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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 丁一夫

最近，由于聂绀弩刑事档案解密曝光，“告密”行为引起了议论纷纷。随着一些历史资料的解密，也随着越来越多的老人在晚年打破顾忌，开始说出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可以预料将会有更多更震撼的事情披露出来。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一代，会对那些不近情理的告密行为感觉难以相信，而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又会觉得这种行为太普遍，并非不可理解。至今为止，人们的议论多集中在道德和文化层面上。虽然也有在制度层面上对告密现象的考察，却还没有回答：“告密”行为坏，那么到底坏在什么地方呢？

　　美国最著名的“告密”事件

　　在文化层面上看，很多人都注意到了西方文化中对“告密” 行为的鄙夷和谴责，东方文化中对“大义灭亲”的推崇和赞美。这样的文化差异是有的。法律不可能完全不顾人们的道德观念，所以美国的刑事法律中，夫妻之间可以豁免出庭作证义务。但是，“大义灭亲”并不是一定不好，西方文化中也并非没有“大义灭亲”的事情，并不一定鄙夷和谴责“大义灭亲”。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著名的“校园炸弹手”。

　　“校园炸弹手”叫泰德.卡钦斯基，是一个非常聪明却异常反社会的人。他是名校毕业的数学家，25岁就在著名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可是他又有着自己执著的反对现代社会的思想，为此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于是隐居于山林中，时不时地向大学教授等社会名人邮寄包裹，里面是他自己设计安装的炸弹。在1978年到1995年期间，他寄出16个炸弹包裹，导致三人被杀，23人受伤致残。美国联邦调查局出动大量人力物力，却一点不摸门，丝毫找不到他的踪迹。结果是全美校园人心惶惶长达18年，不知道恐怖分子什么时候会对谁下手。

　　炸弹手卡钦斯基在1995年向纽约时报寄去了他的宣言《工业社会及其前途》，要求刊登，并且威胁说，如果不登，他就将再寄出一批炸弹。为了避免更多人受到伤害，纽约时报等报纸被迫打破规则，全文刊登了炸弹手的宣言。宣言发表后，联邦调查局收到了雪片般的大量举报电话，但是没有一件是真正有价值的线索。卡钦斯基的弟弟戴维.卡钦斯基已经和他十年没有来往，却隐约觉得宣言的语言风格和卡钦斯基十年前的家信相似。他聘请专家对宣言和家信进行语言分析，最终得出自己的哥哥可能是校园炸弹手的结论。

　　他去找他们的母亲，全盘托出自己的分析和结论。母亲一开始不愿相信，但是在戴维的证明下，只能面对痛苦的事实。最后她对小儿子说了这样一句话：“必须阻止他再这样做。”于是，戴维向联邦调查局举报，很快在森林里逮捕了深居简出的炸弹手。校园炸弹手在认罪后，被判终身监禁。

　　这是典型的“大义灭亲”，戴维做的正是“告密”。可是，没有人会鄙夷这样的告密，没有人会谴责戴维和他的母亲。这是为什么呢？

　　社会正义和个人亲情

　　校园炸弹手卡钦斯基落网后，人们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也很关切戴维。奇怪的是，戴维一直拒绝接受媒体采访。他将从联邦调查局得来的巨额悬赏全部捐出帮助受害者家属，分文不留。在后来唯一一次媒体采访中，戴维坦言，他一直处于对兄长的内疚之中。他在案件的司法处理过程中，介入检察官和被告之间的认罪协议，直到检察官同意不诉求死刑。他说，想到自己的“告密”可能会导致和自己一起长大的哥哥被处死，就忆起了儿时的手足之情。这个念头折磨着他。他并不觉得骄傲，不愿意公众再注意他。对于他来说，“告密”只是在社会正义和个人亲情的两难困境面前，他不得不作出的一个痛苦决定。

　　不难理解，就告密者来说，有两类动机，一类是为了追逐个人的私利，直接间接地为了金钱，升官，或者出于仇恨，妒嫉，还有一类是出于自己内心的价值标准和是非观念，认为“告密”是符合社会正义的，是在抑恶扬善，是正义和邪恶搏斗，是正确和错误在较量，而自己的“告密”，是自己站在正义和正确一边。在现实中，更多的很可能是第三类，那就是出于这两种动机的混合。私下，或者潜意识里，是第一类动机在促动告密；表面上，或者表达的时候，是第二类动机上了台面。

