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我的罪在于我打死了几万日本鬼子

中国共产党对外一直对百团大战完全肯定，但在内部，彭德怀在未领元帅军衔以前，就因“百团大战”等事，受到党、军最高领导毛泽东的责难以及不仅一次组织的批判了，于是，他的抗战功勋竟变为了反对毛泽东正确领导的罪过。

1943年1月，邓小平在太行分局会议的报告中指出：“百团大战中本区军事力量过于突出暴露，不仅自己伤亡很大，元气不易恢复。且警惕了敌人对我们的严重注意,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来源：《邓小平军事生涯》第147页，作者：柳泉、彦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

1944年4月，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的讲演中说：“1940年底以前这个阶段，我党一部分同志犯了一种错误，就是轻视日本帝国主义，因此不注意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主张以大兵团的运动战为主，而轻视游击战争。”这一批评虽然没有点名，但实际上主要是批评彭德怀和百团大战。

1945年5月10日，陆定一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说：“抗战时期，在华北一般地说是执行了中央路线的，但是有两次严重的错误：一次是“十二月会议”以后；一次是百团大战，是很大的错误。”

1945年5月10日，刘伯承在中共七大发言：“百团大战不打不行，但是打，也不是使用百团大战的打法，更不是运动战，尤其是阵地战这样的打法，而是要用全面游击战争的打法。”

1945年5月30日，在讨论七大军事报告时朱德也批评了百团大战。后来朱德解释：“批评百团大战，战术问题是不重要的，主要是战略上的错误。”

华北地方军队同志座谈会（简称华北座谈会，或者华北工作座谈会），从1945年2月1日开始，断断续续共开会40余次。在座谈会上，康生狗仗主势气势汹汹地向彭德怀发起猛攻：“你在抗战开始时执行的是王明路线，你不懂根据地建设的规律，不发动群众，你组织的百团大战，过早地暴露了我军力量，把日军力量大部吸引过来，帮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忙……”群起而效之，几乎全场一致批判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直到7月25日，彭德怀根据大家的批评再次做了自我总结与检查：“1940年的百团大战……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过早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把日本军队主力从正面战场吸引过来，有利于国民党……”（来源：《聂荣臻回忆录》第508页，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

1959年7月31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清算了彭德怀的旧账：“打蒋介石十年，都打红了眼；抗日一来，蒋介石突然漂亮了。不知道这是暂时朋友，不久以后的敌人。”林彪也承认了抗日的错误：“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毛指出：“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过，蒋、日、我，三国志。”（来源：庐山会议时担任会议笔录的李锐编著的《庐山会议实录》186页）

对于日本天皇在美国、苏联强力打击日本本土以及日本军队的压力下于1945年8月15日发布终战诏书，中国人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日寇投降了，毛一直是很遗憾的。1959年8月17日，庐山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毛主席再次谈话，明白透露其借“抗日”夺权的策略：“（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夺取政权。日本投降早了一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得更好一些。”（来源：《清华大学学习资料１９５７～１９６１》第260页）

1966年10月24日召开中央汇报会上，毛将彭德怀和高岗、饶漱石扯在一起，认为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是搞“独立王国”。由于毛钦定了性质，毛的走狗们、爪牙们领会此最高指示，以此为理由，加紧了对彭德怀的迫害。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打倒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军阀彭德怀》：“彭德怀公然提出要保卫大后方、保卫重庆、保卫西安，实际上是要保卫坐镇于重庆的蒋介石。彭德怀急于保蒋，拒不执行毛主席提出的，背着毛主席大搞冒险主义、拼命主义，先后调动了105个团，共40万兵力，全线出击，打攻坚战、消耗战。彭贼保蒋卖力，得到了蒋介石的欢心。”

1967年10月出版的《打倒三反分子彭德怀（续）》更是直白的说：“所谓百团大战的“传统’，绝不是“八路军战斗史上光荣传统”，而是国民党失败主义、片面抗战、正规战的传统！是国民党亲英美派早已破产的“速胜论”的传统！所谓百团大战的“胜利”，绝不是党和毛主席领导的抗战事业的胜利，而是彭贼对抗战事业的叛卖。”

