也不乏冷静的观察思考。
李克林回忆说：
“记得有一次，农村版报道某公共食堂一月90顿不重样。我们评报时提了点不同意见，说这不可能，机关食堂也不能不重样，总编室一位同志批评说，你们不要给新生事物泼冷水。”
李克林在1958年秋收季节，住进河北元氏县农村采访，吃了公共食堂的饭，看了大炼钢铁的“小土群”，问了庄稼收成情况，“思想忧虑起来”。当地炼出的是一堆炉渣似的铁不像铁的东西，叫做“烧结铁”，不仅毫无用处，还毁占大批良田。李克林带了两块回来让报社同仁看，“反右倾”时恰成了她攻击大炼钢铁的罪证。
1959年春天，李克林又来到家乡河南农村，接触了一些干部群众，这次的所见所闻使她“忧心如焚”。公开的会上照样唱高调、反右倾、鼓干劲，但私下里听说有的县饿死了人。农民告诉她：
“浮夸太大了，国家拿走的是粮食，是实的，给农民留下的是数字，是空的。”
河南老乡对她抱怨说：
“报上胡编乱登，干部瞎吹乱报，有的人为了升官往上爬，品质不好;有些是上边压出来的，不得不报。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不知道?”
从河南回报社，李克林汇报了基层采访的见闻。一年后庐山会议风云突变，全国“反右倾”，李克林被定性为“严重右倾”。她当时痛苦不堪：
“从延安窑洞入党以来，我一直视党如家，‘事无不可对党言’。为什么现在却不能言了呢?党是真理的化身，为什么一句真话也不能说了呢?”
另一位农业记者宋(王争)1959年下放甘肃“大跃进”先进县——武山县劳动期间，发现了与报上宣传迥异的悲惨现实：
“参观1958年我们报上宣扬过的引水上山的东梁渠，从匆匆而过的大汽车上，我们看到倒在山边的尸体。我怎么也没法把伟大的水利工程和这凄惨的景象连在一起来想，只觉得自己脑子发木，思维几乎停止了活动。
“进村20来天，发觉群众中浮肿病流行，我们下放干部之中也开始有人浮肿，我也浮肿了。当地医生对这种‘流行病’都含糊其词，连省卫生厅派下来了解情况的专家，在公开场合也说‘弄不清病因’。私下里，我们才听说与营养不良和疲劳有关。“
宋(王争)同样体会到了李克林的痛苦：
“‘反右倾’运动压得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报记者不能正视现实，不但不能说，而且不敢想，真是有点哀莫大于心死。”
就在总编辑揣摩上意、有良知的记者痛苦不堪的情况下，人民日报以新闻史上罕见的集体虚假报道，把至少两千多万人民推向死亡。
虽然人民日报记者、编辑也尝到了“大跃进”的苦头，吃过“瓜菜代”，有人得过浮肿，但毕竟可以享受干部供给和居民食品供应，没有听说一个人“非正常死亡”。因此，即使大跃进宣传是抱着“诗一般浪漫”的善意，对那些数以千万计饿死的冤魂，人民日报也负有永远的罪责和愧疚。
两种党性观
然而，在政治高压下，人民日报毕竟还存在着直面现实的思想火种。
当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传到人民日报时，据老记者金凤回忆，当时农村部17级以上干部正在轮训，听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句话时——
“起先，大家一下子仿佛怔住了，接着，便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那掌声大约响了有5分钟，不，10分钟吧，连服务员都跑进屋里来了，以为出了什么大事。”
“七千人大会”的反省，只是党史上的昙花一现。后来，连作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胆判断的刘少奇，也在“文革”中招致杀身之祸。但他提出的疑问至今还在拷问着党报体制：
为什么《人民日报》竟然一度会“祸国殃民”?
为什么“有报纸的害处，比没有报纸的害处还大”?
