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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 杨念群 

甲午战争时期，日本谍报工作之所以如此成功，与清廷不能严守军事机密，不重视防范间谍有很大关系。一些间谍甚至受到清政府的保护，比较明显的例子是宗方小太郎，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清廷还为川上操六提供大量方便，予以“殷勤接待”，李鸿章甚至视他为上宾。

　　甲午战争中的日本间谍活动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间谍的活动更加频繁、猖獗，“凡我之动静彼皆洞悉无遗，甚或暗中为之接应，为之向导，故彼攻击调度每合机宜，我仅多受其制。”在丰岛海战，进攻辽东半岛、威海卫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日本间谋都起了重要作用。

　　丰岛海战是中日海军的首次交锋，它拉开了甲午战争的序幕，这次海战，是日本“不宣而战”下搞的一次突袭行动。许多中国近代史或甲午战争史著作，在谈到这次海战的爆发时，都提到日本间谍贿赂中国电报生、泄露高升号开船日期一事。这种说法的依据主要是1896年10月吏科给事中余联沅的一份奏折和姚锡光的《东方兵事记略》中的记载。余折是这样说的:“天津电报局内倭寇买通一人，每月予以六百金。所以中国军情纤悉皆知，以致高升之覆及大东沟之战，倭人皆先得信。’，姚也认为:“倭人间谍时在津，贿我电报学生某，得我师期，(高升号)适为所截。’，其实，高升号开船日期并不是从天津电报局获得的，而是石川伍一从天津军械局得知的，这是甲午战争中日本最为成功的谍报活动之一。

　　石川伍一(1866-1894)是日本著名间谍，幼入私塾，后入兴亚学校专攻中文，19岁时来华为日本海军搜集情报。在一本日本出版的《名人录》中，石川伍一名下这样写道:“石川伍一，间谍。……受命赴中国活动，到过蒙古边境一带。中日战争中在华积极活动。”在石川伍一的间谍生涯中,侦察到高升号开船日期是他对日本海军的一个重大贡献。当时，他“冒广东人、薙发，穿中国衣服”，隐藏在天津军械局一个书吏家中。丰岛海战后，日本组织撤退其在华侨民。石川伍一奉命随日本侨民乘船离开天津。但夜深船开之后，石川伍一决定继续潜伏下来。于是，他化装成中国人从船上跳下，又回到天津，“以一洋元酬薙工，为天津县李振鹏踪迹破案”，在客栈被捕。随后，在书吏家中搜出炸药及有关文件，据记载，“搜出和信一函，所有高升轮船兵若干，带兵官姓名并所带物件以及青菜若干斤，均详信内。”被捕后，石川伍一对其间谍活动也供认不讳。他供认:自1883年以来，他一直在京、津等地往来，后住在军械所刘树芬家中。有一些中国人为他提供情报，刘树芬“将各军营枪炮、刀矛、火药、子弹数目清册，及军械局东局海光寺每天造子弹数量，照抄一份。’，他还“供出日本截我高升、操江二船，皆其先期电闻。”可见，高升号开船日期确是石川伍一从天津军械局书吏处打听到并电告日军的。

　　石川伍一间谍案影响很大，牵涉到很多人以至清廷大吏。天津军械所书吏因“为窝主，传递消息”与石川伍一同被斩首，李鸿章的外甥、天津军械局总办侯补道张士瑜因“于其所用书办家擒获日本奸细”也受到舆论指责。后来一些大臣纷纷上奏弹骇李鸿章，分析开战以来的种种失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即“调发军情又为奸细侦探，遂致高升船所载劲旅，悉为敌击沉。”丰岛海战后，口本切断了中国至牙山的海路，控制了朝鲜海域。