当时红卫兵是奉旨造反，他们说的话许多都是毛的心里话。在批斗会中，造反派逼彭承认罪行，问他为什么组织“百团大战”，说他的居心是为了暴露我军的势力，好给国民党蒋介石帮忙。彭德怀不承认，造反派将他打翻在地。彭德怀一边翻滚着，一边大吼：“我有罪，我的罪在于我打死了几万日本鬼子……”（来源：《彭德怀自述》第十二章-抗日战争，人民出版社）

而彭德怀一直到含冤而死都没有承认百团大战是错误。彭德怀是中共罕见的还保存了部分民族气节和人格操守的高级将领。在被囚禁和折磨的最后日子里，彭德怀依然利用交待问题的机会，三次写出百团大战的真相。他站在民族的立场上，坚信百团大战的正确和抗日无罪的真理。然而他的观点在中共党内却是空谷回音，他的下场也让中共各级官僚噤若寒蝉。


唐伯寅将军和宋士台将军等人在北伐或抗战结束后即懈甲归田，根本没有在1946年后的内战中打过仗，更没有在“建国”后从事“反革命”活动，结果却仍然难逃枪毙。如此对待国军抗日将士，法理何在？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有意地保存一部份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改造，他们中的一部份人将被淘汰，某些坚决反革命份子将受到镇压”。 五十天后，毛签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对国民政府党政军人员作了“准予量才录用，不使流离失所”的承诺，然又加上“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但书，至于“反动行为”“严重劣迹”的定义如何，则由中共当局主观界定，径由各级军管会或军事法庭一审判决执行，并无独立机构监察制衡。两个月后毛为纪念中共成立廿八周年，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宣称要“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这就为此后大规模的屠杀异己埋下了伏笔。一九五零年，根据毛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杀人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毛明确要求有600万人口的上海应该杀3000人，有50万人口的南京应该杀不止两百多人，应该多杀。上有好之，下必甚焉。虽然中央下达的杀人比例是千分之0.5到千分之一，但下面的执行者显然从中读出了多杀人的信号，很多地方鼓足干劲，力争超额完成指标。大杀国民党军政人员，就是完成指标的之一。
柏林自由大学教授郭廷钰在其《中国现代史》中指出“国军被害者约三百万人，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党员被害者约一百四十万人”。法国外交官杰奎斯8226;圭拉麦将军估计，从一九五一年二月至一九五二年五月间，至少有三百万人被杀害。据一九六九年四月七日莫斯科电台广播，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有二百八十万人被毛处死；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有三百五十万人被杀。在一个月内处死的最高数字则是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透露的：皖浙苏鲁四省一个月之内死了一百一十七万六千人；在华中和华南，一个月内则死了一百五十万人。内务部长薄一波在镇反报告中提及：“为了永久的和平，为了人民民主，在过去三年半(一九四九——一九五二)，我们清算了二百多万土匪”。一九九九年九月，总政治部直属的解放军出版社推出《新中国剿匪纪实丛书》，洋洋洒洒六钜册二百廿万言。其作者根据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档案馆、各大军区政治部、各省委党史研究室、各省市地方志办公室、军事科学院资料室、军事博物馆资料室、全国政协文史办以及解放军档案馆所存档案，披露五十年代初期在华东、中南、西南、华北、东北、西北地区分别歼“匪”(按：成王败寇的定律，便把国军留在大陆的残部、保安部队以及敌后游击队统统视为“土匪”而以大部队围歼之)四十一万六千、一百十五万、八十五万、两万九千、七万九千、六万人，合计二百五十八万四千人。考虑到东北、华北陷共较早，武装相对较弱，且统计数字截止期是一九四七年五月与一九四九年五月；而中南、西南陷共较迟，国民党在南方有较周详的布建，且统计截止期为一九五二年六月与一九五○年二月(华东为一九五二年八月，西北一九五○年一月)，所以南方殉难人数数十倍于北方。再者，“歼灭”这个含糊性的动词，泛指的总数，在战犯监狱与遣送回籍监督劳动的国军被俘官兵无一避免历届运动的残酷折磨，死得更惨。所以，公布的歼“匪”二百五十八万四千人，其中绝大多数可归入非正常死亡的类别，这同薄一波所宣布的“清算二百多万土匪”已经比较接近了。同薄一波所承认的数字大体吻合。