对于党报的党性，在秘书“笔杆子”式的理解之外，中共党内始终存在第二种声音，即主张既要自上而下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也要自下而上地考察和帮助修正党的政策主张。
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在大声呼唤共产主义幽灵的时候，并没有丧失启蒙主义的立场。他把“党见”与作为“国民总意”的“舆论”区别开来，在《答汪叔潜》中写道：
“党见舆论，亦未可始终视为一物。党见乃舆论之一部分而非全体，党见乃舆论之发展而非究竟。从舆论以行庶政，为立宪政治之精神。蔑此精神，则政乃苛政，党乃私党也。”
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对党的媒体服务对象把“党和人民”并列，对党的媒体功能则是“耳目喉舌”并举：
“群众对我们，是反对就是反对，是欢迎就是欢迎，是误解就是误解，不要害怕真实地反映这些东西……党的政策到底对不对，允许你们去考察。如果发现党的政策错了，允许你们提出，你们有这个权利。
“要采取忠实的态度，把人民的要求、困难、呼声、趋势、动态，真实地、全面地、精彩地反映出来。
“人民的呼声，人民不敢说的、不能说的、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马克思主义的记者就真正上路了。”
《解放日报》的1942年改版循着前一种“传声筒”和“驯服工具”的思路进行，《人民日报》1956年邓拓主持的改版则体现了后一种思路。人民日报1956年改版社论《致读者》，提出了一些对苏联和中国党来说都是耳目一新的观点：
“《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
“各种不同的读者要求从不同的方面了解这个变化着的世界……是令人愉快的，或者是并不令人愉快的，人民希望在上面多看到一些，我们也应该多采集、多登载一些。
“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报纸的编辑部无论凭着什么名义，总不能设想自己是全知全能的，或者故意摆出这样一副神气，活像对于任何问题可以随时作出绝对正确的结论……有许多问题需要在群众性的讨论中逐渐得到正确答案。有一部分问题甚至在一个时期的讨论以后暂时也还不能得出确定的答案。有许多问题，虽然已经有了正确的答案，应该在群众中加以广泛宣传，但是这种宣传也并不排斥适当的有益的讨论。相反，这种讨论可以更好地帮助人们认识答案的正确性。而且就是正确的答案，也经常需要在群众的实践中加以补充和修正。”
党中央肯定人民日报改版经验的124号文件甚至发出这样的告示：
“今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的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
党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恰恰是想放开讨论，鼓励党内外更多的人贡献意见，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清华大学传播学系教授刘建明提出：这是一种“民主开放的党性”，试图“把党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统一起来”。与此相反，另一种党性则是值得警惕的——
“像希特勒的国社党、林彪和‘四人帮’之类的专制主义党团报刊的党性，则只为党派少数领袖集团从事错误的舆论活动，制造各种谎言，冒充人民的声音;同时，实施严格的控制，重大的事情不让人民知道，经常歪曲事实，制造舆论，压制敢于说真话的记者，禁止发表不同于领导者的意见以维护少数领袖集团的专制统治。”
不幸的是，《人民日报》1956年改版所体现的党内清新理性的政治思维，被1957年的“反右”、1959年的庐山会议粗暴打断。
1956年《人民日报》“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声犹在耳，“大跃进”一来就变成全党“都以为《人民日报》代表中央”，而且连人民日报自己也认为除了代表中央不可能再做点什么。党报作为党的耳目、人民的喉舌那一部分职责发生功能障碍，“人民不敢说的、不能说的、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已经不可能通过党报渠道反映出来。
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精心设计的党和人民、耳目和喉舌、宣传政策与考察政策、宣传党的主张与反映人民呼声的巧妙平衡，在现实面前竟然不堪一击。
显然，问题的症结要从人民日报以外去寻找。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大跃进”时期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变化，1959年1月，中共中央第四次全国监察会议批判了党的监察委员会与党委平行的错误，明确规定监委必须在党委领导下工作，当好党委的助手。
这是一个与庐山会议同样严重的信号。不仅仅是政治局委员给中央主席写信会被打成“反党”，现在从监察委员会到党报，党内权力制衡、舆论监督的民主机制得到彻底破坏。而且，没有资料表明这种政治倒退受到过任何有力的抵制和质疑。
中华民族的列车只能在一个错误的轨道中疯狂前进，没有刹车，没有方位标识，眼睁睁地驶向一个毁灭性的深渊，终于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大跃进”和大饥荒。
