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源于北京话，以北京话为基础，这个大伙儿都知道，所以北京话一般来说都比较好懂，除了那些特别生僻北京人称之为犄角儿旮旯具有鲜明北京地域特色的词汇。

    从明朝开始算，北京话经过了三次大勾兑，两次小冲击。

    第一次：朱棣定都北京，从自己侄子手中抢下大明江山，那次大批的南方人陆续追随新皇到北京发展，老朱家自己内部的事儿自己协调去，不说没国人插嘴的份儿，方孝孺的榜样摆在那儿，多说话连累旁人遭埋怨。大批南人北进，南方话，特别是江浙一带的语言冲释丰富了北京话。

    崇祯皇帝煤山殉国，大明朝倒了，李闯王也没成事儿，满族人进关，带来了大量以满语夹杂辽东方言的词汇，对应经成型的北京话又开始勾兑，这是第二拨儿；这就是北京话中有很多东北方言存在的原因。

    武昌城头一声炮响，革命了，溥仪皇帝让冯玉祥给轰出故宫，大清朝完了，张打赵，赵打李，忙着拉夫抢地盘娶姨太太，姨太太们打成一锅粥，劝架既费脑力又费体力，哪儿有心思管语言的事儿，什么口音都有，用的都是汉字，实在沟通不了辅助以手势，今儿住姓袁的，明儿姓段的登记住宿，买卖好的旅店顾不上装修，对员工加强语言培训就更免谈。（国民政府初定时候，定规官方语言——国语以何处方言为基础时，出现了一些歧义，议会里广东人多，当然愿意以粤语为基础开展工作为人民服务，孙中山力排众议，独挺北京话，举行了一次投票，北京话胜出，于是国语开始有了一些官方背景，算是攀上了高枝儿，可惜的是，推广工作不力，距离人人都说国语还有很大差距。）动荡时期，很多文人期望拯救这个破烂国家，于是出国找寻救国之策，远的欧洲，近的图省钱省时直接去了日本。海龟们陆续回来报效祖国，带回来一点儿新鲜之气，现代哲学宪政的一些词汇直接从日本引进，翻译都免了，反正日本字好认，这个主要是丰富了整个汉语系统，对北京话影响没有前两次大，只能算是一次小冲击，北京话略微有点儿摇摆，打了个趔趄，站住了。

    几十年一晃就过，49年，确定了常住户，大批命大没死成的革命功臣涌进北京城，从江西，从湖南，从陕北，从不知哪儿，带进来鸡零狗碎各处的话语，沙子、土、麦乳精加上北京原有的茶汤冲成一碗新的北京话，这是第三次大的勾兑。

    还有一次小冲击来自于常住户内部，坐稳了位子了嘛不是，折腾与自我折腾当中大量自创的词汇涌上街头成为一景儿，北京话被兜头打倒在地嘴啃泥，好在那个时侯已经开始推广普通话（1956年），北京话奄奄一息没多少人在意，不破不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团揉擀擦任意捏捻，北京话成了如今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半死不活行将就木的死模样,这次要了她的命！

    有几个人几部作品对北京话转变成文字立世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第一部：曹雪芹的《红楼梦》大量北京方言出现于人物对话当中，略微还有些南京一带方言的影子。

    第二部：文康的《儿女英雄传》描写叙述当中已经使用了相当多北京话中的流行语，甚至满语浸入北京话的原生态都清晰可见。

    第三位就是老舍先生，绝大多数作品以北京方言为基础，把北京话运用到了极致，恐怕没有人能够超越。

    老舍先生身后有邓友梅，萧乾，汪曾祺，王世襄等一大批作家。

    后来出现了王朔，这是改良一派，属于新北京话——进城的一批人带来的各地方言传染子女，嫁接在原有老北京土话的根基上所形成的一种全新的话语体系。

    王朔之后有刘恒，这个人有别于以大院儿出身为背景的王朔，更贴近于北京市民阶层，传承中间，嫁接过程不忒明显，《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把新北京话推到相当的高度。

    博客里有一个叫路三哥的博友北京话写作成绩不错，书店里看见过他写的书，有人说他不在了，去他的博客，确实好久没有更新过，是不是我没有办法核实，但愿是瞎说！

    至于现在那些为北京话而北京话混稿费名气的小混混作家们，虚头巴脑，北京话的皮儿，瓤儿还是普通话，压根儿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