宋鹤庚，国军上将，1923年随谭延闿入粤追随孙中山，被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1军军长。1952年1月，“湘乡县人民法庭”以宋鹤庚“曾充任匪军师长、军长、省建设厅长、上将参议等职，一贯危害人民，反抗革命...”等罪名判处死刑，实际在1925年宋鹤庚即脱离军界，1931年后就闲居上海，1949年，宋鹤庚还拿出自己私藏的枪枝，授意他的侄子组织湘乡县花桥警察队，投奔中共地下武装姜亚勋部....然而，北伐军也是“匪军”，参加过北伐就是“一贯危害人民，反抗革命”。

刘晴初，国军中将,曾参与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因病回乡休养，筹办实业、学校。1944年10月，日军攻陷湘潭，刘晴初被日寇软禁，后被游击队营救。1949年3月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的外围工作，参与策动湘西“和平解放”。并将保存之五万分之一湖南军用地图交与解放军第12兵团。1950年5月在家乡筹办简易手工业工厂。1951年以参议身份赴县开会被扣押，3月18日以“反革命”罪被杀于岳冲刘家湾。刘的乡邻回忆，当时杀人要完成指标，可枪声响后不到半日，上头就来了文书，后来得知那文书上写的是要刘去参加“湘西和平解放”的“议会”。

沈荃，沈荃是湘军中的代表，1937年参加抗击日寇的凇沪嘉善战役以及后来的九江沽塘血战,战功赫赫。此人为沈从文弟弟，一生光明磊落，极具传奇色彩，被杀前说得最后一句话是：“来吧，没想到你们会这么干……”1984年他的沉冤得以昭雪，全部的赔偿是500元人民币和起义人员名义上的追认。

唐伯寅，国军少将,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升任第19师55旅110团团长，1935年升任第19师55旅旅长。抗战爆发后率部参加凇沪会战，所在的师被评为会战中战绩最优的十个师之一。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在庐山一线击挫日军。1939年8月因功升任第19师师长并于11月晋升陆军少将，后率第19师先后参加了第一、二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屡立战功，曾获四等云麾勋章。1946年退役回湘。1949年3月受地下组织策动，参加了华中局领导下的“江南地下第4军”，任副军长，4月又参加了程潜、唐生智等人在湖南发起的“和平自救运动”，8月唐伯寅跟随程潜、陈明仁参加了“长沙起义”。为酬答唐的“起义”，在1952年2月21日将他枪决。

宋士台，国军少将，1953年被枪决。宋将军到底做了什么“反革命”的坏事，以至于被枪毙呢？我们在官方的“广州宣传网”上找到了下面的文字:“抗日将领宋士台将军铜像落成。中国广州网2004年9月21日讯。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73周年纪念日，花都区赤坭镇锦山村1000多民众参加了抗日将领宋士台将军铜像揭幕仪式。宋将军系原国民党66军160师少将师长，后任第7战区惠淡守备区中将指挥官。抗日战争期间，宋将军参加指挥了多次在正面战场上的对日作战，其中，奉命指挥了著名的南浔战役，重创日寇侵略军，击毙日军少将旅团长饭冢国五郎及其部属官兵500多人，缴获轻重武器一批。1945年日本投降后，宋士台解甲从商，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请他再次出山，并委任高官，被他拒绝。在宋士台将军铜像揭幕仪式上，将军当年的部下回顾了将军戎马一生，抗击日寇的感人事迹，并告戒当今的人们，日军的侵华历史不能忘记......”

朱耀华，国军中将，湖南长沙人。毕业保定军官学校3期。陆军第22军18师中将师长。1937年10月26日在淞沪会战中奉令坚守大场阵地。阵地几易其手，死伤枕籍，全师将士伤亡殆尽，阵地失陷，遂举枪自戕，后重伤被救。日本人投降后，他不愿打内战，就不停地递交退役申请，要求解甲归田。以后在家乡的土改中，朱耀华先是被定为开明绅士，后来却又在急风暴雨的群众运动中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于1951年春被枪毙，横尸荒野。那一年朱耀华60岁，距淞沪抗战已是14个年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