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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沈志华 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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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苏联对外政策与中国内战的关系，是冷战国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学者起步较早，1992年出版的牛军和杨奎松的两部重要专著，都较多涉及到这个问题，其史料特点是使用了大量当时难得一见的中共中央文电。接着，挪威学者文安立出版了英文专著，更集中地讨论了美苏冷战与中国内战起源的关系。此后，各国学者又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问世。本文参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其一，出现了新的档案文献。2000年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二十世纪俄中关系：文献与资料》的第4卷第2册，收集的是1945年的档案；2005年又出版了第5卷的两册，收集的是1946年至1950年初的档案。这三本档案集公布的1945-1950年中苏关系档案资料共815件，此外还有作为附录的几十个文件。就中国档案而言，最有价值的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彭真年谱》，其中使用了大量以前未曾披露的中共中央与东北局、重庆代表团之间的往来文电。这些有关中国内战时期的档案文献十分重要，对于这段中国历史，特别是苏联与中国内战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应该说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最后的结论如何，研究者都有必要依据这些新的档案文献，对过去讨论的问题进行重新审视。
其二，需要观察问题的新视角。以往的研究多是把中国历史作为主线，重点在于论述中共对革命和内战的考虑及其战略、策略的变化，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但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即作为国际背景的苏联对外政策及冷战格局的变化。中国的革命和内战不是孤立的。战后初期，中共的战略和策略受制于苏联的外交方针和美苏关系的现状；内战后期，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国内局势的变化则反过来引起了苏联对华政策的转变，进而影响到整个冷战格局的改变。这些现象说明，苏联的战后对外政策及冷战战略和策略与中国的革命和内战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研究者需要考虑：在冷战缘起的过程中，苏联对外战略的构想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如何影响了其对中国内战的方针；把中国内战的起源和结果作为一个案例，如何解读苏联对冷战的战略构想及其变化。
本文主要考察战后初期苏联对外政策与中国内战起源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斯大林在中国推行“联合政府”政策
中国是一个与苏联接壤却无法纳入其势力范围的大国。在战争期间（特别是1941年以后），盟国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主要来自美国，也是罗斯福在开罗给蒋介石戴上了一顶“四强首脑”之一的桂冠， 因此，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中国又是苏联最大的邻国，两国边境线长达数千公里，因而构成对苏联东部安全的潜在威胁。为了建立东方安全带，斯大林以参加对日战争为诱饵，说服美国与其共同迫使中国签署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从而达到了把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以及在中国东北地区享有独占权益的战略目标。为实现这个战略构想，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方针的重要内容，同其他共产党活跃的欧洲国家一样，也是推行“联合政府”政策。
1945年6月，第11-12期《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的一篇评论员文章称：战后中国必须有一个“由战时所有民主党派、团体和组织所加强的国家民主阵线；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成为一支强大的、独立的和民主的力量”。这个公开发表的言论实际上反映了斯大林多次与美国人谈话时表达的立场，也就是他在战后提倡的“联合政府”政策。在4-5月间两次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谈话中，斯大林称蒋介石是“无私的”，是“爱国者”，但应在政治上对中共让步，以求得军令的统一。斯大林还表示，不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苏联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同美国一样，莫斯科也希望看到一个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民主和统一的中国。
显然，斯大林认为在中国出现的应该是以资产阶级**为核心的联合政府。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与此不同。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中共的一般纲领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即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推翻国民党的一党**。对此，莫斯科是十分了解的。然而，中共当时似乎并不清楚斯大林的主张。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最后报告中指出，“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因为“没有国际援助”，就要“学会自力更生”。不过，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中共相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所以，尽管早在6月就听说了有关中苏条约的内容，但中共不相信莫斯科会“承认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领袖”。
对于延安来说，苏联出兵东北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更使毛泽东惊喜的是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似乎为中共提供了一个与蒋家王朝争夺天下的天赐良机。毛泽东一度认为，通过武力的较量立即实现中共的主张可能是最佳选择。8月9日苏联兵分三路进入东北，中共中央立刻意识到这有可能导致日本投降，第二天便指示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在此历史突变之时，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同时要求华中局即日派部队夺取南京、上海、武汉、徐州、芜湖、信阳等大城市和要点，沿津浦、沪宁、沪杭线各中小城镇则由地方部队动员民兵占领，同时宣布江苏、安徽、浙江、湖北省主席和上海、南京市长人选名单。
中央还指出：“不怕爆发内战，而要以胜利的内战来制止内战和消灭内战”。11日，延安总部命令八路军华北、西北部队向热河、察哈尔、辽宁、吉林等地进发。12日，中共又调整了华中部署：在江南不再占领各大城市，只夺取广大乡村及县城，“准备内战战场”，若内战胜利，就原地继续扩展，若内战失利，则转入闽浙赣，创造新局面，但决不退回江北；江北力量则全力“占领津浦路及长江以北、津浦以东、淮河以北一切城市”，并“配合八路军占领陇海路”。 显然，中共的战略是利用苏联出兵和日本投降造成的权力真空，控制广大的原日伪占领区，准备夺取中国的半壁河山。
此时，远在大后方的蒋介石面对突变的形势，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作为缓兵之计，就在中苏条约签字的当天，即8月14日，他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但周恩来一眼便看出，蒋介石“请毛往渝全系欺骗”。20日蒋再次来电催促，中共仍不为所动，继续抓紧进行部署。毛泽东一方面命令晋绥和晋察冀部队配合苏军“夺取张家口、平津、保定、石家庄、沧州、唐山、山海关、锦州、朝阳、承德、沽源、大同”，一方面针对华中局打算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的报告答复说：你们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彻底执行此方针，并派我军有力部队入城援助。其他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
就在中共积极部署，准备夺取华东、华北、西北、东北大部分地方政权的关键时刻，10月20或21日，莫斯科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指出：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赴重庆进行和谈。在斯大林看来，中共拒不和谈而坚持武装夺权的方针，必将导致远东局势的紧张。斯大林既不相信中共的军事实力，也不了解中共的最终目标，但他知道一点：无论中国内战结局如何，都会破坏业已签订且为莫斯科得意的中苏同盟条约及苏美共同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从而给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中共必须像西欧各国共产党一样，在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的框架内寻求和平与稳定。
对于来自莫斯科的“国际援助”，中共固然没有抱多大希望，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斯大林会下一道“不许革命”的禁令，这不啻向毛泽东头上泼了一盆冷水，中共不得不改弦更张。21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取消上海起义计划。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联合发出指示：“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组训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同时，总体战略也只能由选择“革命”方式转向选择和谈方式：“我党在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下准备和国民党谈判，争取有利于我党及人民的条件”。
至于苏军管制下的东北，中共还是寄予很大希望，仍坚持“迅速争取东北”，只因不明苏联的立场，所以决定先派干部去那里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是否派军队占领，还要视情况而定。同日，毛泽东给蒋回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23日蒋介石第三封电报再邀，毛泽东次日答复，周恩来先去，他本人“准备随即赴渝”。
战略方针出现如此急转弯，是需要给全党和全军一个交代的，原因当然主要是苏联表明了态度。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枣园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详细解释了这个问题。毛在分析了战后进入和平阶段的两种情况（可以占领或无法占领大城市）后指出，由于得不到苏联的帮助，“没有外援不能克敌”，“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至于苏联为什么不能帮助中共，毛泽东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解释说，美苏需要实现国际和平，“苏如助我，美必助蒋，大战即爆发，和平不能取得”。毛还对比了希腊和中国的情况：苏联没有援助希腊，是因希腊为英国所必争，而中国则为美国所必争。如果中共占领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美国必然进行干涉。
显然，毛泽东已经看出，中国不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并断定苏联进军中国的区域大概会限定在东北三省。所以，中共在关内的一切军事行动都不会得到苏联的援助。于是，出路只有一条：“在全国范围内大体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而在中国，联合政府的形式“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目前“我们还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要砍头”，将来再“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看来，中共是不得不走这条“弯路”了。第二天毛泽东发出的一个指示当是对上述讲话的注释：“时局变化，抗日阶段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我党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大城市进行和平、民主、团结的工作，争取我党的地位，不取军事占领政策”；“力争占领小城市及乡村”；“一切作持久打算，依靠人民”。
