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年级时，由于我听老师的话，经常举手回答问题（像《哈利波特》里的赫敏一样），总有一些同学欺负我。孩子们不喜欢有人比他们聪明。有一个明眼同学自己学会了盲文，常给我用盲文留言。我是学生会干部，有一次主持一个很没意思的学生会会议，这个同学用盲文给我递一个条子，说“你不觉得这会议没意思吗”，我回答“是”。这是我唯一的一次传条子的经历。怪不得学生们喜欢传条子，那种和某个人共有一个秘密的感觉真好啊！这位同学有一次给我留言说，当渔夫捉住螃蟹时，他把螃蟹放在没盖子的筐子里，不用担心它们会逃走，因为如果有一只螃蟹要逃掉，其他的螃蟹就会把它拖住。你不觉得人也是这样吗。直到现在，想到这件事还会使我难过。这个孩子知道自己比别人聪明，想出人头地，但他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就是因为其他人把他拖住了。我也像这个孩子一样，没有什么朋友。当老师在课堂上转过身时，有的同学会揪我的头发，或者在我的书上放些东西，妨碍我读书（我所谓的读是用手指头摸盲文）。课间时在操场上常有人向我仍石头。我从来没有告诉过老师，因为我害怕他们的报复。母亲总是说，如果我漠视他们，采取不哭不理的对策，他们就不能从中得到乐趣，也就懒得找我的麻烦了。这一招确实管用，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就停止了。这一年对我是很悲惨的，我只有一个朋友，而且她在另一个班里。

在8年级，我有了一个新的班主任老师。开学几天之后，这位老师把我叫到一边说，凯文，你不必举手回答每一个问题。我会请你回答问题的。有些孩子，特别是男孩，不喜欢女孩子比他们聪明成绩好。原来，我以为其他孩子欺负我是因为我是盲人，其实主要是由于我比他们聪明，当然作为盲人使得他们更容易欺负我。我说，可是如果你叫到我时我正好不知道答案呢？她说，那没有关系！听了这位老师的忠告后，不出一个星期，我的处境就明显地改善了。我有了朋友，还被选为学生会的主席，同学们尊重我，我的社交生活一下子有了巨变。我在7年级时曾有慢性喉炎，伴有低烧，经常因病不能去上学。到了8年级，这个病不治而愈了。医生猜测这可能和我的心态有关。因为在7年级时我在学校非常不快乐，所以下意识地不希望自己的病好起来，免得去上学。8年级的班主任老师教我脸皮要厚一点，不要怕别人笑话，要想赢过他们，唯一的办法是不被他们所干扰。

初中毕业时，我作为全校成绩第一的学生在毕业典礼上致词。学校还准备奖励我一台英文打字机，我父母跟学校说，他们愿意再加一些钱，这样学校就可以给我一台更好的多功能打字机，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需要的。在7年级和8年级之间的暑假，我还得到了过一件意外的礼物。当时有4个盲孩子要进入3年级学习，但只有一套盲文的社会科学教材。虽然我自己常常没有盲文教材也能取得好成绩，但我知道那是得益于父母对我早期的听力训练，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能力的。所以我要再复制 3份盲文教材，使他们每人都有一份。整个夏天里，我坐在桌前，面对着3台盲文打字机，我从盲文教材上读一行，就把这一行分别打在3台盲文打字机上。有时犯一个小错误，比如说漏读了一行，这一页就要重来。就这样在一个暑假里复制了3套（每套4卷！）盲文教材。为了感谢我，教3年级的社会学老师和我父母联合送给我一整套36卷盲文字典，我现在还在用呢。

说起我的学习，就不能不提到我父母和祖母对我的帮助，特别是父亲，他所发明的教具我后来教学生时还用到的。在学几何时，我可以在心里想象直线构成的物体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像直线、长方形和三角形等，但无法理解园和直线的关系，因为园上没有参照点，特别是学园上的弦的时候。父亲教我把橡皮筋绷在老式的音乐唱片上来理解弦，但是橡皮筋不容易在圆周上固定，飞得到处都是。于是父亲又用薄木板做了一个的大圆盘，在圆盘周边均匀地锯出许多缺口，看起来就像一个大齿轮似的。当我把橡皮筋绷在圆盘周围时，橡皮筋卡在缺口里，就不会到处飞了。父亲还在一块薄木板上均匀地钻出像方阵一样的许多小洞，我可以把像高尔夫球钉那样的小木棍插在任何一个小洞里，这就形成了几何中的“点”。用橡皮筋绷在两个“点”之间就形成了线。这样我可以“画”出各种几何图形帮助我想象和解决几何问题。后来我还用这个教具教学生几何，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教具有卖的。在父亲年老时住进养老院之前，我帮他清点东西时，发现了我在8年级时参加“好爸爸”征文比赛得到的奖牌，参赛者要论正为什么自己的爸爸是最好的。有这样的父亲我当然会赢啦。除了奖牌外，父亲和我还得到一个高级餐馆的免费晚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