　　戴维.卡钦斯基却使得我们理解，为了“大义”而“灭亲”，并不能解脱正义和亲情之间的两难困境，任何选择都是痛苦的。所以，戴维不要社会奖励他，不要公众表扬他。他自己一直在责备自己，因为是他亲手把自己的哥哥送进了终身监禁的牢房，如果不是他出来举报，联邦调查局恐怕一时半会是抓不住校园炸弹手的。

　　在我们最近成为讨论热点的“告密”事件中，人们十分感兴趣的是告密者的动机，因为我们集中在对告密的道德评判上。这个人告密是为了什么，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是积极的还是消极应付的，成为人们最感兴趣甚至是唯一感兴趣的事实。可是事实上，未来会越来越多暴露的“告密”事件将证明，动机往往是复杂而飘忽不定的，不仅外人难以证明，甚至自己本人也说不清楚。用彼时彼刻的动机，是无法评判“告密”行为之正当性的。

　　既然我们都会承认，像戴维这样痛苦的灭亲告密是正当的，那么，聂绀弩档案所暴露的这一类“告密”，又坏在什么地方呢？

　　“告密”坏在对个人思想的刺探

　　将聂绀弩档案揭露的告密，和戴维对炸弹手的告密比较，区别在于，戴维举报和阻止的，是对社会和他人有巨大威胁的“行动”，是一种“犯罪行为”，而聂绀弩档案揭露的告密，是举报一个个人脑子里的思想，是这个公民在自己家里，在朋友亲人间和平地表达的思想。这是两者真正本质性的区别。告密行为之坏，就坏在它是对个人思想的刺探。这种刺探，其前提和后果都是，世界上的思想分成好的和坏的，正确的和错误的；只有好的，正确的思想可以正大光明地待在人的脑子里，可以表达出来；而坏的，错误的思想，则只能偷偷摸摸地待在人的脑子里，是不可以说出来的；脑子里有这样的思想，说出这样的思想，就理所当然地要承担后果，要受到惩罚。人的思想有好坏，坏的思想是要入罪的，这就是当年这类“告密”行为的依据，这才是“告密”行为的要害。

　　如今，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仍然持有将人类的思想和精神黑白两分的观点，但是当年这种观点却是我们社会流行的主流观点。当年，从执政党和知识分子开始，社会上流行的观点就是，人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都有根源，“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否认这种并不符合人类现实的观点，本身就是错误的思想，是斗和批的对象。我们整个国家有几代人从小就接受了这种观点的教育。既然有些思想是坏的，邪恶的，是革命的对象，那么对这种思想的刺探，举报和入罪惩罚，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于是，最卑劣的“告密”也有了“大义”的色彩。

　　现在，在改革开放几十年以后，我们终于知道，人的思想和精神世界是极其多元，极其丰富，极其深刻的，远远不是黑白两种色彩可以用来划分。亿万人群头脑里的思想，如同汪洋大海一样，远远不是“真理”和“谬误”两种标签可以区别。如果人都像当年样板戏里的英雄人物一样只有正确思想没有七情六欲，人类就不会繁衍了。事实上，没有谁有这种能力和资格，来评判他人思想的好坏高下。如果社会赋予某些人评判思想好坏的权力，那么这种权力总有一天难免会被滥用，一旦滥用就是一场灾难。这是历史上的“告密”事件应该给予我们的教训。

　　法律只能用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只能惩罚犯罪行为，不能用来评判人们的思想，不能用来惩罚所谓的“错误思想”。一切以思想入罪的法律都是不正当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刘易斯.鲍威尔1974年在一个里程碑案件中明确指出，在宪法的思想言论自由原则下，“没有所谓错误思想这样的东西”。一切思想，不论你是不是认同，不论政府是不是鼓励，都受法律的保护。这一原则，是中国人在二十一世纪应该向西方文明学习的最重要的制度性原则。只有当法律尊重人类的思想，包括所谓“不好的思想”的时候，只要不付诸行动、任何思想都有存在的正当权利、不受政府和法律惩罚的时候，才可能杜绝告密者和告密行为。只要政府和社会还在对思想分好坏，只要法律还能被滥用来惩罚思想和表达思想，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中，就还会有源源不断的告密者。ddhw.cn