　　10月下旬，日军分两路向中国大举进犯，一路以山县有朋为司令官，由朝鲜义州附近渡过鸭绿江。另一路以大山岩为司令官，进攻辽东半岛。进攻辽东半岛的作战计划，是由藤崎秀、宗方小太郎等十几名间谍共同商议制订的。他们提出，“先取大连湾附近之大窑口，再进而攻略大和尚山、石门村，占领金州，以绝旅顺后路。”10月24日深夜，大山岩率军到达辽东半岛金川以东海面，“饵居民4人登船，购乡民衣服”，然后派6名问谍秘密登陆，以进一步确定进攻方针。这6人是:藤崎秀、大熊鹏、猪田正吉、向野坚一、山崎羔三郎、钟崎三郎，他们乘水雷艇登陆，分3组活动，后来仅向野坚一一人生还。向野坚一登陆后，混在民工中为清军修筑工事，在普兰店、复州、金州一带刺探军情，有一天被清军发现逮捕。为了销毁藏在鞋里的地图，他故意踩在泥水中，将鞋里的地图弄湿踏烂，然后用2个银元收买押解的士兵为他松开绑绳，深夜跳崖逃走。大山岩部队根据他提供的最新情报，一举攻占金州。

　　前面已经提到，选择荣成湾作为登陆点以及采取包抄后路的战术，也是由间谍提出的。1888年以后，日本问谍多次到威海、荣成一带进行侦察，潜入威海驻军防区和炮台重地。进攻前夕，日军派8名间谍乘船到成山头右侧龙须岛侦察军情，他们在“近村购食物并鸦片烟。与村民押，得威海，成山兵防状以去。”1895年1月20日，日本陆军在联合舰队的掩护下在荣成湾龙须岛成山头登陆时采取的就是“远势登陆，抄我炮台后路”的战术。10天后，日军占领了威海卫南、北两岸炮台，封锁了港口，轰击刘公岛及港内的北洋舰队。2月17日，威海卫完全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由此可见，甲午战争中，日本间谍的确成为军事行动的先锋。根据间谍提供的情报，日军“尽知我军情，先发以制我，致倭人着着领先，而我则处处落后。”不仅如此，日本间谍还为日军私递军火，接济米粮，并多次进行破坏活动。据载：“上海吴淞口五万斤之巨炝毁于药水矣，湖北制造局机器及枪炮子药皆毁于火矣。”抓获石川伍一的同时，还缴获炸药地雷8箱，石川伍一供认，“欲用地雷炸药轰海光寺军火器械积聚之所。此寺一毁，则天津毁矣，海防废矣。”此外，战争爆发后，白本的外交人员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也致力于谍报活动，譬如，“驻津倭领事及武随员二人……日派奸细二三十分赴各营各处侦察。’丰岛海战后，德国人满德在致李鸿章的一封信中就提醒说:“中国之驻倭使臣未归，倭国之驻京使臣未归，楼国之驻京使臣未返，非计也。何以故?中使在倭未能探听倭国军情，而倭人在中竞能洞悉中国军事。”

　　有识之士的反间谍建议

　　甲午战争爆发不久，对于日本间谍的活动，很多人有所察觉但并十分优虑。一些有识之士纷纷上奏，指出:“当此兵衅既开，〔倭人)难免不勾结内地奸民为之侦察机密。”所以，“此时中国纵有智勇深沉之将，欲出奇计，……必无一倭兵中计者，何则?事未行而机早泄也。”有人还“既虑侦探军情，尤虑煽惑土匪乘间生事以牵掣兵力”，担心“会匪”、游勇等与“倭人勾通，乘机煽惑。”因此，他们认为，战争中反间谍工作当为最要紧之事。安徽一位叫朱照的廪生的看法很具代表性，他说：“用兵之道，密其事，晦其迹。神出鬼没，变化不测，毋使敌人得知我之虚实强弱，而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可以制胜，故缉捕间谍，兵家所先。”把反间谍作为军事行动的先导。这些人还就反间谍问题提出一些具体建议。