以数千万人的惨死为代价，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本可以成为中共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点。可惜的是，7000名党内精英开会将近1个月，“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只是围绕“大跃进”具体做法的得失坦率地或委婉地进行讨论，未能深入触及党内民主机制被破坏和如何修复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虽然饮恨退居二线，但他粗暴破坏党内民主的做法没有得到认真追究，很快又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旗帜下卷土重来。
尽管人民日报在“七千人大会”受到全党的责难，但全党也没有作出努力，对党报管理体制作出任何修正。秘书班子出身的吴冷西既不可能鼓起勇气、恐怕也缺乏反省能力，去思考和建议如何从根子上克服刘少奇所批评的人民日报的缺点错误，以避免党报下一次的荒唐和耻辱。
天灾人祸
诺贝尔奖得主、旅美华裔物理学家崔琦16岁时，被姐姐从河南宝丰县接走，辗转到了美国，而留在家乡的父母在1960年前后的饥荒中活活饿死。凤凰卫视在采访中问崔琦一生中有无后悔之事，他说：
“若自己不出国，或许父母亲就不会在大陆双双饿死。”
崔琦说着，难过得流下了眼泪。
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后来在回忆录《七十年回顾与思考》中，沉痛地表示：
“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反右倾”后的继续跃进，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
“大跃进”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至今还是一个政治机密。国家统计局前局长李成瑞在专业分析基础上推断：从1959年到1961年，“大跃进”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人口2158万。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死亡1800万人，解放后3年时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竟超过了8年抗战!薄一波在回忆录中没有明确证实这个数字，却含蓄地提到：
“据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1959年4月初，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15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万。”
专家考证说，以1959-1961年中国人均摄入卡路里计算，中国饥荒程度超过80年代震惊全球的非洲大饥荒。对于2000万以上人口“非正常死亡”或“无饭吃”这件事，一家日本通讯社称之为“和平时期最大人口事件”。英文《人口与发展通讯》则指出：“1958至1961年中国的大饥馑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
蓝盾》杂志2006年第11期有篇沈河的文章写到：1960年3月12日中午11时许，红军烈属、四十来岁四川达县农民何明渊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旁，从包袱里取出一个长圆形的白色纸灯笼和一支红蜡烛。在众人讶异的目光下，他从容地点燃蜡烛，置入纸灯笼中，提着灯笼走过广场。
敏感的外国记者嗅出了味道，英国伦敦《新快讯报》称，这个小个子男子显然是在用白日点灯的方式，抗议中国大陆的“暗无天日”。何明渊的母亲和两个孩子被活活饿死，妻子因此而失踪，不少乡亲因饥饿而死亡。他一路讨饭，到专区和省城上访反映灾情，结果被3次收容，伺机逃脱后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来天安门沉默抗议，真是胆大包天!何明渊对找到他的中央调查组平静地回答：
“我考虑过——大不了一个死字罢了!我如果不离开家乡，这会儿恐怕也已经饿死了!人民政府竟会让自己的人民饿死，这叫什么人民政府?”
大大出乎我意料，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年代，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非但没有将他投入监狱，而且为了防止他回乡受到迫害，让他异地安居。像彭真这样的老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时尽管不乏严重错误和狂妄自负，但他们面对人民偶尔流露出来的赤子情怀也让你意外和感动。国家主席刘少奇听了天安门白日点灯事件的汇报，难过得久久不语，最后说：
“情况早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境地了!这是全党全国的头等大事啊!”
1961年春，刘少奇回湖南调查，对家乡人痛切而坦诚地承认：
“要知道秦始皇、隋炀帝是修长城、修运河垮台的，实际上我们比他们死的人还多些。”
刘少奇在老家宁乡县花明楼公社召集干部开会，动情地表示：
“这里死了很多人……不但你们这一辈子要记住，而且还要教育你们的后一代……可以刻石立碑，永远记住这个教训。”
回到北京，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出一句惊天动地的话来，3年大饥荒是——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吴冷西事后赞叹，刘少奇敢于在党内大会上做这样公开总结具有“非常的胆略”。
在“大跃进”时，刘少奇曾经与毛泽东一样头脑发热。但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不文过饰非，不怕得罪人，对“人祸”的反省，使这个平日里长于组织、寡于言辞的党内二号人物的人格魅力熠熠闪现。
党报“祸国殃民”
对于如此巨大的民族灾难，除了中央的决策失误，人民日报作为中央党报该分担什么样的责任?