　　附：聂绀弩与告密者

　　1967年聂绀弩因人告密而被判无期徒刑，入狱十年，后顶替特赦“国民党战犯”名额出狱。但他始终没有对告密者进行追究，其原因何在？

　　但他对“告密”是敏感的。在《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章诒和写道，她有天去看望聂绀弩，谈及她的监狱生活：

　　聂绀弩笑问：“你告过密吗？”

　　“我告过，而且后果严重。”

　　“什么后果？”

　　“把人给毙了。”

　　接着章诒和叙说了她如何受命记录一个叫张家凤“被一个首长搞了以后，甩了，从此对共产党怀恨在心”的女犯人恶毒攻击毛泽东的言语，从而导致她被枪毙的过程。章诒和接着说：

　　“聂伯伯，你知道吗？从抓我的那一刻起，我一直认为自己无罪。但从枪毙张家凤的那一天开始，我便觉得自己真的有罪了。”

　　“罪不在你，错不在你。”聂绀弩语调平缓地说：“密告，自古有之，也算个职业了，是由国家机器派生出来的。国家越是专制，密告的数量就越多，质量也越高。人们通常只是去谴责犹大，而放过了残暴的总督。其实，不管犹大是否告密，总督迟早也会对耶稣下手。”

　　对于告密者，聂绀弩想得更深一些。

　　在胡风事件中，舒芜因提供胡风给他的信件使势态迅速转向而成为人们眼中的“犹大”不被人原谅。但是，舒芜却是聂绀弩的朋友。聂绀弩当年认为舒芜这样做是为了泄私愤，这样做不对，但是对后来对胡风事件上升到反革命集团的高度，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1982年，聂绀弩还有诗赠舒芜：“错从耶弟方犹大，何不讨廷咒恶来。”他认为，人们把舒芜比作胡风的门徒是不对的，奇怪人们恨犹大而不恨送人上十字架的总督？他说：犹大的故事是编造的，这样使人转移目标。正如他系狱十年，源于某人告密，而他出狱后从不去追查告密者。

　　这就是聂绀弩对待历史“抓大放小”的态度，也是他对人性的弱点的彻悟和宽容吧。但这还是停留在理性认识的层面，不足以描述聂绀弩对自己被告密而入狱的内心感受。他真的那么超然？他当然知道，告密者一定是亲近的人，还是有学问的亲近者，否则，告密也告不到点子上。而他着意回避深究，是不是他的理性说服了自己不再去揭这个内心深深的伤疤？作为智者，他把自己交给了历史，交给了未来。

　　在聂绀弩去世后22年的今天，寓真成为这个历史之谜的揭幕者。

　　曾任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寓真，是聂绀弩的“粉丝”，因工作之便，能够查阅聂绀弩的刑事档案。他在《关于聂绀弩的三首打油诗》（《山西文学》 2006年第1期）曾引用了从聂的档案中发现的三首诗，一首是写给丁聪的，另外两首是写给黄苗子的：

　　丁玲未返雪峰穷，半壁街人亦老翁。 不老不穷京里住，诸般优越只黄忠。
　　周末京华袋自携，大街随意吃东西。 忽思扬邵田阳夏，能享一餐烤笋鸡。
　　同苗子晚餐，即就其语成二绝，赠之，并希哂政。

　　半壁街人未定草。

　　寓真注释道：“第一句是怀念丁玲之下放，雪峰之窘困，第二句是指绀弩自己的衰老，第三、第四句是说苗子年壮身康、悠悠自得。苗子出生于1913年，当时还不到50岁，比绀弩整整小10岁。从个性上说，苗子开朗乐观，有‘笑面佛’之称，不像绀弩那么桀骜不驯，尤其‘反右’以后比较识时务，较早摘了帽子，文化部一位领导夸奖苗子说‘你这几年改造成绩不错呀’的话，未必全是客套。那时苗子工作在美术出版社，同夫人郁风住在芳嘉园，日子比较安稳，生活上也没有什么困难。由于这种情况，苗子在饭桌上大概会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优越感。‘不穷不老京里住，诸般优越只黄忠’，这正是当时绀弩眼中的苗子，虽似调笑口吻，感触却在其中。”他还指出，这两首绝句中，前一首，被司法机关定性为“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的反动诗”。