　　首先反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保护日本间谍。甲午战争爆发后，总理衙门发了一份咨文，内容是:“日本商民之在中国者，概由美国按照公法代为保护。”一些日本间谍因而往往躲在租界内得到各国尤其是美国的袒护。据报，“有日奸在汉口租界处行走，营勇向前盘诘，正欲查拏。该倭人即持刀抗拒，避人租界。英美领事不肯交出，谓系日本安分人，即时护送其登轮往沪。”一些间谍被捕后，也有外国为其说情，比如，福原林平等二人被捕后，“上海各领事均为该倭奸存希冀”，清廷也有些担心“就地正法恐滋饶舌。”石川伍一被处决后，据驻美公使杨儒报告，美国多有责怪之意。针对这些情况，有人强调指出，“两国战虽有互保人民之条，而稽察奸宄尤应严密”，“美领事不得袒庇”，如有拿获日本细作，不必递交领事馆，由中国衙门密行监禁。”

　　其次，主张实行保甲，严惩汉奸。日本间谍往往通过汉奸为其搜集情报，据一些人分析，“倭奸之得潜伺于中国者”，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托庇于华人”，也就是得到汉奸的掩护，因而“非整顿保甲，极力搜查不能断其根株而空其巢穴”，认为清除汉奸才是反间谍的根本所在。他们提出应重治汉奸，“得其窝主，治以重法。”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人“虽有贪利忘义者，欲潜匿倭奴以济奸利，而有所不敢”。尤其是，“大军所驻各州县市镇”，更“应责成举行保甲严查汉奸。如此，则敌人无从知我举动，可无高升轮船之失矣。”与严查的同时，他们提出还必须实行安抚的办法。有人认为，很多地方由于年年发生饥荒，再加上战乱，民不聊生，百姓无以活命，在日本间谍粮、钱的诱惑下不得不当汉奸。

　　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仅仅靠严惩是不够的，更主要的是关心民间疾苦，“拔赈以重生灵，救民命以收民心。”张之洞等人还提出，日谍一惯“厚饵穷渔，多方引诱”，因而必须推行奖赏揭发的办法，并在海防重地办理“渔团”，他说:“遇有倭人雇募窥探沿海沿江军情，该渔团能将来雇之人捆送到官，讯明属实，赏银500两。”

　　此外，为易于辨认，还有人提出禁止日本人薙发改华装。由于日本人与中国人眼睛、头发的颜色一样，相貌多有相似之处，只是发式、服装不同，日本间谍在中国往往剃发改装冒充中国人，很难识别。为此，有识之士提出，日本人在中国一律禁止改华装，否则按间谍治罪。张之洞等人就反复强调:“既系安分，何必改装?……如查有华服楼人，即照奸细查办。”

　　清廷破获的间谍案

　　甲午战争中，清廷还破获了几起重大间谍案，除了上面提到的石川伍一，还有9名重要日本间谍被逮捕处死。

　　1894年9月，据南洋大臣刘坤一奏报，逮捕了2名日本间谍:一名叫福原林平，26岁，一名叫悯内友次郎，28岁。这两人都是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毕业生，8月奉根津一的指示赴东北搜集情报，他们冒充湖北商人，准备搭乘法轮去营口，因轮船推迟起程住在法租界内一家旅馆，后被人识破，9月被处决。

　　与福原林平等人被捕前后，藤岛武彦、高见武夫2人也暴露被捕。他们冒充和尚住在寺中，后被僧人发现送官，在浙江被斩首。

　　前面说过的被派往辽东半岛的6名间谍中，除1人生还，其余5人都被捕。其中的山崎羔三郎、钟崎三郎、藤崎秀最为出名，都是荒尾精的部下，在日本谍报界被并称“三崎”。

　　山崎羔三郎是日本国内秘密间谍组织玄洋社的骨干分子。1888年25岁时来上海，曾在汉口乐善堂活动数年，经常化装为卖药商人和算命先生四处活动，甲午战争前夕在汉口开照像馆。战争爆发后，偷上中国运兵船到朝鲜汉城，冒充神户华侨药材商，潜人中国军队牙山阵地侦察。因藏有指南针，地图而被中国军队发觉逮捕，在押解途中逃脱。1894年10月24日花园口秘密登陆后第三天被清军依克唐阿部下捕获，于金卅城外斩首。同时被处死的钟崎三郎、藤崎秀都是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毕业生。钟崎三郎曾扮成药材商侦察渤海湾的北洋舰队情况，后转到山海关侦察中国军队驻防和调动情报。藤崎秀曾任日军翻译官，10月4日登陆后，因所携证件不足被百姓捕获。日本谍报机关对三崎之死极为重视，占领金州后，找到3人尸首厚葬在金州城外崔家屯山上，并命名为“三崎山”。