8月25日，中共又接到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的邀请电，遂开会商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去重庆谈判。在第二天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讲述了中共参加重庆谈判的原则和方针。既然谈判，就需做出让步，中共的原则是“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达到妥协。让步的限度：“第一批地区是广东至河南的根据地，第二批是江南的根据地，第三批是江北的根据地”。但是，在陇海路以北直到外蒙的地区，“一定要我们占优势”，“东北我们也要占优势”。毛说，如果不答应这些条件，就不签字，并“准备坐班房”。“随便缴枪”是绝对不行的，延安也不会“轻易搬家”。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虽然讲的是走法国式的道路——这是对斯大林路线的准确理解，恐怕也是说给斯大林听的，但实际准备实行的谈判方针及其所确定的目标与斯大林的设想有重大区别：第一，斯大林主张的是共产党进入由资产阶级**掌权的政府，而毛泽东设想的“联合政府”却是要与国民党平分天下，至少来个武装割据。第二，斯大林要求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走和平的道路，而毛泽东却坚持无论如何不能放下枪杆子的原则。第三，斯大林设想的“联合政府”是长久之计，而毛泽东却把和平谈判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总之，迫于形势，毛泽东不得不委曲求全，亲赴重庆与夙敌蒋介石谈判，而内心却十分明白，莫斯科的“联合政府”实属一厢情愿，最后解决问题还要靠武装斗争。
在重庆谈判过程中，莫斯科对国共和谈的结果以及中共的实际立场已经逐步有所了解，但除了坚持建立统一政府的原则外，并没有再发表具体意见。8月30日，在重庆的苏联大使彼得罗夫报告说，周恩来在与他会谈时表示，“根据全部情况判断，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打算解决共产党的问题”，但“我们不可能指望蒋介石会做出过多的让步”，其主张的实际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被消灭的结局”。周恩来强调，中共历来一直进行着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如何“从武装斗争急剧地转向和平建设”，干部和群众都没有准备好。因此，需要莫斯科提供情报和意见。彼得罗夫的回答是：“周恩来同志在党政工作方面经验相当丰富”，“将能够正确地评价中国目前的局势并采取正确措施。”
9月6日，美国大使赫尔利告诉彼得罗夫，在谈判中，“毛泽东要求将包括首都北平在内的5个省转交给共产党人，以便使他们能够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政府和供养自己的军队”。赫尔利声称，英国人支持在中国“分而治之”，而斯大林则告诉哈里曼，“允许在中国建立两个政府”是“愚蠢”的。以此为出发点，赫尔利一再建议苏联和美国共同发表一个支持国民政府得声明。彼得罗夫对此没有响应。同一天，毛泽东也拜访了苏联大使。毛泽东介绍说，谈判表明，蒋介石极力要“继续实行一党专政”，并用武力封锁共产党的地区和军队。
所以，“联合政府”已经谈不上了，他们只同意让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代表加入国民党领导的政府。对于共产党来说，毛泽东指出，“如果国民党同意将除特区以外的5个省——山东、河北、山西、察哈尔和热河的行政管理权移交给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同意放弃华南和华中的解放区”。最后，毛泽东表示中共的让步是有限度的。为此，毛和周恩来、王若飞一再追问，苏联对此持有什么立场，“如果美国将帮助国民党军队消灭共产党军队，苏联将会采取何种步骤”。彼得罗夫只是一味强调：“苏联非常希望看到中国在政治上统一，两党的谈判应该继续下去，并通过相互的让步达成一致意见。”第二天，彼得罗夫又向东北特派员蒋经国表示了同样的看法。
10月10日，就在谈判协定签字的当天，毛泽东再次拜会苏联大使。毛说，将要发表的联合公报表明中共取得了胜利，是将来“进行宣传的某种依据”。但又强调，“蒋介石不会履行达成的协议”，“他会继续进行**的军事准备”。因此，“中共的军队也正在三个主要方面加紧作应战的准备”。毛接着说，“消灭国民党的几个师”没有问题，中共唯一担心的是美国会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并问苏联人，如果美国出兵怎么办。中共没有明说的愿望当然是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几天前周恩来就提出了同样问题，当时彼得罗夫未置可否，现在面对毛泽东的提问，彼得罗夫的答复也只是：“必须通过和平的途径妥善调解局面，尽量避免与美国人发生武装冲突”。
目前尚未发现有关重庆谈判更多的俄国档案，不过，苏联使馆的态度应该说是反映了莫斯科的立场。显然，斯大林此时坚持的原则仍然是建立以国民党为主的统一的联合政府，为此，在中国必须避免内战。不过，彼得罗夫作为外交官的谨慎表态也说明，斯大林并不想强迫中共接受某种具体做法，他为自己的实际行动留下了充分的回旋余地。毕竟，提出“联合政府”政策只是一种手段，就目的而言，有一点莫斯科与延安的想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必须保证对中国东北的控制。
二、斯大林左右逢源与中共独占东北的决心
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消灭日本关东军，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使东北地区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和东方安全屏障。作为签署中苏条约的对应条件，斯大林已经向美国人和蒋介石许诺，东北的行政权将交给国民政府，而苏军则在3个月内撤离中国，希望以此换取中国政府的对苏友好立场。但是，无论是从意识形态出发，还是着眼于地缘政治，斯大林对蒋介石及其支持者美国，既不放心，也不信任。所以，苏联不能把对东北的控制完全寄托在已经公开表明的既定政策上，而要把主动权牢牢掌握自己手中。为此，莫斯科至少利用了以下三种途径：
首先，通过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在东北地区营造对苏友好的氛围。在军事推进过程中，苏军军事委员会和政治部不断向中国居民发放各种宣传品，开展各种宣传活动。仅远东第一方面军政治部就用中文印制了86种、总数超过470万份的传单。在东北作战的前4天当中，苏联散发和张贴的中朝文标语、传单和宣传画就有9000万份。此外，苏军还在当地出版报纸和定期刊物，吸收和培养大批通晓汉语、朝语、日语的宣传骨干。仅第一方面军总部在8月份就举办了大约200场报告会、座谈会，组织音乐会或戏剧、电影演出160场。
其次，充分利用隶属远东方面军侦察处的原东北抗日联军的中国和朝鲜干部。40年代初，抗日联军在东北的大规模军事活动失败后，周保中、李兆麟、金日成等一批干部率残部陆续退往苏联，组建国际旅，继续坚持战斗。1942年7月，经共产国际批准，这支部队在苏军统制下组成第88独立步兵旅，并在远东哈巴洛夫斯克营地接受训练。对日作战准备阶段，该旅的任务是提供情报和向导。苏联出兵的第二天，旅长周保中便部署该旅准备反攻，与八路军会师，解放东北。8月11日却接到斯大林的电报：“待命”。
日本宣布投降后，周保中又致信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建议由第88旅接管长春，并为建立东北民主政府和人民军作准备。如果接受这个设想，周要求苏军将该旅骨干力量交给中共中央或八路军安排。这个建议也遭到拒绝，华西列夫斯基下达了另一个指示：为了扩大苏联的影响，安排这些干部分散随苏军行动，协助占领当局开展政治和行政工作。9月6-9日，第88旅的中国干部受命分四批到东北各大城市苏军指挥部报到。10月，该部队建制被取消。显然，斯大林一方面担心周保中的计划破坏他对蒋介石的承诺，一方面需要把这支由中朝战士组成的部队留给自己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借助中共的力量来控制国民党行政当局对东北的接管进程和实际结果。应该说，前两个措施不过都是为了使苏军能在东北站住脚，并扩大苏联在那里的影响，而斯大林明白，苏联的军事力量迟早是要退出东北的。那么，到底把东北的直接控制权交到国共两党谁的手上，才能保证莫斯科的实际控制和势力范围，斯大林是有深远考虑的。就苏联对中国以及东北采取的政策而言，国民政府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可算是一语中的：“苏联只要看见中国有联合政府，一切便好谈。”最初，斯大林在国共之间所采取的左右逢源的立场，与中共逐步确立的独占东北的战略确实有些不合拍，以至一度引起毛泽东的失望和不满。不过，国际局势的变化最终还是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由于得知东北的行政权将交给国民党，直到8月26日，中共中央还在犹豫是否派大部队去抢占东北。不过如前所述，控制东北已是既定方针，需要考虑的只是方式。中共中央很快就想出了对策，8月29日中共中央在给北方各分局的指示中说：尽管受中苏条约限制，苏联“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但条约中也明白规定“所有中国籍人员，不论军民均归中国管辖”，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因此，“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种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同时，“国民党在东三省与热、察又无基础”，且“派军队去尚有困难”，而“红军将于三个月内全部撤退，这样我党还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
于是，中共中央要求“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部队可用东北军及义勇军等名义，只要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的进入东三省。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表消息，进入东三省后开始亦不必坐火车进占大城市，可走小路，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建立我之地方政权及地方部队”。“热河、察哈尔两省不在中苏条约范围内，我必须完全控制，必须迅速派干部和部队到一切重要地区去工作，建立政权与地方武装”。对苏军只通报情况，既不要正式接洽，也不要请求帮助，总之不要使之为难。高岗在9月3日一封电报中也称：“对东北我党必须力争，中央已有充分准备及具体对策。”
中共军队突然大量出现在东北，一时搞得苏军不知所措。中共军队最初进入东北各地后的不同遭遇，说明了这种情况。冀热辽军区曾克林部进攻山海关时，不仅与苏军联合发出最后通牒，还得到苏军炮火支援，到达沈阳时却受到苏联驻军百般阻拦，被围困在火车上整整一天；进驻沈阳的中共先头军队从苏军转交的日本军火库中获取了大量武器装备，而徒手赶来的后续部队却吃了闭门羹，什么也没有得到；还有些进入东北的部队，不仅得不到急需的通讯器材和印刷设备，甚至还被苏军缴械，并禁止他们在苏军占领区活动。如此等等。造成这种局面的具体原因很复杂，有的显然是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表现出对中国同志的支持，有的恐怕是由于对中共所属部队缺乏了解而产生的误会，有的大概是基层指挥员不了解外交方针而擅自采取的行动，还有的肯定是占领当局受制于国际舆论而有意采取的回避态度。总的讲，问题的症结在于，对于莫斯科有意采取的模糊政策，苏联军人和中共领导人最初都没有搞清楚，而他们之间又缺乏沟通和联系。
于是，9月14日华西列夫斯基派代表飞到延安，传达莫斯科的要求，并与中共领导人进行协商。苏联代表在会谈中明确表示：苏军撤离中国前，国共军队均不得进入东北，请朱德命令已进入沈阳、长春、大连等地的中共部队退出苏军占领地区；苏军不久即行撤退，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内部的问题由中国自行解决。而私下应允，已经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如果不用八路军名义，不公开与苏军接洽，苏军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提出希望中共派负责人前往东北，以便随时联系，协调行动。锦州、热河两省则可以完全交给中共接管。16日，苏蒙联军代表又转告中共中央，“坚决要求八路军主力火速北开”，接收其所占领之内蒙古及东北各地，“确保北面及内蒙地区，以便同外蒙苏联经常保持联系”，苏军可接济部分武器。万不得已时，中共部队可进入外蒙，“但不可向南移”，“不要再让敌人隔断双方联系”。在重庆的苏联大使也向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中共当前的战略重心，应当是集中兵力，“确保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之线，防蒋进攻”。
只派遣一名校级军官向中共领导人传话，表明莫斯科处事谨慎，仍要留有退路。彭真到沈阳后报告，苏军对银行、工厂、仓库一律派兵监守，不准搬用，对火车、汽车、汽油、广播电台也“绝对全部控制”，还要求中共军队移至城外，均反映了这种情况。尽管如此，苏联的意图却很明显：表面上国共军队都不得进入东北，但允许中共军队卡住进入东北的咽喉要道，一旦苏军撤退，中共便可抢先占领东北。这样，苏联既没有破坏中苏条约，又能保证内蒙、东北地区在自己掌控之中。机不可失，莫斯科的表态促使中共更加坚定了进军东北的决心。
经过14日下午和晚上的讨论，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心把全国的战略重点放在东北，把原来准备南下的部队和干部转向挺进东北，并决定建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随前来延安的苏联军用飞机飞往沈阳，加强对东北工作的领导。17日刘少奇向毛泽东报告：“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红军在东北现已开始撤退，据说在12月初将撤完，内蒙红军即将撤退，已三次要求我接防德王府、百灵庙一线。”为此，刘少奇提出“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18日又建议紧急调重兵部署在热、察、冀东及东北沿海地区，阻止蒋军北进，控制东北。19日毛泽东回电：完全同意。到10月初，毛泽东的胃口更大了，中共中央设想的目标是：在华北、东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全部实行人民自治，中央军不得开入，仅平、津、青三地可暂时驻一小部中央军，将来亦须退出；华北、东北各设政治委员会统一管理各省，中央政府不得违背自治原则派遣官吏，已派者须取消。