　　寓真在《聂绀弩为何焚诗》（《文学自由谈》2007年第1期）一文，说：“聂绀弩的诗稿得以遗存，是非常侥幸的。在1965年初，他有过一次焚诗的举动，把他的诗稿都烧掉了。遗留到现在的诗稿，大多是他烧诗前就寄送给了朋友的，所以才有幸保存下来。”“1965年2月某日，聂对某某人说：‘我的诗烧了。……圣人之迹息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但是，我烧了诗，诗亡了，我也不作春秋。余生不是从此没有可消遣的，一天可以用酒醉他一场。我们‘人贱’，不是受欢迎的人物，就没有权利做诗。’某某当即表示： 诗烧了可惜，希望他起码把那几首关于《水浒》和《红楼梦》的诗留下来，这种无伤大雅的作品抄下来没问题。聂说：‘你真要，我可以抄给你，我还记得。不过，水浒红楼的诗，人家要挑起来也成问题。拿那首写林冲的诗来说，人家问你‘英雄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是什么意思？‘脸刻黄金印’不是指戴右派帽子吗，你怎么答复？再问你‘白虎堂’指的是什么，你怎么办？所以要有问题都有问题。”

　　人们不禁要问，聂绀弩写给黄苗子个人的诗，怎么会进了聂的刑事档案呢？

　　今年《中国作家》（纪实文学卷）第2期，寓真发表了《聂绀弩刑事档案》，立即震撼了文坛！文中指出，当年告密者中就有黄苗子，黄还对聂诗还作过详解，也因此就坐实了聂绀弩的所谓“现行反革命”的罪行。

　　黄苗子的老朋友廖冰兄，自从黄苗子被打成右派以后，一直为他鸣不平。他常对人说，苗子当年是国民党财政部的要员，“吃国民党的饭，办共产党的事”，但共产党对不起黄苗子，晚年想在北京换一处大一点的房子，还要给全国政协李主席抄诗，有朋友看过那本厚厚的册页，黄苗子“从头抄到尾”。

　　对早年黄苗子的“反水”行为，出于对朋友的信任和革命事业的“正义性”，廖冰兄只读出了其中正面的意义，却不曾想到“反水”也是一把双刃剑。脚踏两只船的结果，只能是自己不幸落水。

　　黄苗子给杨宪益诗集《银翘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所作的序《读杨诗》中写道：“但我之为人，一向狡猾狡猾的，我用的是‘抛砖引玉’之法，目的是把宪益的佳作引将出来。我自己也搞不清这算是‘阳谋’还是‘阴谋’，但宪益在那个时期，确实诗兴颇浓，写了不少好句。”“一向” 云云，现在好像能落到实处了。如果把“宪益”换成“绀弩”，你还觉得这是幽默吗？

　　聂绀弩当年写下“不老不穷京里住，诸般优越只黄忠”时，心里有没有闪过一丝怀疑黄苗子的念头？这个“只”字大可玩味。如果没有寓真揭示，我们只能信其无（甚至根本也不可能这样联想）；而今天，我们面对事实，又不得不宁信其有了。聂绀弩是何等智慧的人，他只是没有去揭破罢了。

　　寓真终于把这个谜底揭开，但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感谢他。对于长眠于地下的聂绀弩，时间终于给出一个交代。但对于许多活着人而言，这篇文章又具有太强的杀伤力。把黄苗子当作知心朋友的人中，许许多多当属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让这些多已是七老八十，风烛残年的老人面对这个事实，是不是太残酷了些？而令我首先想到的九十五岁的杨宪益先生和七十六岁的邵燕祥先生，他们还和黄苗子一起出版过《三家诗》（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此时此刻，心里该多堵得慌啊！ddhw.cn
来源: 多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