　　甲午战争中，尽管清廷破获了几起间谍案，处死了10名重要间谍，一些人还提出了各种防谍建议。但从最后结果来看，日本的谍报活动是十分成功的。日本的胜利，既是战略战术的胜利，又是日本谍报工作的胜利。根据日本间谍提供的各种情报，“倭人唯事事先发，故能制我之死命;我唯事事后发，故始终为倭人所制。”日本人也认为，正是由于间谍的出色工作，日本才能在战争中运筹帷握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甲午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是决定近代中国与日本两国命运的一场战争。战后的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中国败了，则更加严重地陷人半殖民地的深渊。甲午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陆奥宗光在战后不久写的《蹇蹇录》一书中这样写道:“战胜的结果，对内对外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地位，加强了我国的势力，使过去曾经讥嘲我国只会模仿文明皮毛的欧洲列强从这种错觉中清醒过来;承认日本已经不是远东的山青水秀的一个大公园，而是世界上的一大势力了。”陆奥宗光引用一位英国学者的评论说:“远东大战的结果，使一个帝国的声誉日上，同时也使另一帝国的声名扫地。”

　　这场战争取得如此的结局，自然取决于许多因素，而惊心动魄的间谍战，这条与公开战线相辅进行的隐蔽战线，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事实上，甲午战争时期，日本谍报工作之所以如此成功，与清廷不能严守军事机密，不重视防范间谍有很大关系。一些间谍甚至受到清政府的保护，比较明显的例子是宗方小太郎，他1877年周游北方战略要地，就是以“学生”合法身份、持有总署发放的通行证，受到清廷保护的。在两国关系已十分紧张、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清廷还为川上操六提供大量方便，予以“殷勤接待”，李鸿章甚至视他为上宾，请他参观了军工厂、军事设施、军队操练。一些人还为日本间谍提供情报，更为严重的是，为谋求个人私利置民族利益不顾，两国交战之时。仍给日本提供帮助的也大有人在。李鸿章的外甥、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十珩为牟取暴利居然“盗卖子药济倭。得银40万两。”据记载，“我国奸商代渠办伙食等物者亦不少”，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通过上海侯补道张鸿禄‘’以米三千石售与倭人”。不仅如此，李鸿章等人在对日本间谍的处理上，明显表现出袒护之意。比如石川伍一一案，先是“匿地雷事不奏”，继而由于“供词牵涉李经方及军械所局员”，授意盛宣怀“勒天津县李振鹏改供，为李振鹏所驳斥”。后来，李鸿章又“立意不杀此人。云:‘若杀之，殊有碍于和局’”。此后，清廷又抓获几名间谍，据给事中洪良品揭发，李鸿章“不独未杀，并每人送路费一百元，闻该督以‘杀了要赔钱’为辞。”当然，石川伍一后来终于被处决，但此前种种内幕充分暴露了当时政治的腐败和黑暗。另外，由于技术落后，甲午战争时期，清廷的密电码被日军破译。当时，中国的密码编制非常原始，规律十分简单、变换很少，容易被破译。破译时间是1894年6月22日，日本由此掌握了6月6日至8月4日驻日公使汪凤藻全部往返密电，计54件。由于清廷毫无觉察，整个战争中一直未改密码，以至在马关谈判期间清廷与李鸿章的往来密电22件也被全部破译，这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教训。

　　人们回顾一百年以前的这样一段往事，不仅仅是对业已逝去的岁月作出历史的判断，也是为了提醒今天善良的人们，不要在这方面放松了必要的警惕。

　　

　　
来源: 网易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