在控制东北的问题上，斯大林最大的担忧在于美国势力渗透到苏联的势力范围，随着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援助下不断接近和开进东北，莫斯科的担心越来越加重，态度也越来越明朗。蒋介石非常担心因国军不能及时到达东北，而共军乘苏军撤退之机夺取优势，故早在9月11日就让行政院长宋子文向美国政府请求借船运兵。美国的态度也很积极，代理国务卿艾奇逊第二天便以备忘录形式将此事报告总统。9月18日杜鲁门总统答复：“驻西太平洋陆军和海军司令已下达命令，将按照魏德迈将军所明确指出的日期和港口运送前往满洲的中国军队提供船只”，“参谋长联席会议深信，在中国军队准备好登船前往满洲之日，将有足够的船只为其所用”。9月24-27日，就有消息转开，美军将在天津、大连、烟台、威海、秦皇岛登陆，蒋军将由空运和海运至平津。
10月初，一方面是美国一再要求苏联公开保证遵守门户开放的原则，一方面是国民政府连连发出照会和通知：中国计划在满洲吸引外资，而美国有意投资；要求苏联开始考虑撤军问题；中国政府的第一批军队将在数日内乘坐美国军舰抵达大连。这如何不让斯大林心急？在与立法院长孙科的谈话中，彼得罗夫默认：“美国人在北平、天津、青岛和秦皇岛登陆”，“是导致局势更加严重化的因素”。而斯大林则向蒋经国坦言：“苏联政府不愿让美军进入满洲。这是苏联的地盘”，“无论美军、英军或其他外国军队，都不应当允许他们进入满洲”。既然认定国民党是美国人的傀儡，那么，要遏制第三国势力进入东北，只能依靠共产党。
尽管在重庆，苏联大使对周恩来寻求帮助的提问依然闪烁其词，但在东北的苏联军人却对共产党显得格外坦率和热情。10月3日，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在接待中共东北局负责人时，不仅热情称赞中国共产党人，而且高度赞赏中共关于“向南防御，向北发展”，争取控制东北的战略方针。他还认为，“满洲北部不成问题”，建议中共把主力部队部署在山海关方面（15万人）和沈阳周围（10万人），全力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为了增强中共方面的信心，第二天苏方就通知中共东北局说，苏军准备把缴获的所有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街、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如数转交给中共，并说明这些武器弹药可以装备几十万人。
10月上中旬，苏联一再拒绝国民政府关于国军在大连登陆的请求，即使蒋介石亲自出面也无济于事。同时，对设立在长春负责接收工作的东北行营，也是百般刁难，设置重重障碍。蒋经国向苏联使馆通报长春之行的感受时抱怨说，苏军不允许他们建立警卫队，拒绝到除沈阳外其他地区进行视察，还下令停止出版东北行营发行的《光复报》。与此同时，苏联却与中共紧密配合，加快了对东北的控制步伐。苏军指挥部下决心“打开前门”，拟把南满和锦州地区的行政权全部交付给中共，并应允在中共来不及接收的情况下，代为保存1个月。甚至在苏军完全控制的大连地区，占领当局也希望中共在那里建立起党政领导机关。10月6日，中共得知蒋军在大连登陆已被拒绝后，估计可能转向营口、锦州和安东，于是请求苏军“一律拒绝，至少拖延一个月至一个半月”。
10天后彭真便报告，蒋军“到营口、锦州两处海岸企图登陆，已被拒绝”，苏方催促中共立即派兵在陆地阻击。因中共军队一时无法到达，苏方还答应再设法拖延几天。而在蒋军准备登陆的安东，不但出现了“民主政府”，还举行集会，呼吁满洲独立，撤消东北行营，甚至断水断电。10月19日，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后，决定按照苏方的要求，改变过去分散占领全东北的方针，而“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21日又提出：“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
10月25日，苏联接到中方正式通知，政府军将使用美国舰队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于是，苏军再次催促中共军队迅速接防中心城市和工业，逐步接收政权，并建议中共把领导中心移至沈阳，还声称：“如果说过去需要谨慎些，现在应该以主人自居，放开些干。”如蒋军在11月15日前进攻，苏军可协同中共军队给以打击。接到东北局的报告后，毛泽东“甚为欣慰”，即刻指示：“我党决心动员全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六个月内粉碎其进攻，然后同蒋开谈判，迫他承认华北、东北的自治地位”；按照苏方意见“速在安东、营口、葫芦岛三处设防，加强军队配备，即速派兵控制一切重要飞机场，接收各主要城市的政权、工厂、兵工厂及武器弹药”；最重要的是请求苏方“拒止蒋方在两个月内登陆、着陆”。28日，东北局便拟定了东北九省的主席或特派专员名单，准备“以最快速度接收全部政权”。
因受制于外交，苏联无法满足毛泽东的要求，经反复交涉，只得应允蒋军“10月30日在葫芦岛、营口登陆，11月12日进至锦州、海城线，11月20日进至沈阳，苏军则于11月25日撤完”，还同意先头部队在苏军撤离前三天空运至长春和沈阳。不过，苏方也公开声明，苏军数量不多，无法保证登陆部队的安全，而且并不打算限制共产党部队，因为苏联“不会干涉中国内政”。同时，苏方则通知中共，“同意我们在营口、葫芦岛作战，他们不加任何限制”，还同意中共前往沈阳和长春接收工厂、武器装备，并更换除市长外的长春各级政府。为此，11月上旬毛泽东不断发出指示。
针对国民党军队在山海关发动的大规模进攻，毛泽东要求“必务要将这一地区一切可能的力量集中起来，以便在这场具有战略性决定意义的战役中取得胜利”。同时，要求部队“争取时间布置内线作战，决心保卫沈阳不让蒋军进占。一俟苏军撤退，我方即宣布东北人民自治。”在长春，据东北行营的通报，中共调动了大批军队集中在机场附近，约2000人已进出长春市，并示威性地包围了行营驻地。11月12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讲话：“派十九万军队去东北，这是有共产党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总的来说，蒋一定攻，我坚决打”。“只要有现在的条件，苏联不帮助我们，我们也不怕。”只有此战得胜，“我们才能提出东北自治的问题”。
然而，就在毛泽东准备利用苏联帮助的有利条件放手与蒋介石在东北一战的紧要关头，莫斯科的立场突然发生了变化。11月10日，斯大林从他的休养地索契给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和米高扬发出一封密码电报，指令他们“尽可能快地从延安和毛泽东部队活动区域撤离我们所有的联络官员和其他人员”，而且“越快撤出越好”。原因是“中国的国内战争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我担心我们的敌人将来会指责我们留在这些地区的人是中国国内战争的组织者，虽然我们的人并没有控制任何东西”。这一指令立即得到贯彻执行。
第二天东北局报告：昨日友方突然通知陈云，已允许在苏军撤退前五天内让国民党空运部队到各大城市，并且不准我们在此期间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友方一再声明，这是“莫斯科的决定”，东北苏军任何人员无权变动。如果五天中出现冲突，苏方“只能缴我们的械”。友方还一再提出，“莫斯科的利益应该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最高的利益”。17日马利诺夫斯基命令中共军队撤出长春、沈阳和哈尔滨，并不得阻碍国民党军队在长春和沈阳着陆。20日又“郑重通知”东北局：“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中共军队一律退至铁路线50公里以外；只要有苏军的地方，既不准与蒋军交战，也不许中共军队存在，“必要时不惜用武力”驱散；全东北境内，包括锦州至山海关段，均不准作战。同日，苏军驻哈尔滨卫戍司令部要求中共北满分局和军队三天之内撤出哈尔滨，中共部队撤出后，苏军即通知国民党政府，来哈接收。
在重庆，苏联使馆也告诫中共代表王若飞，“为了避免遭到美国和中国舆论的反对”，中共最好不要试图占领长春路，并注意减少与苏联使馆和驻华机构的联系。24日，苏联心安理得地照会中国政府，现在可以毫无阻碍地向沈阳和长春空运部队了，苏军对东北中共军队“未曾予以任何帮助”，并表示苏军可延期一两个月撤离，以利中方接收。驻长春苏军指挥官还向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保证：“决心消除所有的暴民活动，严格保护各政府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住宅，并禁止一切对中国政府不利的宣传”。后经双方协商确定，为确保中国政府顺利接收，将苏联撤军完成日期改为1946年2月1日。
苏联的态度为何突然改变？从斯大林密电和苏联参赞谈话的口气看，莫斯科的担心主要在于美国对东北事态发展的不满及其制造的舆论压力。蒋介石对这一点看的很清楚，早在10月19日他就有意向苏联大使建议：采纳美国的提议，召开第二次五国外长会议解决中国问题。11月8日蒋介石又在内部讨论时提出“将东北行营撤至山海关，同时声明不放弃东北，以使苏联违约之真相大白于天下”。一个星期后，国民政府正式向苏联发出照会：由于接收工作无法进行，决定于17日起将东北行营“迁移至山海关”。同时，中国又照会各国使领馆，告苏联阻碍接受工作。随后，蒋介石迅速将这一决定告诉华盛顿，并抱怨苏联人未能执行1945年中苏条约，希望与美国积极协调行动，防止局势继续恶化。
莫斯科面临的压力还不只此，从10月下旬到11月初，在远东，苏联急于插手促成对日和约，反复就盟国对日管制机制问题与美国进行磋商。在近东，伊朗危机趋向国际化，对苏联感到绝望和恐惧的德黑兰政府开始求助于美国和联合国。针对苏联关于修改蒙特勒公约的诉求，美国也开始关注土耳其海峡问题，并提出了国际监督的建议。于是，苏联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都需要继续与美国保持一致，并争取美国支持自己的主张，这里当然也包括中国问题。所以，当11月下旬美国倡议召开三国外长会议解决这些国际问题时，苏联不仅积极响应，而且立即开始与美国进行紧密接触和协商。在这样的背景下，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做出美苏同时从中国撤军的决议，以及国务卿贝尔纳斯对斯大林履行中苏条约抱有乐观态度，就毫不奇怪了。
于是，斯大林再次抛出了“联合政府”政策。在12月30日与蒋经国会谈时斯大林说：“苏联政府已经从延安召回了所有的代表，因为他们不同意中国共产党人的举动”，苏联政府仍然“承认蒋介石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并认为中国“不能有两个政府，两支军队”，尽管“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这一点”。斯大林还一再辩白，苏联政府对中共的情况不了解，也未向中共提过任何建议，莫斯科对中共的行为不满意，更不能为他们的行为负责。而对中共，斯大林则希望他们放弃已经制定的目标。
1946年1月，苏联使馆告诫中共在重庆的谈判代表，目前提出东北问题还“为时过早”，因为中央政府和来华调停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中共应该寻找和平解决所有军事和政治问题的道路”。苏联大使还警告周恩来：“在满洲发生战争，尤其是伤及美人，必致引起严重后果，有全军覆没及惹起美军入满的绝大危险。”以至周恩来不得不向苏联人检讨说，“对中共来说，与美国人的关系是一个新问题”，中共领导人认为苏军应该把东北交给中共，是因为“不懂得整个国际形势的复杂性”。而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周恩来指出：看到中共能以军事力量抵抗国民党进攻以利谈判时，他们就欢呼，看到中共要独霸东北、华北时，他们就惊呼。
毛泽东确实需要再次改变战略方针了。得知苏联态度改变后，中共中央最初决定，一方面“照顾友方信用”，“服从总的利益”，一方面“仍须控制大城市”，重新部署力量，“准备一切条件于苏军撤走后歼灭顽军”。11月19-20日，中共的方针仍然是“在顾及苏联国际信用的条件下力争大城市”，希望苏军能把“锦州、葫芦岛及北宁路之一段”留给我们，并“尽可能推延蒋军进入满洲及各大城市的时间”。但是，11月22日，迫于形势的变化，刘少奇便提出了一个新的方针：“让开大路，占领两厢”。28日和29日，刘进一步明确：“独占东北已无此可能，但须力争在东北的一定地位”，今后工作重心为控制长春铁路以外的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打算”。
武力解决不行，只好再次转入和谈。12月7-8日，中共提出准备恢复与国民党的谈判，和平解决东北问题，并希望苏联“居间折冲”。30日，中共公开呼吁：“立即全面无条件的停止内战”。1946年1月国共停战协议公布后，中共中央要求东北局“将部队高度分散”，迅速控制既无苏军驻扎又无国军开进的地区，特别是靠近苏联和蒙古的地区。到2月，随着和平谈判的进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等人参加国府委员会，周恩来等人参加行政院，并力争周恩来任副院长，还批准了中共出席宪草审议委员会的名单。
尽管很不情愿，但是在力量对比明显不利以及美苏两国的共同压力下，中共不得不暂时放弃进行大规模武装斗争的计划，准备与国民党和解，进入“联合”政府。然而，就在“和平”的曙光似乎将要出现的时候，情况又发生了急剧变化。
三、苏联从东北撤军与中国内战的开启
斯大林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是确保苏联在东北（还有蒙古）的独占地位，这就是说，是否援助中共，如何援助中共，完全取决于形势是否对苏联实现其在远东的战略目标有利。因此，苏军在1945年底准备撤离东北，把政权交给国民党的时候，仍然与中共保持着联系并秘密给以帮助。12月2日，随苏军行动的周保中等人报告：苏联远东军指挥部“愿意知道我全满实力及对东北方针，苏军表示在撤退前，在可能限度政府的第一批军队将在数日内乘坐美国军舰抵达大连。这如何不让斯大林心急？在与立法院长孙科的谈话中，彼得罗夫默认：“美国人在北平、天津、青岛和秦皇岛登陆”，“是导致局势更加严重化的因素”。而斯大林则向蒋经国坦言：“苏联政府不愿让美军进入满洲。这是苏联的地盘”，“无论美军、英军或其他外国军队，都不应当允许他们进入满洲”。既然认定国民党是美国人的傀儡，那么，要遏制第三国势力进入东北，只能依靠共产党。
