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华是省行刚分配来的大学生，浙江大学毕业，宁波人。她长得小巧玲珑，非常典型的南方姑娘气质。我喜欢阿华，不仅因为她笑起来婉约温柔，说话细声细气，更喜欢她单纯善良，善解人意。后来和她聊天才得知，她竟然也认识我大学的好朋友阿梅。世界真的很小。

 阿梅是我刚进大学时就认识的朋友。虽然我们不同系，但是情投意合。后来我俩都分配在了南京，走动就更加频繁了。她学经济的分到了电影公司，而我学中文的却分进了银行。老天是不是故意捉弄人？

 阿梅、水华和我工作一年多之后，各自和男友结婚。但是阿梅比我和水华幸运多了。她嫁的老潘是南京本地人，一结婚就住上了位于市中心的中套公寓，而且老潘特别勤俭持家，会做一手好菜，把阿梅伺候的舒舒服服，令我们羡慕得要死。阿梅的家成了我们聚会的必然场所。到了周末，我们三对新人就聚在阿梅家，吃着老潘做的菜，看阿梅从单位拿回家的录像带欣赏外国电影。

 阿梅小两口有吃有住，小日子过得舒服，对未来有憧憬。水华和小楼，我和我家那位，结了婚还在当马路天使，等单位分房犹如等天上掉馅饼，想都不敢想。我们的憧憬，就是等有一天把家安顿在外国。

 和水华认识不久，就知道她的小楼也在办理出国手续。不久之后，水华和我成了名副其实的留守妻子。她的丈夫东渡日本，我的丈夫西飞纽约。

 在那段留守的日子里，水华和我更加珍惜彼此的友情。我们相互鼓励、倾诉交谈、乐观向上，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和水华相处得日子越久，我越来越发现，在她柔弱善感的情怀下，其实有中国女性外柔内刚、执著不言放弃的个性。

 我们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去看电影，也一起报名去补习班学外语，只不过她学的是日语，而我是英文。我们俩也骑车去南京东郊风景区郊游。到了周末，实在馋了，就去菜市场买来活鱼活虾，带去阿梅家交给老潘下厨房，我们三个女孩则躺在阿梅家的大床上看录像带。

 丈夫在国外留学，生活到底有多艰苦，我们并不知情。因为他们从来也不告诉我们，只报喜不报忧。

 有一次我正在水华办公室，小楼的日本长途打了过来。电话中，小楼说，他已经无法忍受每天吃泡面，无论如何要出去买一次蔬菜，哪怕几个西红柿也好。放下电话，阿华悲伤地哭起来。我俩默默无语。我们不明白，日本不是很发达的国家吗？怎么会连蔬菜都吃不起呢？

 有一次我在电话上，问在美国的他怎么吃饭时，他苦笑着说：“鸡腿煮面条。”我听了还挺高兴，伙食不错嘛。后来等我去了美国之后才明白，美国超市鸡腿卖得特别便宜，而且那些速成鸡腿，食之无味，咬还咬不动。那时，我才明白，他说的“鸡腿煮面”，实在只是尝尝鸡汤味道而已。

 思念虽苦，但也有开心的时刻。有一天水华兴高采烈地告诉我，她收到了一张提款单，是小楼又从日本给她寄东西了。我俩怀着好奇心，赶紧跑去邮局，取出一只又重又大的旅行包。拖回来打开一看，里面全都是质地非常好的运动衣裤，各种颜色都有。水华开心得眼泪都笑出来了。这是她的小楼去日本之后，很少有过的灿烂笑容，使整个房间都变得亮堂起来。

 我们处只有王主任办公室有一台长途电话机。有一次，我偷偷跑进主任办公室，趁房间没人就拨了越洋长途。大洋彼岸，此时此刻应该是深夜一两点钟。电话响了一阵，只听见一个年轻女人迷迷糊糊地接了电话“Hello？”我愣了一下，怎么是个女的？ 

 我说了我家先生的名字。对方不耐烦地说：“他还没回来。”我追问：“你是谁？”“我是他的同屋。”“什么是同屋？”“同屋就是住在一个屋檐下。”女人说。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脑子里一片空白。正犹豫不决要不要挂电话，一个男人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你是他的太太吧。你不要误会，我们和你家先生分担房租住在一起。当然，不同房间。这个你不懂，等你来了就了解怎么回事了。”

 我如坠入云里雾里，只好问我先生去哪了，怎么还不回来。那边的男人叹了一口气说：“他打工呢，快回来了。”“可是，这都半夜三更了呀。上班也该下班了。”我说。“你以为留学是那么容易的呀。读书要交学费，过日子要生活费，还要攒钱接你过来。你知不知道，他每次给你打电话，都是他打工辛辛苦苦赚的，是从牙缝里省下来的。”说完，对方咣当一声挂断了电话。

 我坐在那里半天，百思不得其解。我无法想象留学生活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生活状态。每次在电话里问他，他从来只告诉我他很好，很开心。也许，事实根本不是他说的那样。

(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