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毛主席解放了我

　　1974年10月29日下午，两名工作人员把我从监房带进审讯室。与往常不同的是桌子上铺了干净的白布，还泡了两杯茶，一杯是给我的。中央三办专案组的干部，满脸堆笑地说：王芳同志，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经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您已经解放了。

　　我虽然坚信迟早会有这一天。但当这一天终于来到时，仍然使我激动不已。7年多了，第一次听到别人叫我王芳同志，并使用您的尊称。专案组的干部用双手递给我毛主席批示复印件和释放决定书，上面赫然写着笔迹十分熟悉的四行大字：

　　王芳、吕剑光二同志，我看无问题，似应解放。

　　毛泽东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毛主席在签明日子后，又写了一句：

　　此二人我很熟悉。

　　我反复看着毛主席的批示，激动的心情一时难以平静。但我当时看到的只是毛主席批示的复印件，没有说明材料，也不知道毛主席批在什么材料上的。释放后我才知道，在我关押期间，刘馨多次到北京上访，给公安部、中央专案组等有关单位和领导写过很多申诉信，但都无人理睬。后来刘馨直接给毛主席写信，如果不是毛主席亲自批示，我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走出监狱。

　　我向专案组来人要一份毛主席批示的复印件。得到回答是不行。说主席批示只发到政治局委员，这一份复印件也要拿回去存档。

　　我被释放，全家非常高兴。然而，刘馨气愤地对我说：有的人连毛主席、周总理讲话都不听，阳奉阴违、政治品质很差，否则，你早三四年前就可以解放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事情还得从周总理的一次讲话讲起......

　　1971年2月，公安部经党中央批准，召开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周总理到会讲话。在讲话中，严肃批评了浙江造反派和中央有关部门。你们说王芳在浙江搞专政，如果是这样，蒋介石不就登陆成功了？事实是蒋介石不仅没有大登陆，连小登陆也不行，台湾小股特务一靠岸，就被抓起来了。王芳搞了一个专门案件，这是工作需要，批准过的。怎么能说搞特情专政？不能这样说嘛，王芳总是做过一些好事的嘛！毛主席在杭州住了二十几次，王芳一直在主席身边，主席不仅很安全，而且很满意。汪东兴同志可以作证嘛！不然怎么理解？

　　在那个非常年代，斗争极其尖锐复杂，尤其是四人帮插手很深的公安系统，周总理讲了这番话，他个人是要承担政治压力的，是对左倾潮流的反击，他的讲话不知救了多少公安干部。但是，总理的这篇重要讲话，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受到干扰，得不到传达贯彻，当时许多地方还是被林彪、四人帮势力所霸持。在浙江来说，还处在南萍、陈励耘、朱全林控制下。朱全林在传达时，公然多处删改总理的讲话，总理讲话竟被删去2000多字。9·13林彪自我爆炸后，总理讲话才得到重新传达贯彻。许多被莫须有的罪名清洗回家的、长期在斗批改干校劳动改造的公安干部重返工作岗位，多年瘫痪的公安战线重新出现新的生机。

　　这些情况，我在狱中是不知道的。而在周恩来总理讲话之前，1970年冬，毛主席早已关心过我的事，我就更不知道了。这是谢静宜同志①告诉我的。从以后看到的有关材料来看，谢静宜讲的是真实的。

　　当时谢静宜在北京大学蹲点，搞教学改革，看到了北大造反派印刷的一张小报上，刊登了王芳勾结美蒋特务、企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内容。她回来向毛主席汇报教学改革情况时，特意汇报了我的事，还把那份小报递给主席看了。主席接过小报，右手拿起放大镜，仔细地看了，对谢静宜说：是他，是王厅长。并生气地说：浙江造反派反王芳，对王芳抓住不放，说王芳反对我，想害死我，我不信。王厅长我熟悉他，他哪里会反对我呢？他反对我干什么呀？他反对我，我自己怎么不知道呀？我每年都要去杭州几次，他是负责保卫我的。他要是想害死我，我不早就死了吗？还能活到今天呀？主席还对谢静宜幽默地说：他就是有时候爱喝点酒，告诉他，以后别喝了。王芳是个好人哪！

　　据谢静宜后来回忆，她从主席那里出来后随即到汪东兴那里，把主席讲话内容原原本本向他作了传达。不久谢静宜又趁参加接见外宾时，向周总理作了汇报。事后，总理向汪东兴查问过我的情况。然而我的事情迟迟没有结果。

　　一直到1973年7月，毛主席向汪东兴直接查问我的情况，汪东兴向中央文革小组传达了毛主席关于释放我的指示。同年7月12日中央专案组起草了《关于释放王芳的请示报告》。

　　7月16日总理批示：东兴同志你对此案处理，有何意见请告。

　　一年多以后，1974年10月10日，汪东兴同志在这个报告上批示：此件当时因为各种原因而压下了。在目前情况，王芳、吕剑光可以放出来交原单位安排。

　　为什么毛主席关于我的两次讲话没有执行？周总理的批示被置之不理？专案组关于释放我的报告，又被压了一年多后，汪东兴同志才作出这样的批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