1961年5月，刘少奇对《人民日报》的“大跃进”宣传提出严厉批评：
“你们《人民日报》上登的新闻，有多少是真的?你们天天用大字登头条新闻，今天说那里生产如何好，昨日说那里的公共食堂办得好，究竟有多少是真的?怎么能指导实际工作呢?你们报喜不报忧，只登好的，不登缺点、错误。
“报纸在宣传生产建设成就方面的浮夸风，在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在政策宣传方面的片面性，这些，对实际工作造成了很大的恶果。你们宣传了很多高指标，放卫星，在这个问题上使我们党在国际上陷于被动。”
刘少奇给“大跃进”时期的《人民日报》给了4字尖锐的评语——
“祸国殃民”
对于“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瞎指挥、放高产“卫星”等问题，刘少奇指出：
“大家都以为《人民日报》代表中央，《人民日报》提倡错误的东西，大家也以为是中央提倡的，所以，这几年很多事情，是中央领导一半，《人民日报》一半。《人民日报》搞了这么多错误的东西，影响很坏，可以说，有报纸的害处，比没有报纸的害处还大。”
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强化、放大了党中央的决策错误，但人民日报的责任与中央特别是毛泽东本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在传统的党报体制下，人民日报毕竟只是中央意志的一个“传声筒”而已。但人民日报人也不能因为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那份责任，而减轻自己的负罪感。人民日报紧跟毛泽东和中央大跃进的部署，而且不断用大辩论、大批判的办法，施加政治压力来促进高产，报上经常猛批的有保守派、观潮派、秋后算帐派，还有悲观论、条件论等。
吴冷西社长兼总编辑1962年“七千人会议”期间，在中直系统文教组检讨时只能承认：
“可以说，在一个时候，没有《人民日报》比有《人民日报》还要好一些。”
吴冷西谈到人民公社宣传时说：
“1958年夏的北戴河会议说：先试点，再推广。9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却说‘也可边试点，边推广’。北戴河决议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9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却把‘或者更长的时间’这几个字擅自删掉了。可以看出当时的《人民日报》是火上加油，以致错上加错。”
关于高速度与按比例，吴冷西说：
“宣传了总路线的灵魂是高速度，高速度本身就是按比例。片面强调多快，忽视好省。”
吴冷西特别提到人民日报在1958年经常以图表对比形式，对兴修水利、造林以至煤炭、钢铁生产等，列表评比，批评数目低的是“大跃进”劲头不足，给各地以极大压力。
当时的福建省委书记梁灵光回忆说：
“《人民日报》登出一张小孩子坐在麦穗上的照片，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文章，说什么‘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这一天以后，柯庆施不断地给我们打电话，说全国连发几颗卫星都是在北方，南方的空气太沉闷了，你们要表态呀!叶飞(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很紧张，赶忙把记者找来，要他们‘赶快动手’，这样，福建也开始放卫星。”
人民日报资深记者李克林“文革”后反思：
“这已不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简直就是疯人办报!怎么就成了一伙疯人呢?
“在党报的宣传史上，1958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有同志说是‘头脑发热的日子’，是‘疯狂的年代’，我除有同感外，还觉得是诗一般浪漫的年代。当时的报纸宣传，当时的人的思想，真实与想像，现实与幻想，纷纷然交织于一起。我们是在办报，又好像在作诗;是在报道现实，而又远离现实。”
人民日报的记者编辑队伍曾经以实事求是自豪。来自《晋察冀日报》的李庄说过：
“报社的记者队伍保持着在老解放区形成的深入实际、联系群众、敢于反映真实情况的好传统，编辑们也有经常下去调查研究的好习惯，可以得到第一手数据。”
这样一支具有好传统、好习惯的党报队伍，难道在1958年统统变成“睁眼瞎”了吗?其实，在总体的头脑发热背后，也不乏冷静的观察思考。
李克林回忆说：
“记得有一次，农村版报道某公共食堂一月90顿不重样。我们评报时提了点不同意见，说这不可能，机关食堂也不能不重样，总编室一位同志批评说，你们不要给新生事物泼冷水。”
李克林在1958年秋收季节，住进河北元氏县农村采访，吃了公共食堂的饭，看了大炼钢铁的“小土群”，问了庄稼收成情况，“思想忧虑起来”。当地炼出的是一堆炉渣似的铁不像铁的东西，叫做“烧结铁”，不仅毫无用处，还毁占大批良田。李克林带了两块回来让报社同仁看，“反右倾”时恰成了她攻击大炼钢铁的罪证。
1959年春天，李克林又来到家乡河南农村，接触了一些干部群众，这次的所见所闻使她“忧心如焚”。公开的会上照样唱高调、反右倾、鼓干劲，但私下里听说有的县饿死了人。农民告诉她：
“浮夸太大了，国家拿走的是粮食，是实的，给农民留下的是数字，是空的。”
河南老乡对她抱怨说：
“报上胡编乱登，干部瞎吹乱报，有的人为了升官往上爬，品质不好;有些是上边压出来的，不得不报。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不知道?”