尽管在重庆，苏联大使对周恩来寻求帮助的提问依然闪烁其词，但在东北的苏联军人却对共产党显得格外坦率和热情。10月3日，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在接待中共东北局负责人时，不仅热情称赞中国共产党人，而且高度赞赏中共关于“向南防御，向北发展”，争取控制东北的战略方针。他还认为，“满洲北部不成问题”，建议中共把主力部队部署在山海关方面（15万人）和沈阳周围（10万人），全力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为了增强中共方面的信心，第二天苏方就通知中共东北局说，苏军准备把缴获的所有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街、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如数转交给中共，并说明这些武器弹药可以装备几十万人。
10月上中旬，苏联一再拒绝国民政府关于国军在大连登陆的请求，即使蒋介石亲自出面也无济于事。同时，对设立在长春负责接收工作的东北行营，也是百般刁难，设置重重障碍。蒋经国向苏联使馆通报长春之行的感受时抱怨说，苏军不允许他们建立警卫队，拒绝到除沈阳外其他地区进行视察，还下令停止出版东北行营发行的《光复报》。与此同时，苏联却与中共紧密配合，加快了对东北的控制步伐。苏军指挥部下决心“打开前门”，拟把南满和锦州地区的行政权全部交付给中共，并应允在中共来不及接收的情况下，代为保存1个月。甚至在苏军完全控制的大连地区，占领当局也希望中共在那里建立起党政领导机关。10月6日，中共得知蒋军在大连登陆已被拒绝后，估计可能转向营口、锦州和安东，于是请求苏军“一律拒绝，至少拖延一个月至一个半月”。
10天后彭真便报告，蒋军“到营口、锦州两处海岸企图登陆，已被拒绝”，苏方催促中共立即派兵在陆地阻击。因中共军队一时无法到达，苏方还答应再设法拖延几天。而在蒋军准备登陆的安东，不但出现了“民主政府”，还举行集会，呼吁满洲独立，撤消东北行营，甚至断水断电。10月19日，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后，决定按照苏方的要求，改变过去分散占领全东北的方针，而“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21日又提出：“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
10月25日，苏联接到中方正式通知，政府军将使用美国舰队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于是，苏军再次催促中共军队迅速接防中心城市和工业，逐步接收政权，并建议中共把领导中心移至沈阳，还声称：“如果说过去需要谨慎些，现在应该以主人自居，放开些干。”如蒋军在11月15日前进攻，苏军可协同中共军队给以打击。接到东北局的报告后，毛泽东“甚为欣慰”，即刻指示：“我党决心动员全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六个月内粉碎其进攻，然后同蒋开谈判，迫他承认华北、东北的自治地位”；按照苏方意见“速在安东、营口、葫芦岛三处设防，加强军队配备，即速派兵控制一切重要飞机场，接收各主要城市的政权、工厂、兵工厂及武器弹药”；最重要的是请求苏方“拒止蒋方在两个月内登陆、着陆”。28日，东北局便拟定了东北九省的主席或特派专员名单，准备“以最快速度接收全部政权”。
因受制于外交，苏联无法满足毛泽东的要求，经反复交涉，只得应允蒋军“10月30日在葫芦岛、营口登陆，11月12日进至锦州、海城线，11月20日进至沈阳，苏军则于11月25日撤完”，还同意先头部队在苏军撤离前三天空运至长春和沈阳。不过，苏方也公开声明，苏军数量不多，无法保证登陆部队的安全，而且并不打算限制共产党部队，因为苏联“不会干涉中国内政”。同时，苏方则通知中共，“同意我们在营口、葫芦岛作战，他们不加任何限制”，还同意中共前往沈阳和长春接收工厂、武器装备，并更换除市长外的长春各级政府。为此，11月上旬毛泽东不断发出指示。
针对国民党军队在山海关发动的大规模进攻，毛泽东要求“必务要将这一地区一切可能的力量集中起来，以便在这场具有战略性决定意义的战役中取得胜利”。同时，要求部队“争取时间布置内线作战，决心保卫沈阳不让蒋军进占。一俟苏军撤退，我方即宣布东北人民自治。”在长春，据东北行营的通报，中共调动了大批军队集中在机场附近，约2000人已进出长春市，并示威性地包围了行营驻地。11月12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讲话：“派十九万军队去东北，这是有共产党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总的来说，蒋一定攻，我坚决打”。“只要有现在的条件，苏联不帮助我们，我们也不怕。”只有此战得胜，“我们才能提出东北自治的问题”。
然而，就在毛泽东准备利用苏联帮助的有利条件放手与蒋介石在东北一战的紧要关头，莫斯科的立场突然发生了变化。11月10日，斯大林从他的休养地索契给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和米高扬发出一封密码电报，指令他们“尽可能快地从延安和毛泽东部队活动区域撤离我们所有的联络官员和其他人员”，而且“越快撤出越好”。原因是“中国的国内战争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我担心我们的敌人将来会指责我们留在这些地区的人是中国国内战争的组织者，虽然我们的人并没有控制任何东西”。这一指令立即得到贯彻执行。
第二天东北局报告：昨日友方突然通知陈云，已允许在苏军撤退前五天内让国民党空运部队到各大城市，并且不准我们在此期间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友方一再声明，这是“莫斯科的决定”，东北苏军任何人员无权变动。如果五天中出现冲突，苏方“只能缴我们的械”。友方还一再提出，“莫斯科的利益应该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最高的利益”。17日马利诺夫斯基命令中共军队撤出长春、沈阳和哈尔滨，并不得阻碍国民党军队在长春和沈阳着陆。20日又“郑重通知”东北局：“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中共军队一律退至铁路线50公里以外；只要有苏军的地方，既不准与蒋军交战，也不许中共军队存在，“必要时不惜用武力”驱散；全东北境内，包括锦州至山海关段，均不准作战。同日，苏军驻哈尔滨卫戍司令部要求中共北满分局和军队三天之内撤出哈尔滨，中共部队撤出后，苏军即通知国民党政府，来哈接收。
在重庆，苏联使馆也告诫中共代表王若飞，“为了避免遭到美国和中国舆论的反对”，中共最好不要试图占领长春路，并注意减少与苏联使馆和驻华机构的联系。24日，苏联心安理得地照会中国政府，现在可以毫无阻碍地向沈阳和长春空运部队了，苏军对东北中共军队“未曾予以任何帮助”，并表示苏军可延期一两个月撤离，以利中方接收。驻长春苏军指挥官还向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保证：“决心消除所有的暴民活动，严格保护各政府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住宅，并禁止一切对中国政府不利的宣传”。后经双方协商确定，为确保中国政府顺利接收，将苏联撤军完成日期改为1946年2月1日。
苏联的态度为何突然改变？从斯大林密电和苏联参赞谈话的口气看，莫斯科的担心主要在于美国对东北事态发展的不满及其制造的舆论压力。蒋介石对这一点看的很清楚，早在10月19日他就有意向苏联大使建议：采纳美国的提议，召开第二次五国外长会议解决中国问题。11月8日蒋介石又在内部讨论时提出“将东北行营撤至山海关，同时声明不放弃东北，以使苏联违约之真相大白于天下”。一个星期后，国民政府正式向苏联发出照会：由于接收工作无法进行，决定于17日起将东北行营“迁移至山海关”。同时，中国又照会各国使领馆，告苏联阻碍接受工作。随后，蒋介石迅速将这一决定告诉华盛顿，并抱怨苏联人未能执行1945年中苏条约，希望与美国积极协调行动，防止局势继续恶化。
莫斯科面临的压力还不只此，从10月下旬到11月初，在远东，苏联急于插手促成对日和约，反复就盟国对日管制机制问题与美国进行磋商。在近东，伊朗危机趋向国际化，对苏联感到绝望和恐惧的德黑兰政府开始求助于美国和联合国。针对苏联关于修改蒙特勒公约的诉求，美国也开始关注土耳其海峡问题，并提出了国际监督的建议。于是，苏联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都需要继续与美国保持一致，并争取美国支持自己的主张，这里当然也包括中国问题。所以，当11月下旬美国倡议召开三国外长会议解决这些国际问题时，苏联不仅积极响应，而且立即开始与美国进行紧密接触和协商。在这样的背景下，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做出美苏同时从中国撤军的决议，以及国务卿贝尔纳斯对斯大林履行中苏条约抱有乐观态度，就毫不奇怪了。
于是，斯大林再次抛出了“联合政府”政策。在12月30日与蒋经国会谈时斯大林说：“苏联政府已经从延安召回了所有的代表，因为他们不同意中国共产党人的举动”，苏联政府仍然“承认蒋介石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并认为中国“不能有两个政府，两支军队”，尽管“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这一点”。斯大林还一再辩白，苏联政府对中共的情况不了解，也未向中共提过任何建议，莫斯科对中共的行为不满意，更不能为他们的行为负责。而对中共，斯大林则希望他们放弃已经制定的目标。
1946年1月，苏联使馆告诫中共在重庆的谈判代表，目前提出东北问题还“为时过早”，因为中央政府和来华调停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中共应该寻找和平解决所有军事和政治问题的道路”。苏联大使还警告周恩来：“在满洲发生战争，尤其是伤及美人，必致引起严重后果，有全军覆没及惹起美军入满的绝大危险。”以至周恩来不得不向苏联人检讨说，“对中共来说，与美国人的关系是一个新问题”，中共领导人认为苏军应该把东北交给中共，是因为“不懂得整个国际形势的复杂性”。而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周恩来指出：看到中共能以军事力量抵抗国民党进攻以利谈判时，他们就欢呼，看到中共要独霸东北、华北时，他们就惊呼。
毛泽东确实需要再次改变战略方针了。得知苏联态度改变后，中共中央最初决定，一方面“照顾友方信用”，“服从总的利益”，一方面“仍须控制大城市”，重新部署力量，“准备一切条件于苏军撤走后歼灭顽军”。11月19-20日，中共的方针仍然是“在顾及苏联国际信用的条件下力争大城市”，希望苏军能把“锦州、葫芦岛及北宁路之一段”留给我们，并“尽可能推延蒋军进入满洲及各大城市的时间”。但是，11月22日，迫于形势的变化，刘少奇便提出了一个新的方针：“让开大路，占领两厢”。28日和29日，刘进一步明确：“独占东北已无此可能，但须力争在东北的一定地位”，今后工作重心为控制长春铁路以外的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打算”。
武力解决不行，只好再次转入和谈。12月7-8日，中共提出准备恢复与国民党的谈判，和平解决东北问题，并希望苏联“居间折冲”。30日，中共公开呼吁：“立即全面无条件的停止内战”。1946年1月国共停战协议公布后，中共中央要求东北局“将部队高度分散”，迅速控制既无苏军驻扎又无国军开进的地区，特别是靠近苏联和蒙古的地区。到2月，随着和平谈判的进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等人参加国府委员会，周恩来等人参加行政院，并力争周恩来任副院长，还批准了中共出席宪草审议委员会的名单。
尽管很不情愿，但是在力量对比明显不利以及美苏两国的共同压力下，中共不得不暂时放弃进行大规模武装斗争的计划，准备与国民党和解，进入“联合”政府。然而，就在“和平”的曙光似乎将要出现的时候，情况又发生了急剧变化。
三、苏联从东北撤军与中国内战的开启
斯大林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是确保苏联在东北（还有蒙古）的独占地位，这就是说，是否援助中共，如何援助中共，完全取决于形势是否对苏联实现其在远东的战略目标有利。因此，苏军在1945年底准备撤离东北，把政权交给国民党的时候，仍然与中共保持着联系并秘密给以帮助。12月2日，随苏军行动的周保中等人报告：苏联远东军指挥部“愿意知道我全满实力及对东北方针，苏军表示在撤退前，在可能限度队向中共军队大举进攻，中国的内战于1946年6月全面开启。
简短的结论
中国内战的全面爆发无疑标志着莫斯科的“联合政府”政策在亚洲的破产，这大概是斯大林始料不及的。斯大林的本意是支持国民党，利用共产党，通过促成统一的联合政府，保障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他既不了解也不能控制共产党，更没有想到国共之间水火不容，在蒋介石和毛泽东那里，所谓联合政府和停战谈判，都不过是为积蓄力量以利再战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国民党对美国援助的依赖，也加深了斯大林的疑虑，他不得不把重心向共产党一方倾斜。笔者同意这样一种分析：“正是反对美国和国民党政府控制东北的共同利益，使中共与苏联形成了一种战略关系。”不过，苏联关注的中心毕竟在欧洲，而就全局而言，1946年仍然是斯大林推行或极力维护与美国合作的一年。所以，莫斯科对于中国的内战采取了作壁上观的态度，只要与苏联接壤的地区能够保留在共产党的控制下，其他问题斯大林恐怕一时是顾不上，也不关心的。
从上述历史过程还可以看出，战后苏联对华政策确实是多变的，不确定的。有学者用“举棋不定”来形容斯大林的对华政策，认为：“1945年秋天，斯大林的对华政策同他的欧洲政策一样，既没有明确的目标，又缺乏内在的一致性。”笔者不能同意这个判断。表面看起来，苏联对东北的政策似乎有些反复无常，但实际上这恰恰反映了斯大林的一贯作风：目标始终确定而手段经常变换。对于苏联在东北的政策，当时在北满工作的陈云有很深刻的认识：“苏联对满洲的政策基本上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把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援助我党在满洲力量的发展。保持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是苏联这一政策的基本目标。某一时期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动及斗争策略上的需要，苏联对于执行中苏协定的程度，及对我援助的程度会有所变化。但苏联这些政策的本质，是一贯的，不变的。”
至于中国内战与美苏冷战之间的关系，通过国共美苏四方在东北问题上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可以看出，美苏之间本质上的不信任状态，影响了他们对国共两方的立场，而国共之间的生死对立又反过来制约着美苏关系的发展。一方面应该说，如果战后美苏之间存在真诚的合作，那么他们是有能力制止中国内战爆发的。另一方面，中共内战的爆发及其延续，无疑成为美苏之间进行全面冷战的奠基石，也是冷战在亚洲的预演。不过，如同文安立所说，“就冷战观念的形成而言，中国的国共两党始终落在大国的后面。毛泽东和蒋介石直到1946年还相信，同两个大国中的一个结盟并不意味一定要同另一个对抗。”从这个意义上讲，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没有意识到，他们之间的争斗在亚洲打开了通向全球冷战的大门
