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坦福，我所去的第一个教堂和我父母的教堂是一个系统的，但是我可以感到他们对我很冷淡，而且还嫌我这个穷学生向教堂捐的钱少（我后面还要谈到这件事）。后来认识了一个年轻人，跟随他去了另一个叫做基督联合教会，虽然不是我父母的教会，但他们接受了我，在那里感到很快乐，并参加了那个教堂的青年会。每个星期日在教堂做完礼拜后，我们青年会的的朋友会聚在一起，吃一顿简单的午饭，有时我们会办讲座，邀请各方面的人来讲演。除了教堂的活动之外，我每星期两次去附近的一个儿童疗养院去看望那里的孩子。这些孩子都有严重的难以治愈的疾病，或者某些疾病后遗症，比如小儿麻痹症的后遗症，需要一般家庭不能提供的特别治疗条件。有的孩子的家庭由于路远不能常来看他们，或者不愿来看他们，我们这些志愿者就在那里扮演着孩子们的大哥大姐的角色。每人会固定地去看望几个孩子，和他们一块玩，给他们读书，直到他们病愈出院，或者不幸夭折。

其他的课外活动占满了一星期中的每个晚上：星期一是斯坦福基督教理事会的周会，这是一个校园各种基督教组织的联合会，负责协调这些宗教组织的一些联合行动。星期二是斯坦福民乐团的排练。星期三我去见为我读书的俄国大妈，后面我还会详细讲认识她的故事。星期四则是教堂的合唱团练歌。可是到了星期五，当大家多半去和异性朋友约会时，我却钻进语音室听我所修的各种外国语课的语音训练磁带。但这并不是因为我用功，而是我不愿意让人知道没人邀请我出去。因为我常去，语音室的技术员和我很熟。语音室里有许多编了号的隔间，学生带着耳机听，但老师在控制台可以选择听到任何学生正在做的联系。一天，我在耳机里突然听到这位技术员说话，吓了一跳，因为我当时不知道他能对我说话。他说，我想请你听一点东西，请你保持安静，注意听。然后他把我转接到另一个学生的隔间，那一位睡着了，正呼噜呼噜地打鼾呢！原来这位技术员要我保持安静是怕我大笑出声啊。

下面要说到我与为我读书的俄国大妈之间的故事。有一天早上我赶着去上9点钟的课，那天我的耳朵发炎了，这就影响了我的定向能力。结果我过马路的地方出现了偏差，过了马路后碰上了灌木丛。这时一位女人的声音问我是不是迷路了，我立即听出她的俄国口音。当时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就在心里把她叫做俄国大妈。她在斯坦福的一个图书馆工作，上班的路线正好跟我同一段路，从此我们常常在那里相逢，然后就用俄语边走边聊。下个学期，我修的俄国诗歌需要有人帮我读俄文书，于是我想到请她帮忙，我犹豫了几个星期才鼓足勇气给她打了个电话，问她能不能为我读俄文的书。我很不好意思地告诉她，我是一个穷学生，不能付给她报酬，她很爽快地答应了。从此我每个星期三晚上到她家去，她给我读几个小时的书，中间我们会停下来喝茶吃点心，这时，俄国大妈的隔壁邻居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就会过来和我们一起喝茶聊天。如果他对我们正在读的书感兴趣，他也留下来听。这位克伦斯基可不是无名之辈，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组成的短命的临时政府中，他是最后一任总理，后来被列宁的十月革命赶下台，流亡海外，所以可以说他是新苏维埃的最大的敌人呢。当我遇见他时，他在斯坦福著名的胡佛研究所工作，这倒是很合适，因为他本人就是活的历史嘛。他当时应有80多岁了，就像我爷爷似的，我们成了好朋友，中国人叫做忘年交吧。当我把后来成为丈夫的男友带到俄国大妈家去玩时，克伦斯基就断言：他们会结婚的，当时我自己还不知道我们的关系会发展到结婚那一步呢。到我们后来真的结婚时，他给了我们一张25美元的支票作为结婚礼物。我父亲给这张支票拍了照片，说这可是亚历山大·克伦斯基签署的历史文件啊。

在一门俄语课中我遇见后来成为丈夫的桑迪，他是法学院学生，选修俄语。他过来对我说，我们哪天出去一边喝伏特加一边说俄语，怎么样？我说，你可以喝伏特加，我来讲俄语，因为我不喝酒。他说，那下星期一晚上怎么样？我说我周一有基督教联合会的活动，然后数出了一个星期每天晚上的活动。说完了，我马上在心里责怪自己怎么这么笨：你那么想有人来邀请，现在机会来了你那么老实做什么！好在他说，那周六晚上怎么样？我说行啊，周六我从来都不忙！之后我兴奋极了，冲进宿舍喊着，我星期六有个约会！大家问是谁，天哪，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呢！我只知道他是法学院的，和我同修俄语课。真糟糕，到时候我该怎么称呼他呢？我打电话给一位也修这门俄语课的女同学，问她知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约会的那天我们去了一个餐馆，他问我要吃什么，当我们点的饭菜送上来时，我感到他突然紧张了起来。那时我已经很饿了，所以就开始吃起来，这时我感到他开始放松了，我们共享了一个愉快的晚餐。后来我问他，你为什么在我们第一次约会时一下子紧张起来了？他说，我当时突然认识到也许不会自己吃东西，那我还得喂你，我一下子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啦！

桑迪爱下国际象棋，是那种把读棋谱当作娱乐的棋迷，我们第二次约会时就开始了下棋比赛。开始时他连赢了我几局，然后我趁他大意扳回一局，他自然不能输给我，我们就接着玩下去。一来二去，我们一直下到早上五点钟。因为我们分住在男女宿舍里，没地方玩到那么晚，于是就在他的车里下。当时在周末的晚上，校园周围常有警察开车巡逻，看有没有年轻人在车里有“出轨”行为，我那时是那么年轻幼稚，甚至不懂得到底什么算出轨行为。我们俩人坐在前面的座位上，衣着整齐，还开着灯，真让每一个过来关照的警察大惑不解。第三个警察终于忍不住好奇来问我们在干什么，我们说在下棋，那我能看看你们的棋盘吗？当然！虽然我们到第三次约会时才亲吻，可是每次的约会都长达八小时，许多共同的话题和兴趣使时间过得飞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