从河南回报社，李克林汇报了基层采访的见闻。一年后庐山会议风云突变，全国“反右倾”，李克林被定性为“严重右倾”。她当时痛苦不堪：
“从延安窑洞入党以来，我一直视党如家，‘事无不可对党言’。为什么现在却不能言了呢?党是真理的化身，为什么一句真话也不能说了呢?”
另一位农业记者宋(王争)1959年下放甘肃“大跃进”先进县——武山县劳动期间，发现了与报上宣传迥异的悲惨现实：
“参观1958年我们报上宣扬过的引水上山的东梁渠，从匆匆而过的大汽车上，我们看到倒在山边的尸体。我怎么也没法把伟大的水利工程和这凄惨的景象连在一起来想，只觉得自己脑子发木，思维几乎停止了活动。
“进村20来天，发觉群众中浮肿病流行，我们下放干部之中也开始有人浮肿，我也浮肿了。当地医生对这种‘流行病’都含糊其词，连省卫生厅派下来了解情况的专家，在公开场合也说‘弄不清病因’。私下里，我们才听说与营养不良和疲劳有关。“
宋(王争)同样体会到了李克林的痛苦：
“‘反右倾’运动压得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报记者不能正视现实，不但不能说，而且不敢想，真是有点哀莫大于心死。”
就在总编辑揣摩上意、有良知的记者痛苦不堪的情况下，人民日报以新闻史上罕见的集体虚假报道，把至少两千多万人民推向死亡。
虽然人民日报记者、编辑也尝到了“大跃进”的苦头，吃过“瓜菜代”，有人得过浮肿，但毕竟可以享受干部供给和居民食品供应，没有听说一个人“非正常死亡”。因此，即使大跃进宣传是抱着“诗一般浪漫”的善意，对那些数以千万计饿死的冤魂，人民日报也负有永远的罪责和愧疚。
两种党性观
然而，在政治高压下，人民日报毕竟还存在着直面现实的思想火种。
当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传到人民日报时，据老记者金凤回忆，当时农村部17级以上干部正在轮训，听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句话时——
“起先，大家一下子仿佛怔住了，接着，便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那掌声大约响了有5分钟，不，10分钟吧，连服务员都跑进屋里来了，以为出了什么大事。”
“七千人大会”的反省，只是党史上的昙花一现。后来，连作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胆判断的刘少奇，也在“文革”中招致杀身之祸。但他提出的疑问至今还在拷问着党报体制：
为什么《人民日报》竟然一度会“祸国殃民”?
为什么“有报纸的害处，比没有报纸的害处还大”?