送
战后苏联对外政策与中国内战的关系，是冷战国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学者起步较早，1992年出版的牛军和杨奎松的两部重要专著，都较多涉及到这个问题，其史料特点是使用了大量当时难得一见的中共中央文电。接着，挪威学者文安立出版了英文专著，更集中地讨论了美苏冷战与中国内战起源的关系。此后，各国学者又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问世。本文参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其一，出现了新的档案文献。2000年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二十世纪俄中关系：文献与资料》的第4卷第2册，收集的是1945年的档案；2005年又出版了第5卷的两册，收集的是1946年至1950年初的档案。这三本档案集公布的1945-1950年中苏关系档案资料共815件，此外还有作为附录的几十个文件。就中国档案而言，最有价值的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彭真年谱》，其中使用了大量以前未曾披露的中共中央与东北局、重庆代表团之间的往来文电。这些有关中国内战时期的档案文献十分重要，对于这段中国历史，特别是苏联与中国内战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应该说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最后的结论如何，研究者都有必要依据这些新的档案文献，对过去讨论的问题进行重新审视。
其二，需要观察问题的新视角。以往的研究多是把中国历史作为主线，重点在于论述中共对革命和内战的考虑及其战略、策略的变化，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但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即作为国际背景的苏联对外政策及冷战格局的变化。中国的革命和内战不是孤立的。战后初期，中共的战略和策略受制于苏联的外交方针和美苏关系的现状；内战后期，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国内局势的变化则反过来引起了苏联对华政策的转变，进而影响到整个冷战格局的改变。这些现象说明，苏联的战后对外政策及冷战战略和策略与中国的革命和内战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研究者需要考虑：在冷战缘起的过程中，苏联对外战略的构想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如何影响了其对中国内战的方针；把中国内战的起源和结果作为一个案例，如何解读苏联对冷战的战略构想及其变化。
本文主要考察战后初期苏联对外政策与中国内战起源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斯大林在中国推行“联合政府”政策
中国是一个与苏联接壤却无法纳入其势力范围的大国。在战争期间（特别是1941年以后），盟国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主要来自美国，也是罗斯福在开罗给蒋介石戴上了一顶“四强首脑”之一的桂冠， 因此，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中国又是苏联最大的邻国，两国边境线长达数千公里，因而构成对苏联东部安全的潜在威胁。为了建立东方安全带，斯大林以参加对日战争为诱饵，说服美国与其共同迫使中国签署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从而达到了把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以及在中国东北地区享有独占权益的战略目标。为实现这个战略构想，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方针的重要内容，同其他共产党活跃的欧洲国家一样，也是推行“联合政府”政策。
1945年6月，第11-12期《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的一篇评论员文章称：战后中国必须有一个“由战时所有民主党派、团体和组织所加强的国家民主阵线；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成为一支强大的、独立的和民主的力量”。这个公开发表的言论实际上反映了斯大林多次与美国人谈话时表达的立场，也就是他在战后提倡的“联合政府”政策。在4-5月间两次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谈话中，斯大林称蒋介石是“无私的”，是“爱国者”，但应在政治上对中共让步，以求得军令的统一。斯大林还表示，不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苏联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同美国一样，莫斯科也希望看到一个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民主和统一的中国。
显然，斯大林认为在中国出现的应该是以资产阶级**为核心的联合政府。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与此不同。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中共的一般纲领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即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推翻国民党的一党**。对此，莫斯科是十分了解的。然而，中共当时似乎并不清楚斯大林的主张。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最后报告中指出，“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因为“没有国际援助”，就要“学会自力更生”。不过，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中共相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所以，尽管早在6月就听说了有关中苏条约的内容，但中共不相信莫斯科会“承认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领袖”。
对于延安来说，苏联出兵东北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更使毛泽东惊喜的是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似乎为中共提供了一个与蒋家王朝争夺天下的天赐良机。毛泽东一度认为，通过武力的较量立即实现中共的主张可能是最佳选择。8月9日苏联兵分三路进入东北，中共中央立刻意识到这有可能导致日本投降，第二天便指示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在此历史突变之时，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同时要求华中局即日派部队夺取南京、上海、武汉、徐州、芜湖、信阳等大城市和要点，沿津浦、沪宁、沪杭线各中小城镇则由地方部队动员民兵占领，同时宣布江苏、安徽、浙江、湖北省主席和上海、南京市长人选名单。
中央还指出：“不怕爆发内战，而要以胜利的内战来制止内战和消灭内战”。11日，延安总部命令八路军华北、西北部队向热河、察哈尔、辽宁、吉林等地进发。12日，中共又调整了华中部署：在江南不再占领各大城市，只夺取广大乡村及县城，“准备内战战场”，若内战胜利，就原地继续扩展，若内战失利，则转入闽浙赣，创造新局面，但决不退回江北；江北力量则全力“占领津浦路及长江以北、津浦以东、淮河以北一切城市”，并“配合八路军占领陇海路”。 显然，中共的战略是利用苏联出兵和日本投降造成的权力真空，控制广大的原日伪占领区，准备夺取中国的半壁河山。
此时，远在大后方的蒋介石面对突变的形势，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作为缓兵之计，就在中苏条约签字的当天，即8月14日，他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但周恩来一眼便看出，蒋介石“请毛往渝全系欺骗”。20日蒋再次来电催促，中共仍不为所动，继续抓紧进行部署。毛泽东一方面命令晋绥和晋察冀部队配合苏军“夺取张家口、平津、保定、石家庄、沧州、唐山、山海关、锦州、朝阳、承德、沽源、大同”，一方面针对华中局打算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的报告答复说：你们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彻底执行此方针，并派我军有力部队入城援助。其他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
就在中共积极部署，准备夺取华东、华北、西北、东北大部分地方政权的关键时刻，10月20或21日，莫斯科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指出：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赴重庆进行和谈。在斯大林看来，中共拒不和谈而坚持武装夺权的方针，必将导致远东局势的紧张。斯大林既不相信中共的军事实力，也不了解中共的最终目标，但他知道一点：无论中国内战结局如何，都会破坏业已签订且为莫斯科得意的中苏同盟条约及苏美共同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从而给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中共必须像西欧各国共产党一样，在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的框架内寻求和平与稳定。
对于来自莫斯科的“国际援助”，中共固然没有抱多大希望，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斯大林会下一道“不许革命”的禁令，这不啻向毛泽东头上泼了一盆冷水，中共不得不改弦更张。21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取消上海起义计划。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联合发出指示：“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组训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同时，总体战略也只能由选择“革命”方式转向选择和谈方式：“我党在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下准备和国民党谈判，争取有利于我党及人民的条件”。
至于苏军管制下的东北，中共还是寄予很大希望，仍坚持“迅速争取东北”，只因不明苏联的立场，所以决定先派干部去那里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是否派军队占领，还要视情况而定。同日，毛泽东给蒋回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23日蒋介石第三封电报再邀，毛泽东次日答复，周恩来先去，他本人“准备随即赴渝”。
战略方针出现如此急转弯，是需要给全党和全军一个交代的，原因当然主要是苏联表明了态度。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枣园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详细解释了这个问题。毛在分析了战后进入和平阶段的两种情况（可以占领或无法占领大城市）后指出，由于得不到苏联的帮助，“没有外援不能克敌”，“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至于苏联为什么不能帮助中共，毛泽东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解释说，美苏需要实现国际和平，“苏如助我，美必助蒋，大战即爆发，和平不能取得”。毛还对比了希腊和中国的情况：苏联没有援助希腊，是因希腊为英国所必争，而中国则为美国所必争。如果中共占领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美国必然进行干涉。
显然，毛泽东已经看出，中国不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并断定苏联进军中国的区域大概会限定在东北三省。所以，中共在关内的一切军事行动都不会得到苏联的援助。于是，出路只有一条：“在全国范围内大体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而在中国，联合政府的形式“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目前“我们还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要砍头”，将来再“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看来，中共是不得不走这条“弯路”了。第二天毛泽东发出的一个指示当是对上述讲话的注释：“时局变化，抗日阶段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我党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大城市进行和平、民主、团结的工作，争取我党的地位，不取军事占领政策”；“力争占领小城市及乡村”；“一切作持久打算，依靠人民”。
