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忽然收到荣鸿曾教授的来信，使我必须认真考虑是否还要自费出国留学。一方面，在年龄上，我已经四十多岁，再去上学，确实是少见的大龄学生；在家庭生活上，我太太单位已经给分了住房，女儿已经上小学三年级；在工作上，我在音乐研究所不坐班，职称已经是副研究员，并且还在所里办的全国性期刊《中国音乐学》担任编委。

上图是我副研究员的职称证书，是由艺术研究院的主管部门颁发的。

上图是《中国音乐学》期刊1993年第三期的封底，有当时的编委名单，我也在其中。

另一方面，正如上次已经说到，我自费出国留学的愿望由来已久。当时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虽然不算差，但我将来的生活似乎已经定型，即在音研所继续工作，再干些年可能会成为（正）研究员，然后就直到退休了；而如果出国留学，则可能在学业上更进一步，同时还可以更多地体验和了解外面的世界，并以自己的能力去闯一闯。

总之，我经过认真考虑，不去的理由终于没有挡住要去的愿望。于是我很快用电传给荣鸿曾教授回了信，表示我还愿意去做研究生，并希望得到奖学金或助学金。此后又经过一两个来回的联系，包括填写当年正式的入学申请表格等，终于在同年五月先后收到了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全额助学金的证明（我得到半个助教金加半个助研金，需要每星期为系里工作20小时，金额包括全日制学生的学费及生活费，以后每年需根据学业及工作表现更新），以及申请学生签证要用的I20表格。学校要求我八月下旬去报到。

上图是匹大发给我的录取通知书，是文理学院当时的一位副院长于1993年4月26日签署的（音乐系属文理学院）。

收到这些，我首先去了恩师郭乃安先生家，向他详细说明了情况。郭先生及师母听了，都为我高兴，还和我聊了一些在M国生活的情况，因为他们的小儿子当时已在麻省理工学院读研。郭先生还提醒我，走之前到公证处去办一个出生公证。我当时还不太清楚出生公证有什么用，后来才明白以后办很多事都需要这个公证。幸亏郭先生的提醒，如果我那时候不办出生公证，以后再办就费事多了。

随后我开始一步一步地办理自费留学的手续。首先向音研所的领导说明情况，他们虽然对我要离开表示惋惜，但也表示理解。所长让我写了一个申请自费留学的报告，他和主管人事的副所长在上面签字同意后，嘱我到艺术研究院人事处办理相关手续。在院人事处，他们对我要走也是表示遗憾，但能理解。按当时的政策和惯例，人事处给我办了停薪留职五年的手续，并开出了本单位同意自费出国留学的介绍信，以便我到相关部门去办理出国护照。接下来办护照，办出生公证，又去办签证，虽然手续有些繁琐，但都还算顺利。拿到签证后，我用以前在英国进修时攒下的一点外汇去买了飞往匹兹堡的单程机票。这时离八月下旬我出发的日期只剩下不到三个星期了。我的出国手续能基本顺利地办下来，多亏相关人士们的理解和帮助，包括我的恩师，时任《中国音乐学》主编的郭乃安先生，当时音研所的乔建中所长和王宁一，薛艺兵两位副所长，以及院人事处的同事国欣，刘佳和金朋等。对他们，我都是非常感激的。

在办这些手续的同时，我把在所里的工作做了交接。主要是当时《中国音乐学》的审稿工作，特别是关于传统器乐的稿子不少是由我审的。审稿就是在认真阅读来稿以后，如果认为可用，要写出推荐及让作者修改（如果必要）的意见；如果不能用，则要写出退稿意见。当时手里还有几篇稿子，我都抓紧时间审完了，并向编辑部做了交代。我要自费留学的事很快在所里传开了，各部门的同事们见到我，都异口同声地说好，并表示祝贺。有位年轻同事还开玩笑地说，“你碰上天上掉馅饼了！”我也开玩笑地说，“那也得接得住啊！”

为了安排初到匹兹堡的住处，我联系到正在匹大读研的XC，他和我曾是艺术研究院的同学。买好机票后，我立刻又给XC发了电传，告诉他我到达的日期和航班，希望他能到机场接我，并帮我找个临时住处。在出发前几天，收到了XC简短而热情的回信，说没问题，欢迎我去。

出发的日子到了，和家人告别使我的心情格外沉重。到机场办好托运和出境手续，登机坐稳后，我不由得松了口气。然而心里却还是不能平静，想到此一去不知什么时候才会回来，新的环境到底是什么样的，高度紧张的半工半读生活我能否承受，完成学业后又会怎样… … 对这些问题，我心里都没有底，但有一点是明白的，那就是出国留学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要有吃苦的准备。飞机终于起飞了，随着隆隆的马达声，德沃夏克“自新大陆”交响曲第一乐章的主题在我脑海中轰然奏响，仿佛是新大陆在向我召唤 … …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