对于党报的党性，在秘书“笔杆子”式的理解之外，中共党内始终存在第二种声音，即主张既要自上而下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也要自下而上地考察和帮助修正党的政策主张。
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在大声呼唤共产主义幽灵的时候，并没有丧失启蒙主义的立场。他把“党见”与作为“国民总意”的“舆论”区别开来，在《答汪叔潜》中写道：
“党见舆论，亦未可始终视为一物。党见乃舆论之一部分而非全体，党见乃舆论之发展而非究竟。从舆论以行庶政，为立宪政治之精神。蔑此精神，则政乃苛政，党乃私党也。”
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对党的媒体服务对象把“党和人民”并列，对党的媒体功能则是“耳目喉舌”并举：
“群众对我们，是反对就是反对，是欢迎就是欢迎，是误解就是误解，不要害怕真实地反映这些东西……党的政策到底对不对，允许你们去考察。如果发现党的政策错了，允许你们提出，你们有这个权利。
“要采取忠实的态度，把人民的要求、困难、呼声、趋势、动态，真实地、全面地、精彩地反映出来。
“人民的呼声，人民不敢说的、不能说的、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马克思主义的记者就真正上路了。”
《解放日报》的1942年改版循着前一种“传声筒”和“驯服工具”的思路进行，《人民日报》1956年邓拓主持的改版则体现了后一种思路。人民日报1956年改版社论《致读者》，提出了一些对苏联和中国党来说都是耳目一新的观点：
“《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
“各种不同的读者要求从不同的方面了解这个变化着的世界……是令人愉快的，或者是并不令人愉快的，人民希望在上面多看到一些，我们也应该多采集、多登载一些。
“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报纸的编辑部无论凭着什么名义，总不能设想自己是全知全能的，或者故意摆出这样一副神气，活像对于任何问题可以随时作出绝对正确的结论……有许多问题需要在群众性的讨论中逐渐得到正确答案。有一部分问题甚至在一个时期的讨论以后暂时也还不能得出确定的答案。有许多问题，虽然已经有了正确的答案，应该在群众中加以广泛宣传，但是这种宣传也并不排斥适当的有益的讨论。相反，这种讨论可以更好地帮助人们认识答案的正确性。而且就是正确的答案，也经常需要在群众的实践中加以补充和修正。”
党中央肯定人民日报改版经验的124号文件甚至发出这样的告示：
“今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的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
党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恰恰是想放开讨论，鼓励党内外更多的人贡献意见，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清华大学传播学系教授刘建明提出：这是一种“民主开放的党性”，试图“把党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统一起来”。与此相反，另一种党性则是值得警惕的——
“像希特勒的国社党、林彪和‘四人帮’之类的专制主义党团报刊的党性，则只为党派少数领袖集团从事错误的舆论活动，制造各种谎言，冒充人民的声音;同时，实施严格的控制，重大的事情不让人民知道，经常歪曲事实，制造舆论，压制敢于说真话的记者，禁止发表不同于领导者的意见以维护少数领袖集团的专制统治。”
不幸的是，《人民日报》1956年改版所体现的党内清新理性的政治思维，被1957年的“反右”、1959年的庐山会议粗暴打断。
1956年《人民日报》“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声犹在耳，“大跃进”一来就变成全党“都以为《人民日报》代表中央”，而且连人民日报自己也认为除了代表中央不可能再做点什么。党报作为党的耳目、人民的喉舌那一部分职责发生功能障碍，“人民不敢说的、不能说的、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已经不可能通过党报渠道反映出来。
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精心设计的党和人民、耳目和喉舌、宣传政策与考察政策、宣传党的主张与反映人民呼声的巧妙平衡，在现实面前竟然不堪一击。
显然，问题的症结要从人民日报以外去寻找。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大跃进”时期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变化，1959年1月，中共中央第四次全国监察会议批判了党的监察委员会与党委平行的错误，明确规定监委必须在党委领导下工作，当好党委的助手。
这是一个与庐山会议同样严重的信号。不仅仅是政治局委员给中央主席写信会被打成“反党”，现在从监察委员会到党报，党内权力制衡、舆论监督的民主机制得到彻底破坏。而且，没有资料表明这种政治倒退受到过任何有力的抵制和质疑。
中华民族的列车只能在一个错误的轨道中疯狂前进，没有刹车，没有方位标识，眼睁睁地驶向一个毁灭性的深渊，终于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大跃进”和大饥荒。
以数千万人的惨死为代价，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本可以成为中共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点。可惜的是，7000名党内精英开会将近1个月，“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只是围绕“大跃进”具体做法的得失坦率地或委婉地进行讨论，未能深入触及党内民主机制被破坏和如何修复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虽然饮恨退居二线，但他粗暴破坏党内民主的做法没有得到认真追究，很快又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旗帜下卷土重来。
尽管人民日报在“七千人大会”受到全党的责难，但全党也没有作出努力，对党报管理体制作出任何修正。秘书班子出身的吴冷西既不可能鼓起勇气、恐怕也缺乏反省能力，去思考和建议如何从根子上克服刘少奇所批评的人民日报的缺点错误，以避免党报下一次的荒唐和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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