8月25日，中共又接到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的邀请电，遂开会商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去重庆谈判。在第二天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讲述了中共参加重庆谈判的原则和方针。既然谈判，就需做出让步，中共的原则是“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达到妥协。让步的限度：“第一批地区是广东至河南的根据地，第二批是江南的根据地，第三批是江北的根据地”。但是，在陇海路以北直到外蒙的地区，“一定要我们占优势”，“东北我们也要占优势”。毛说，如果不答应这些条件，就不签字，并“准备坐班房”。“随便缴枪”是绝对不行的，延安也不会“轻易搬家”。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虽然讲的是走法国式的道路——这是对斯大林路线的准确理解，恐怕也是说给斯大林听的，但实际准备实行的谈判方针及其所确定的目标与斯大林的设想有重大区别：第一，斯大林主张的是共产党进入由资产阶级**掌权的政府，而毛泽东设想的“联合政府”却是要与国民党平分天下，至少来个武装割据。第二，斯大林要求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走和平的道路，而毛泽东却坚持无论如何不能放下枪杆子的原则。第三，斯大林设想的“联合政府”是长久之计，而毛泽东却把和平谈判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总之，迫于形势，毛泽东不得不委曲求全，亲赴重庆与夙敌蒋介石谈判，而内心却十分明白，莫斯科的“联合政府”实属一厢情愿，最后解决问题还要靠武装斗争。
在重庆谈判过程中，莫斯科对国共和谈的结果以及中共的实际立场已经逐步有所了解，但除了坚持建立统一政府的原则外，并没有再发表具体意见。8月30日，在重庆的苏联大使彼得罗夫报告说，周恩来在与他会谈时表示，“根据全部情况判断，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打算解决共产党的问题”，但“我们不可能指望蒋介石会做出过多的让步”，其主张的实际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被消灭的结局”。周恩来强调，中共历来一直进行着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如何“从武装斗争急剧地转向和平建设”，干部和群众都没有准备好。因此，需要莫斯科提供情报和意见。彼得罗夫的回答是：“周恩来同志在党政工作方面经验相当丰富”，“将能够正确地评价中国目前的局势并采取正确措施。”
9月6日，美国大使赫尔利告诉彼得罗夫，在谈判中，“毛泽东要求将包括首都北平在内的5个省转交给共产党人，以便使他们能够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政府和供养自己的军队”。赫尔利声称，英国人支持在中国“分而治之”，而斯大林则告诉哈里曼，“允许在中国建立两个政府”是“愚蠢”的。以此为出发点，赫尔利一再建议苏联和美国共同发表一个支持国民政府得声明。彼得罗夫对此没有响应。同一天，毛泽东也拜访了苏联大使。毛泽东介绍说，谈判表明，蒋介石极力要“继续实行一党专政”，并用武力封锁共产党的地区和军队。
所以，“联合政府”已经谈不上了，他们只同意让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代表加入国民党领导的政府。对于共产党来说，毛泽东指出，“如果国民党同意将除特区以外的5个省——山东、河北、山西、察哈尔和热河的行政管理权移交给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同意放弃华南和华中的解放区”。最后，毛泽东表示中共的让步是有限度的。为此，毛和周恩来、王若飞一再追问，苏联对此持有什么立场，“如果美国将帮助国民党军队消灭共产党军队，苏联将会采取何种步骤”。彼得罗夫只是一味强调：“苏联非常希望看到中国在政治上统一，两党的谈判应该继续下去，并通过相互的让步达成一致意见。”第二天，彼得罗夫又向东北特派员蒋经国表示了同样的看法。
10月10日，就在谈判协定签字的当天，毛泽东再次拜会苏联大使。毛说，将要发表的联合公报表明中共取得了胜利，是将来“进行宣传的某种依据”。但又强调，“蒋介石不会履行达成的协议”，“他会继续进行**的军事准备”。因此，“中共的军队也正在三个主要方面加紧作应战的准备”。毛接着说，“消灭国民党的几个师”没有问题，中共唯一担心的是美国会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并问苏联人，如果美国出兵怎么办。中共没有明说的愿望当然是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几天前周恩来就提出了同样问题，当时彼得罗夫未置可否，现在面对毛泽东的提问，彼得罗夫的答复也只是：“必须通过和平的途径妥善调解局面，尽量避免与美国人发生武装冲突”。
目前尚未发现有关重庆谈判更多的俄国档案，不过，苏联使馆的态度应该说是反映了莫斯科的立场。显然，斯大林此时坚持的原则仍然是建立以国民党为主的统一的联合政府，为此，在中国必须避免内战。不过，彼得罗夫作为外交官的谨慎表态也说明，斯大林并不想强迫中共接受某种具体做法，他为自己的实际行动留下了充分的回旋余地。毕竟，提出“联合政府”政策只是一种手段，就目的而言，有一点莫斯科与延安的想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必须保证对中国东北的控制。
二、斯大林左右逢源与中共独占东北的决心
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消灭日本关东军，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使东北地区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和东方安全屏障。作为签署中苏条约的对应条件，斯大林已经向美国人和蒋介石许诺，东北的行政权将交给国民政府，而苏军则在3个月内撤离中国，希望以此换取中国政府的对苏友好立场。但是，无论是从意识形态出发，还是着眼于地缘政治，斯大林对蒋介石及其支持者美国，既不放心，也不信任。所以，苏联不能把对东北的控制完全寄托在已经公开表明的既定政策上，而要把主动权牢牢掌握自己手中。为此，莫斯科至少利用了以下三种途径：
首先，通过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在东北地区营造对苏友好的氛围。在军事推进过程中，苏军军事委员会和政治部不断向中国居民发放各种宣传品，开展各种宣传活动。仅远东第一方面军政治部就用中文印制了86种、总数超过470万份的传单。在东北作战的前4天当中，苏联散发和张贴的中朝文标语、传单和宣传画就有9000万份。此外，苏军还在当地出版报纸和定期刊物，吸收和培养大批通晓汉语、朝语、日语的宣传骨干。仅第一方面军总部在8月份就举办了大约200场报告会、座谈会，组织音乐会或戏剧、电影演出160场。
其次，充分利用隶属远东方面军侦察处的原东北抗日联军的中国和朝鲜干部。40年代初，抗日联军在东北的大规模军事活动失败后，周保中、李兆麟、金日成等一批干部率残部陆续退往苏联，组建国际旅，继续坚持战斗。1942年7月，经共产国际批准，这支部队在苏军统制下组成第88独立步兵旅，并在远东哈巴洛夫斯克营地接受训练。对日作战准备阶段，该旅的任务是提供情报和向导。苏联出兵的第二天，旅长周保中便部署该旅准备反攻，与八路军会师，解放东北。8月11日却接到斯大林的电报：“待命”。
日本宣布投降后，周保中又致信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建议由第88旅接管长春，并为建立东北民主政府和人民军作准备。如果接受这个设想，周要求苏军将该旅骨干力量交给中共中央或八路军安排。这个建议也遭到拒绝，华西列夫斯基下达了另一个指示：为了扩大苏联的影响，安排这些干部分散随苏军行动，协助占领当局开展政治和行政工作。9月6-9日，第88旅的中国干部受命分四批到东北各大城市苏军指挥部报到。10月，该部队建制被取消。显然，斯大林一方面担心周保中的计划破坏他对蒋介石的承诺，一方面需要把这支由中朝战士组成的部队留给自己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借助中共的力量来控制国民党行政当局对东北的接管进程和实际结果。应该说，前两个措施不过都是为了使苏军能在东北站住脚，并扩大苏联在那里的影响，而斯大林明白，苏联的军事力量迟早是要退出东北的。那么，到底把东北的直接控制权交到国共两党谁的手上，才能保证莫斯科的实际控制和势力范围，斯大林是有深远考虑的。就苏联对中国以及东北采取的政策而言，国民政府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可算是一语中的：“苏联只要看见中国有联合政府，一切便好谈。”最初，斯大林在国共之间所采取的左右逢源的立场，与中共逐步确立的独占东北的战略确实有些不合拍，以至一度引起毛泽东的失望和不满。不过，国际局势的变化最终还是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由于得知东北的行政权将交给国民党，直到8月26日，中共中央还在犹豫是否派大部队去抢占东北。不过如前所述，控制东北已是既定方针，需要考虑的只是方式。中共中央很快就想出了对策，8月29日中共中央在给北方各分局的指示中说：尽管受中苏条约限制，苏联“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但条约中也明白规定“所有中国籍人员，不论军民均归中国管辖”，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因此，“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种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同时，“国民党在东三省与热、察又无基础”，且“派军队去尚有困难”，而“红军将于三个月内全部撤退，这样我党还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
于是，中共中央要求“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部队可用东北军及义勇军等名义，只要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的进入东三省。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表消息，进入东三省后开始亦不必坐火车进占大城市，可走小路，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建立我之地方政权及地方部队”。“热河、察哈尔两省不在中苏条约范围内，我必须完全控制，必须迅速派干部和部队到一切重要地区去工作，建立政权与地方武装”。对苏军只通报情况，既不要正式接洽，也不要请求帮助，总之不要使之为难。高岗在9月3日一封电报中也称：“对东北我党必须力争，中央已有充分准备及具体对策。”
中共军队突然大量出现在东北，一时搞得苏军不知所措。中共军队最初进入东北各地后的不同遭遇，说明了这种情况。冀热辽军区曾克林部进攻山海关时，不仅与苏军联合发出最后通牒，还得到苏军炮火支援，到达沈阳时却受到苏联驻军百般阻拦，被围困在火车上整整一天；进驻沈阳的中共先头军队从苏军转交的日本军火库中获取了大量武器装备，而徒手赶来的后续部队却吃了闭门羹，什么也没有得到；还有些进入东北的部队，不仅得不到急需的通讯器材和印刷设备，甚至还被苏军缴械，并禁止他们在苏军占领区活动。如此等等。造成这种局面的具体原因很复杂，有的显然是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表现出对中国同志的支持，有的恐怕是由于对中共所属部队缺乏了解而产生的误会，有的大概是基层指挥员不了解外交方针而擅自采取的行动，还有的肯定是占领当局受制于国际舆论而有意采取的回避态度。总的讲，问题的症结在于，对于莫斯科有意采取的模糊政策，苏联军人和中共领导人最初都没有搞清楚，而他们之间又缺乏沟通和联系。
于是，9月14日华西列夫斯基派代表飞到延安，传达莫斯科的要求，并与中共领导人进行协商。苏联代表在会谈中明确表示：苏军撤离中国前，国共军队均不得进入东北，请朱德命令已进入沈阳、长春、大连等地的中共部队退出苏军占领地区；苏军不久即行撤退，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内部的问题由中国自行解决。而私下应允，已经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如果不用八路军名义，不公开与苏军接洽，苏军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提出希望中共派负责人前往东北，以便随时联系，协调行动。锦州、热河两省则可以完全交给中共接管。16日，苏蒙联军代表又转告中共中央，“坚决要求八路军主力火速北开”，接收其所占领之内蒙古及东北各地，“确保北面及内蒙地区，以便同外蒙苏联经常保持联系”，苏军可接济部分武器。万不得已时，中共部队可进入外蒙，“但不可向南移”，“不要再让敌人隔断双方联系”。在重庆的苏联大使也向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中共当前的战略重心，应当是集中兵力，“确保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之线，防蒋进攻”。
只派遣一名校级军官向中共领导人传话，表明莫斯科处事谨慎，仍要留有退路。彭真到沈阳后报告，苏军对银行、工厂、仓库一律派兵监守，不准搬用，对火车、汽车、汽油、广播电台也“绝对全部控制”，还要求中共军队移至城外，均反映了这种情况。尽管如此，苏联的意图却很明显：表面上国共军队都不得进入东北，但允许中共军队卡住进入东北的咽喉要道，一旦苏军撤退，中共便可抢先占领东北。这样，苏联既没有破坏中苏条约，又能保证内蒙、东北地区在自己掌控之中。机不可失，莫斯科的表态促使中共更加坚定了进军东北的决心。
经过14日下午和晚上的讨论，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心把全国的战略重点放在东北，把原来准备南下的部队和干部转向挺进东北，并决定建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随前来延安的苏联军用飞机飞往沈阳，加强对东北工作的领导。17日刘少奇向毛泽东报告：“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红军在东北现已开始撤退，据说在12月初将撤完，内蒙红军即将撤退，已三次要求我接防德王府、百灵庙一线。”为此，刘少奇提出“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18日又建议紧急调重兵部署在热、察、冀东及东北沿海地区，阻止蒋军北进，控制东北。19日毛泽东回电：完全同意。到10月初，毛泽东的胃口更大了，中共中央设想的目标是：在华北、东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全部实行人民自治，中央军不得开入，仅平、津、青三地可暂时驻一小部中央军，将来亦须退出；华北、东北各设政治委员会统一管理各省，中央政府不得违背自治原则派遣官吏，已派者须取消。
