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进修期间，我先后参加了两个不同的学术会议，收获都很大。下面先说国际传统音乐学会英国分会1988年年会。

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raditional Music，简称 ICTM）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于1947年。其英国分会（UK Chapter）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来一直很活跃，每年都召开年会。我有幸参加了该分会1988年的年会。

记得1988年一月，我到女王大学后第一次与伍尔泼特博士谈学习计划时，他就给了我ICTM 英国分会当年年会的通知。会议将于三月下旬在英格兰的达廷顿艺术学院（Dartington College of Arts）举行，提交论文摘要的截止日期是一月底。伍尔泼特博士认为我应该去参加，并争取提交论文。我虽然觉得时间很紧，用英文写论文也没把握，但在伍尔泼特博士的热情鼓励下，还是决定试一试。

这次年会的议题之一是关于传统音乐的传承方式。由于我刚到北爱尔兰，如果要从头开始做某种传统音乐的研究再写论文，显然是来不及的。伍尔泼特博士建议，我可以在以前比较熟悉的中国传统音乐中选一种，对其传承方式进行研究，写出论文。英国的同行们对此会感兴趣的。

按照伍尔泼特博士的建议，我当时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谈中国传统琵琶曲的传承，包括近代流传的工尺谱与琵琶演奏的师傅对徒弟的口传等；另一个选题是从我近年对河北省屈家营“音乐会”的研究中，集中论述其传承方式，包括从手抄工尺谱，到唱谱时的加花，再到实际演奏。伍尔泼特博士听了我的考虑，表示他更倾向于屈家营这个选题。我自己也觉得屈家营的东西是近年才发现的，更应该深入探讨，于是就定了做屈家营这个选题。我先写出了论文摘要，经过伍尔泼特博士帮助修正英语，寄给会议的组委会，很快收到了批准。我又按会议要求的长短写出了论文的全文，再经伍尔泼特博士的修正，终于如期去参加了会议并宣读了论文。

正如伍尔泼特博士的预见，与会的英国同事们对我的论文表现出很大兴趣。我读完后，提问很踊跃，在会下还有人找我谈有关的问题。一个比较突出的讨论是，他们一些人研究的非洲或中东的传统音乐是纯口传的，没有曲谱；而屈家营“音乐会”是有曲谱的，而实际演奏的音乐又和曲谱不完全一样。正如我在论文中指出的，他们的曲谱只记录了曲调的骨架，而唱谱时的加花是音乐传承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代表了口传的部分。口头唱谱和实际演奏比书写曲谱要丰富得多。重要的是，这种传承方式在中国具有普遍性，很多有传统曲谱的器乐合奏都是运用这种方式来传承音乐的。

通过会上的多篇论文及讨论，使我学到了很多。会议还利用一个晚上开了个联欢会，几乎每个与会者都被邀请表演了节目。由于有少数来自亚洲，非洲和欧洲其它国家的人，加上英国本土的学者也能演奏各种传统音乐，联欢会实际就是不同国家和民族传统音乐的一个小型汇演。这使我大开眼界，丰富了对世界上不同地区传统音乐的感性认识。我是应邀带着琵琶去的，在联欢会上也演奏了传统乐曲《阳春白雪》。很多人告诉我，他们是第一次见到听到琵琶的演奏。

会下，ICTM 英国分会会刊的编辑问我是否愿意把论文发表在会刊上；我当然表示愿意。于是在当年秋天出版的会刊上，我的论文被发表在显著位置（是排在“编者的话”和年会综合报道后的第一篇论文）。

上图是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raditional Music，简称 ICTM）英国分会（UK Chapter）1988年秋季会刊（总期第21期）的封面和目录。

那是我第一次参加西方的学术会议，也是第一次在西方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虽然以后参加的会议和发表的论文多了，但那个第一次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在英国进修期间参加的另一个学术会议是“中国音乐国际研讨会”。那是1988年四月中旬由英国京士顿学院音乐分院（Kingston College，School of Music）倡议召集，该分院院长何司能（Edward Ho）教授主持操办的。这种专门以中国音乐为对象的国际研讨会至少在欧洲尚属首次。出席会议的有来自欧洲，北美，亚洲，及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地的学者，作曲家，演奏家等数十人。会议有一个议题：“音乐家对音乐学家 – 一次积极的对话”，但论文和讨论实际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使我增长了不少知识和见识。我在会上也宣读了关于屈家营“音乐会”的论文，这使英国及国际上一些学者第一次听说了屈家营“音乐会”及其基本信息，客观上扩大了这种中国传统音乐的在国际上的影响。

那次会议还利用晚上时间，组织了几场小型的音乐会，包括上海民族乐团古琴演奏家龚一的独奏音乐会，台湾著名琵琶演奏家王正平的独奏音乐会，以及臺北市立國樂團各声部首席共五人组成的“國樂室內樂團”的音乐会。这些演出使与会者更加体会到中国音乐的丰富与魅力，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那次会议还使我有一个收获，就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台湾同胞。出席那次会议的台湾同胞，除了上面已提到的演奏家们，还包括台湾中國文化學院研究所特約教授莊本立先生，臺北市立國樂團的领队李時銘博士，以及台湾《聯合報》的一位记者（可惜我没记住她的姓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南京艺术学院高厚永教授，古琴演奏家龚一先生，以及本文作者，在会上会下经常和台湾同胞交流，相谈甚欢。这种情形连与会的“洋人”都注意到了。我曾听到伍尔泼特博士在饭桌上对另一个“洋人”说，（大意）来自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开始还互相有点矜持，但越来越接近，很快就像是老朋友了。那次经历使我深切地体会到，正像人们常说的，血浓于水。

上图是臺北市立國樂團的“國樂室內樂團”专场演出后，部分与会华人上台祝贺时的合影。前排从右至左：龚一，莊本立，高厚永，王正平，本文作者；后排从右至左：李時銘，琵琶演奏家紀永濱，南胡演奏家郭銘傳，（抱歉，后面三位女士的姓名没有记录），笛子演奏家陳中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