在控制东北的问题上，斯大林最大的担忧在于美国势力渗透到苏联的势力范围，随着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援助下不断接近和开进东北，莫斯科的担心越来越加重，态度也越来越明朗。蒋介石非常担心因国军不能及时到达东北，而共军乘苏军撤退之机夺取优势，故早在9月11日就让行政院长宋子文向美国政府请求借船运兵。美国的态度也很积极，代理国务卿艾奇逊第二天便以备忘录形式将此事报告总统。9月18日杜鲁门总统答复：“驻西太平洋陆军和海军司令已下达命令，将按照魏德迈将军所明确指出的日期和港口运送前往满洲的中国军队提供船只”，“参谋长联席会议深信，在中国军队准备好登船前往满洲之日，将有足够的船只为其所用”。9月24-27日，就有消息转开，美军将在天津、大连、烟台、威海、秦皇岛登陆，蒋军将由空运和海运至平津。
10月初，一方面是美国一再要求苏联公开保证遵守门户开放的原则，一方面是国民政府连连发出照会和通知：中国计划在满洲吸引外资，而美国有意投资；要求苏联开始考虑撤军问题；中国政府的第一批军队将在数日内乘坐美国军舰抵达大连。这如何不让斯大林心急？在与立法院长孙科的谈话中，彼得罗夫默认：“美国人在北平、天津、青岛和秦皇岛登陆”，“是导致局势更加严重化的因素”。而斯大林则向蒋经国坦言：“苏联政府不愿让美军进入满洲。这是苏联的地盘”，“无论美军、英军或其他外国军队，都不应当允许他们进入满洲”。既然认定国民党是美国人的傀儡，那么，要遏制第三国势力进入东北，只能依靠共产党。
尽管在重庆，苏联大使对周恩来寻求帮助的提问依然闪烁其词，但在东北的苏联军人却对共产党显得格外坦率和热情。10月3日，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在接待中共东北局负责人时，不仅热情称赞中国共产党人，而且高度赞赏中共关于“向南防御，向北发展”，争取控制东北的战略方针。他还认为，“满洲北部不成问题”，建议中共把主力部队部署在山海关方面（15万人）和沈阳周围（10万人），全力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为了增强中共方面的信心，第二天苏方就通知中共东北局说，苏军准备把缴获的所有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街、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如数转交给中共，并说明这些武器弹药可以装备几十万人。
10月上中旬，苏联一再拒绝国民政府关于国军在大连登陆的请求，即使蒋介石亲自出面也无济于事。同时，对设立在长春负责接收工作的东北行营，也是百般刁难，设置重重障碍。蒋经国向苏联使馆通报长春之行的感受时抱怨说，苏军不允许他们建立警卫队，拒绝到除沈阳外其他地区进行视察，还下令停止出版东北行营发行的《光复报》。与此同时，苏联却与中共紧密配合，加快了对东北的控制步伐。苏军指挥部下决心“打开前门”，拟把南满和锦州地区的行政权全部交付给中共，并应允在中共来不及接收的情况下，代为保存1个月。甚至在苏军完全控制的大连地区，占领当局也希望中共在那里建立起党政领导机关。10月6日，中共得知蒋军在大连登陆已被拒绝后，估计可能转向营口、锦州和安东，于是请求苏军“一律拒绝，至少拖延一个月至一个半月”。
10天后彭真便报告，蒋军“到营口、锦州两处海岸企图登陆，已被拒绝”，苏方催促中共立即派兵在陆地阻击。因中共军队一时无法到达，苏方还答应再设法拖延几天。而在蒋军准备登陆的安东，不但出现了“民主政府”，还举行集会，呼吁满洲独立，撤消东北行营，甚至断水断电。10月19日，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后，决定按照苏方的要求，改变过去分散占领全东北的方针，而“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21日又提出：“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
10月25日，苏联接到中方正式通知，政府军将使用美国舰队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于是，苏军再次催促中共军队迅速接防中心城市和工业，逐步接收政权，并建议中共把领导中心移至沈阳，还声称：“如果说过去需要谨慎些，现在应该以主人自居，放开些干。”如蒋军在11月15日前进攻，苏军可协同中共军队给以打击。接到东北局的报告后，毛泽东“甚为欣慰”，即刻指示：“我党决心动员全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六个月内粉碎其进攻，然后同蒋开谈判，迫他承认华北、东北的自治地位”；按照苏方意见“速在安东、营口、葫芦岛三处设防，加强军队配备，即速派兵控制一切重要飞机场，接收各主要城市的政权、工厂、兵工厂及武器弹药”；最重要的是请求苏方“拒止蒋方在两个月内登陆、着陆”。28日，东北局便拟定了东北九省的主席或特派专员名单，准备“以最快速度接收全部政权”。
因受制于外交，苏联无法满足毛泽东的要求，经反复交涉，只得应允蒋军“10月30日在葫芦岛、营口登陆，11月12日进至锦州、海城线，11月20日进至沈阳，苏军则于11月25日撤完”，还同意先头部队在苏军撤离前三天空运至长春和沈阳。不过，苏方也公开声明，苏军数量不多，无法保证登陆部队的安全，而且并不打算限制共产党部队，因为苏联“不会干涉中国内政”。同时，苏方则通知中共，“同意我们在营口、葫芦岛作战，他们不加任何限制”，还同意中共前往沈阳和长春接收工厂、武器装备，并更换除市长外的长春各级政府。为此，11月上旬毛泽东不断发出指示。
针对国民党军队在山海关发动的大规模进攻，毛泽东要求“必务要将这一地区一切可能的力量集中起来，以便在这场具有战略性决定意义的战役中取得胜利”。同时，要求部队“争取时间布置内线作战，决心保卫沈阳不让蒋军进占。一俟苏军撤退，我方即宣布东北人民自治。”在长春，据东北行营的通报，中共调动了大批军队集中在机场附近，约2000人已进出长春市，并示威性地包围了行营驻地。11月12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讲话：“派十九万军队去东北，这是有共产党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总的来说，蒋一定攻，我坚决打”。“只要有现在的条件，苏联不帮助我们，我们也不怕。”只有此战得胜，“我们才能提出东北自治的问题”。
然而，就在毛泽东准备利用苏联帮助的有利条件放手与蒋介石在东北一战的紧要关头，莫斯科的立场突然发生了变化。11月10日，斯大林从他的休养地索契给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和米高扬发出一封密码电报，指令他们“尽可能快地从延安和毛泽东部队活动区域撤离我们所有的联络官员和其他人员”，而且“越快撤出越好”。原因是“中国的国内战争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我担心我们的敌人将来会指责我们留在这些地区的人是中国国内战争的组织者，虽然我们的人并没有控制任何东西”。这一指令立即得到贯彻执行。
第二天东北局报告：昨日友方突然通知陈云，已允许在苏军撤退前五天内让国民党空运部队到各大城市，并且不准我们在此期间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友方一再声明，这是“莫斯科的决定”，东北苏军任何人员无权变动。如果五天中出现冲突，苏方“只能缴我们的械”。友方还一再提出，“莫斯科的利益应该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最高的利益”。17日马利诺夫斯基命令中共军队撤出长春、沈阳和哈尔滨，并不得阻碍国民党军队在长春和沈阳着陆。20日又“郑重通知”东北局：“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中共军队一律退至铁路线50公里以外；只要有苏军的地方，既不准与蒋军交战，也不许中共军队存在，“必要时不惜用武力”驱散；全东北境内，包括锦州至山海关段，均不准作战。同日，苏军驻哈尔滨卫戍司令部要求中共北满分局和军队三天之内撤出哈尔滨，中共部队撤出后，苏军即通知国民党政府，来哈接收。
在重庆，苏联使馆也告诫中共代表王若飞，“为了避免遭到美国和中国舆论的反对”，中共最好不要试图占领长春路，并注意减少与苏联使馆和驻华机构的联系。24日，苏联心安理得地照会中国政府，现在可以毫无阻碍地向沈阳和长春空运部队了，苏军对东北中共军队“未曾予以任何帮助”，并表示苏军可延期一两个月撤离，以利中方接收。驻长春苏军指挥官还向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保证：“决心消除所有的暴民活动，严格保护各政府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住宅，并禁止一切对中国政府不利的宣传”。后经双方协商确定，为确保中国政府顺利接收，将苏联撤军完成日期改为1946年2月1日。
苏联的态度为何突然改变？从斯大林密电和苏联参赞谈话的口气看，莫斯科的担心主要在于美国对东北事态发展的不满及其制造的舆论压力。蒋介石对这一点看的很清楚，早在10月19日他就有意向苏联大使建议：采纳美国的提议，召开第二次五国外长会议解决中国问题。11月8日蒋介石又在内部讨论时提出“将东北行营撤至山海关，同时声明不放弃东北，以使苏联违约之真相大白于天下”。一个星期后，国民政府正式向苏联发出照会：由于接收工作无法进行，决定于17日起将东北行营“迁移至山海关”。同时，中国又照会各国使领馆，告苏联阻碍接受工作。随后，蒋介石迅速将这一决定告诉华盛顿，并抱怨苏联人未能执行1945年中苏条约，希望与美国积极协调行动，防止局势继续恶化。
莫斯科面临的压力还不只此，从10月下旬到11月初，在远东，苏联急于插手促成对日和约，反复就盟国对日管制机制问题与美国进行磋商。在近东，伊朗危机趋向国际化，对苏联感到绝望和恐惧的德黑兰政府开始求助于美国和联合国。针对苏联关于修改蒙特勒公约的诉求，美国也开始关注土耳其海峡问题，并提出了国际监督的建议。于是，苏联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都需要继续与美国保持一致，并争取美国支持自己的主张，这里当然也包括中国问题。所以，当11月下旬美国倡议召开三国外长会议解决这些国际问题时，苏联不仅积极响应，而且立即开始与美国进行紧密接触和协商。在这样的背景下，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做出美苏同时从中国撤军的决议，以及国务卿贝尔纳斯对斯大林履行中苏条约抱有乐观态度，就毫不奇怪了。
于是，斯大林再次抛出了“联合政府”政策。在12月30日与蒋经国会谈时斯大林说：“苏联政府已经从延安召回了所有的代表，因为他们不同意中国共产党人的举动”，苏联政府仍然“承认蒋介石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并认为中国“不能有两个政府，两支军队”，尽管“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这一点”。斯大林还一再辩白，苏联政府对中共的情况不了解，也未向中共提过任何建议，莫斯科对中共的行为不满意，更不能为他们的行为负责。而对中共，斯大林则希望他们放弃已经制定的目标。
1946年1月，苏联使馆告诫中共在重庆的谈判代表，目前提出东北问题还“为时过早”，因为中央政府和来华调停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中共应该寻找和平解决所有军事和政治问题的道路”。苏联大使还警告周恩来：“在满洲发生战争，尤其是伤及美人，必致引起严重后果，有全军覆没及惹起美军入满的绝大危险。”以至周恩来不得不向苏联人检讨说，“对中共来说，与美国人的关系是一个新问题”，中共领导人认为苏军应该把东北交给中共，是因为“不懂得整个国际形势的复杂性”。而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周恩来指出：看到中共能以军事力量抵抗国民党进攻以利谈判时，他们就欢呼，看到中共要独霸东北、华北时，他们就惊呼。
毛泽东确实需要再次改变战略方针了。得知苏联态度改变后，中共中央最初决定，一方面“照顾友方信用”，“服从总的利益”，一方面“仍须控制大城市”，重新部署力量，“准备一切条件于苏军撤走后歼灭顽军”。11月19-20日，中共的方针仍然是“在顾及苏联国际信用的条件下力争大城市”，希望苏军能把“锦州、葫芦岛及北宁路之一段”留给我们，并“尽可能推延蒋军进入满洲及各大城市的时间”。但是，11月22日，迫于形势的变化，刘少奇便提出了一个新的方针：“让开大路，占领两厢”。28日和29日，刘进一步明确：“独占东北已无此可能，但须力争在东北的一定地位”，今后工作重心为控制长春铁路以外的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打算”。
武力解决不行，只好再次转入和谈。12月7-8日，中共提出准备恢复与国民党的谈判，和平解决东北问题，并希望苏联“居间折冲”。30日，中共公开呼吁：“立即全面无条件的停止内战”。1946年1月国共停战协议公布后，中共中央要求东北局“将部队高度分散”，迅速控制既无苏军驻扎又无国军开进的地区，特别是靠近苏联和蒙古的地区。到2月，随着和平谈判的进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等人参加国府委员会，周恩来等人参加行政院，并力争周恩来任副院长，还批准了中共出席宪草审议委员会的名单。
尽管很不情愿，但是在力量对比明显不利以及美苏两国的共同压力下，中共不得不暂时放弃进行大规模武装斗争的计划，准备与国民党和解，进入“联合”政府。然而，就在“和平”的曙光似乎将要出现的时候，情况又发生了急剧变化。
三、苏联从东北撤军与中国内战的开启
斯大林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是确保苏联在东北（还有蒙古）的独占地位，这就是说，是否援助中共，如何援助中共，完全取决于形势是否对苏联实现其在远东的战略目标有利。因此，苏军在1945年底准备撤离东北，把政权交给国民党的时候，仍然与中共保持着联系并秘密给以帮助。12月2日，随苏军行动的周保中等人报告：苏联远东军指挥部“愿意知道我全满实力及对东北方针，苏军表示在撤退前，在可能限度政府的第一批军队将在数日内乘坐美国军舰抵达大连。这如何不让斯大林心急？在与立法院长孙科的谈话中，彼得罗夫默认：“美国人在北平、天津、青岛和秦皇岛登陆”，“是导致局势更加严重化的因素”。而斯大林则向蒋经国坦言：“苏联政府不愿让美军进入满洲。这是苏联的地盘”，“无论美军、英军或其他外国军队，都不应当允许他们进入满洲”。既然认定国民党是美国人的傀儡，那么，要遏制第三国势力进入东北，只能依靠共产党。
尽管在重庆，苏联大使对周恩来寻求帮助的提问依然闪烁其词，但在东北的苏联军人却对共产党显得格外坦率和热情。10月3日，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在接待中共东北局负责人时，不仅热情称赞中国共产党人，而且高度赞赏中共关于“向南防御，向北发展”，争取控制东北的战略方针。他还认为，“满洲北部不成问题”，建议中共把主力部队部署在山海关方面（15万人）和沈阳周围（10万人），全力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为了增强中共方面的信心，第二天苏方就通知中共东北局说，苏军准备把缴获的所有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街、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如数转交给中共，并说明这些武器弹药可以装备几十万人。
10月上中旬，苏联一再拒绝国民政府关于国军在大连登陆的请求，即使蒋介石亲自出面也无济于事。同时，对设立在长春负责接收工作的东北行营，也是百般刁难，设置重重障碍。蒋经国向苏联使馆通报长春之行的感受时抱怨说，苏军不允许他们建立警卫队，拒绝到除沈阳外其他地区进行视察，还下令停止出版东北行营发行的《光复报》。与此同时，苏联却与中共紧密配合，加快了对东北的控制步伐。苏军指挥部下决心“打开前门”，拟把南满和锦州地区的行政权全部交付给中共，并应允在中共来不及接收的情况下，代为保存1个月。甚至在苏军完全控制的大连地区，占领当局也希望中共在那里建立起党政领导机关。10月6日，中共得知蒋军在大连登陆已被拒绝后，估计可能转向营口、锦州和安东，于是请求苏军“一律拒绝，至少拖延一个月至一个半月”。
10天后彭真便报告，蒋军“到营口、锦州两处海岸企图登陆，已被拒绝”，苏方催促中共立即派兵在陆地阻击。因中共军队一时无法到达，苏方还答应再设法拖延几天。而在蒋军准备登陆的安东，不但出现了“民主政府”，还举行集会，呼吁满洲独立，撤消东北行营，甚至断水断电。10月19日，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后，决定按照苏方的要求，改变过去分散占领全东北的方针，而“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21日又提出：“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
10月25日，苏联接到中方正式通知，政府军将使用美国舰队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于是，苏军再次催促中共军队迅速接防中心城市和工业，逐步接收政权，并建议中共把领导中心移至沈阳，还声称：“如果说过去需要谨慎些，现在应该以主人自居，放开些干。”如蒋军在11月15日前进攻，苏军可协同中共军队给以打击。接到东北局的报告后，毛泽东“甚为欣慰”，即刻指示：“我党决心动员全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六个月内粉碎其进攻，然后同蒋开谈判，迫他承认华北、东北的自治地位”；按照苏方意见“速在安东、营口、葫芦岛三处设防，加强军队配备，即速派兵控制一切重要飞机场，接收各主要城市的政权、工厂、兵工厂及武器弹药”；最重要的是请求苏方“拒止蒋方在两个月内登陆、着陆”。28日，东北局便拟定了东北九省的主席或特派专员名单，准备“以最快速度接收全部政权”。
因受制于外交，苏联无法满足毛泽东的要求，经反复交涉，只得应允蒋军“10月30日在葫芦岛、营口登陆，11月12日进至锦州、海城线，11月20日进至沈阳，苏军则于11月25日撤完”，还同意先头部队在苏军撤离前三天空运至长春和沈阳。不过，苏方也公开声明，苏军数量不多，无法保证登陆部队的安全，而且并不打算限制共产党部队，因为苏联“不会干涉中国内政”。同时，苏方则通知中共，“同意我们在营口、葫芦岛作战，他们不加任何限制”，还同意中共前往沈阳和长春接收工厂、武器装备，并更换除市长外的长春各级政府。为此，11月上旬毛泽东不断发出指示。
针对国民党军队在山海关发动的大规模进攻，毛泽东要求“必务要将这一地区一切可能的力量集中起来，以便在这场具有战略性决定意义的战役中取得胜利”。同时，要求部队“争取时间布置内线作战，决心保卫沈阳不让蒋军进占。一俟苏军撤退，我方即宣布东北人民自治。”在长春，据东北行营的通报，中共调动了大批军队集中在机场附近，约2000人已进出长春市，并示威性地包围了行营驻地。11月12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讲话：“派十九万军队去东北，这是有共产党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总的来说，蒋一定攻，我坚决打”。“只要有现在的条件，苏联不帮助我们，我们也不怕。”只有此战得胜，“我们才能提出东北自治的问题”。
然而，就在毛泽东准备利用苏联帮助的有利条件放手与蒋介石在东北一战的紧要关头，莫斯科的立场突然发生了变化。11月10日，斯大林从他的休养地索契给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和米高扬发出一封密码电报，指令他们“尽可能快地从延安和毛泽东部队活动区域撤离我们所有的联络官员和其他人员”，而且“越快撤出越好”。原因是“中国的国内战争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我担心我们的敌人将来会指责我们留在这些地区的人是中国国内战争的组织者，虽然我们的人并没有控制任何东西”。这一指令立即得到贯彻执行。
第二天东北局报告：昨日友方突然通知陈云，已允许在苏军撤退前五天内让国民党空运部队到各大城市，并且不准我们在此期间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友方一再声明，这是“莫斯科的决定”，东北苏军任何人员无权变动。如果五天中出现冲突，苏方“只能缴我们的械”。友方还一再提出，“莫斯科的利益应该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最高的利益”。17日马利诺夫斯基命令中共军队撤出长春、沈阳和哈尔滨，并不得阻碍国民党军队在长春和沈阳着陆。20日又“郑重通知”东北局：“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中共军队一律退至铁路线50公里以外；只要有苏军的地方，既不准与蒋军交战，也不许中共军队存在，“必要时不惜用武力”驱散；全东北境内，包括锦州至山海关段，均不准作战。同日，苏军驻哈尔滨卫戍司令部要求中共北满分局和军队三天之内撤出哈尔滨，中共部队撤出后，苏军即通知国民党政府，来哈接收。
在重庆，苏联使馆也告诫中共代表王若飞，“为了避免遭到美国和中国舆论的反对”，中共最好不要试图占领长春路，并注意减少与苏联使馆和驻华机构的联系。24日，苏联心安理得地照会中国政府，现在可以毫无阻碍地向沈阳和长春空运部队了，苏军对东北中共军队“未曾予以任何帮助”，并表示苏军可延期一两个月撤离，以利中方接收。驻长春苏军指挥官还向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保证：“决心消除所有的暴民活动，严格保护各政府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住宅，并禁止一切对中国政府不利的宣传”。后经双方协商确定，为确保中国政府顺利接收，将苏联撤军完成日期改为1946年2月1日。
苏联的态度为何突然改变？从斯大林密电和苏联参赞谈话的口气看，莫斯科的担心主要在于美国对东北事态发展的不满及其制造的舆论压力。蒋介石对这一点看的很清楚，早在10月19日他就有意向苏联大使建议：采纳美国的提议，召开第二次五国外长会议解决中国问题。11月8日蒋介石又在内部讨论时提出“将东北行营撤至山海关，同时声明不放弃东北，以使苏联违约之真相大白于天下”。一个星期后，国民政府正式向苏联发出照会：由于接收工作无法进行，决定于17日起将东北行营“迁移至山海关”。同时，中国又照会各国使领馆，告苏联阻碍接受工作。随后，蒋介石迅速将这一决定告诉华盛顿，并抱怨苏联人未能执行1945年中苏条约，希望与美国积极协调行动，防止局势继续恶化。
莫斯科面临的压力还不只此，从10月下旬到11月初，在远东，苏联急于插手促成对日和约，反复就盟国对日管制机制问题与美国进行磋商。在近东，伊朗危机趋向国际化，对苏联感到绝望和恐惧的德黑兰政府开始求助于美国和联合国。针对苏联关于修改蒙特勒公约的诉求，美国也开始关注土耳其海峡问题，并提出了国际监督的建议。于是，苏联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都需要继续与美国保持一致，并争取美国支持自己的主张，这里当然也包括中国问题。所以，当11月下旬美国倡议召开三国外长会议解决这些国际问题时，苏联不仅积极响应，而且立即开始与美国进行紧密接触和协商。在这样的背景下，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做出美苏同时从中国撤军的决议，以及国务卿贝尔纳斯对斯大林履行中苏条约抱有乐观态度，就毫不奇怪了。
于是，斯大林再次抛出了“联合政府”政策。在12月30日与蒋经国会谈时斯大林说：“苏联政府已经从延安召回了所有的代表，因为他们不同意中国共产党人的举动”，苏联政府仍然“承认蒋介石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并认为中国“不能有两个政府，两支军队”，尽管“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这一点”。斯大林还一再辩白，苏联政府对中共的情况不了解，也未向中共提过任何建议，莫斯科对中共的行为不满意，更不能为他们的行为负责。而对中共，斯大林则希望他们放弃已经制定的目标。
1946年1月，苏联使馆告诫中共在重庆的谈判代表，目前提出东北问题还“为时过早”，因为中央政府和来华调停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中共应该寻找和平解决所有军事和政治问题的道路”。苏联大使还警告周恩来：“在满洲发生战争，尤其是伤及美人，必致引起严重后果，有全军覆没及惹起美军入满的绝大危险。”以至周恩来不得不向苏联人检讨说，“对中共来说，与美国人的关系是一个新问题”，中共领导人认为苏军应该把东北交给中共，是因为“不懂得整个国际形势的复杂性”。而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周恩来指出：看到中共能以军事力量抵抗国民党进攻以利谈判时，他们就欢呼，看到中共要独霸东北、华北时，他们就惊呼。
毛泽东确实需要再次改变战略方针了。得知苏联态度改变后，中共中央最初决定，一方面“照顾友方信用”，“服从总的利益”，一方面“仍须控制大城市”，重新部署力量，“准备一切条件于苏军撤走后歼灭顽军”。11月19-20日，中共的方针仍然是“在顾及苏联国际信用的条件下力争大城市”，希望苏军能把“锦州、葫芦岛及北宁路之一段”留给我们，并“尽可能推延蒋军进入满洲及各大城市的时间”。但是，11月22日，迫于形势的变化，刘少奇便提出了一个新的方针：“让开大路，占领两厢”。28日和29日，刘进一步明确：“独占东北已无此可能，但须力争在东北的一定地位”，今后工作重心为控制长春铁路以外的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打算”。
武力解决不行，只好再次转入和谈。12月7-8日，中共提出准备恢复与国民党的谈判，和平解决东北问题，并希望苏联“居间折冲”。30日，中共公开呼吁：“立即全面无条件的停止内战”。1946年1月国共停战协议公布后，中共中央要求东北局“将部队高度分散”，迅速控制既无苏军驻扎又无国军开进的地区，特别是靠近苏联和蒙古的地区。到2月，随着和平谈判的进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等人参加国府委员会，周恩来等人参加行政院，并力争周恩来任副院长，还批准了中共出席宪草审议委员会的名单。
尽管很不情愿，但是在力量对比明显不利以及美苏两国的共同压力下，中共不得不暂时放弃进行大规模武装斗争的计划，准备与国民党和解，进入“联合”政府。然而，就在“和平”的曙光似乎将要出现的时候，情况又发生了急剧变化。
三、苏联从东北撤军与中国内战的开启
斯大林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是确保苏联在东北（还有蒙古）的独占地位，这就是说，是否援助中共，如何援助中共，完全取决于形势是否对苏联实现其在远东的战略目标有利。因此，苏军在1945年底准备撤离东北，把政权交给国民党的时候，仍然与中共保持着联系并秘密给以帮助。12月2日，随苏军行动的周保中等人报告：苏联远东军指挥部“愿意知道我全满实力及对东北方针，苏军表示在撤退前，在可能限度队向中共军队大举进攻，中国的内战于1946年6月全面开启。
简短的结论
中国内战的全面爆发无疑标志着莫斯科的“联合政府”政策在亚洲的破产，这大概是斯大林始料不及的。斯大林的本意是支持国民党，利用共产党，通过促成统一的联合政府，保障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他既不了解也不能控制共产党，更没有想到国共之间水火不容，在蒋介石和毛泽东那里，所谓联合政府和停战谈判，都不过是为积蓄力量以利再战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国民党对美国援助的依赖，也加深了斯大林的疑虑，他不得不把重心向共产党一方倾斜。笔者同意这样一种分析：“正是反对美国和国民党政府控制东北的共同利益，使中共与苏联形成了一种战略关系。”不过，苏联关注的中心毕竟在欧洲，而就全局而言，1946年仍然是斯大林推行或极力维护与美国合作的一年。所以，莫斯科对于中国的内战采取了作壁上观的态度，只要与苏联接壤的地区能够保留在共产党的控制下，其他问题斯大林恐怕一时是顾不上，也不关心的。
从上述历史过程还可以看出，战后苏联对华政策确实是多变的，不确定的。有学者用“举棋不定”来形容斯大林的对华政策，认为：“1945年秋天，斯大林的对华政策同他的欧洲政策一样，既没有明确的目标，又缺乏内在的一致性。”笔者不能同意这个判断。表面看起来，苏联对东北的政策似乎有些反复无常，但实际上这恰恰反映了斯大林的一贯作风：目标始终确定而手段经常变换。对于苏联在东北的政策，当时在北满工作的陈云有很深刻的认识：“苏联对满洲的政策基本上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把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援助我党在满洲力量的发展。保持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是苏联这一政策的基本目标。某一时期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动及斗争策略上的需要，苏联对于执行中苏协定的程度，及对我援助的程度会有所变化。但苏联这些政策的本质，是一贯的，不变的。”
至于中国内战与美苏冷战之间的关系，通过国共美苏四方在东北问题上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可以看出，美苏之间本质上的不信任状态，影响了他们对国共两方的立场，而国共之间的生死对立又反过来制约着美苏关系的发展。一方面应该说，如果战后美苏之间存在真诚的合作，那么他们是有能力制止中国内战爆发的。另一方面，中共内战的爆发及其延续，无疑成为美苏之间进行全面冷战的奠基石，也是冷战在亚洲的预演。不过，如同文安立所说，“就冷战观念的形成而言，中国的国共两党始终落在大国的后面。毛泽东和蒋介石直到1946年还相信，同两个大国中的一个结盟并不意味一定要同另一个对抗。”从这个意义上讲，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没有意识到，他们之间的争斗在亚洲打开了通向全球冷战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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