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我经本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推荐与考核，得到国家教委主管的“中英友好奖学金”，公派到英国进修一年，专业是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

英方主管“中英友好奖学金”的机构是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他们安排我到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社会人类学系（Department of Social-Anthropology，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因为民族音乐学当时在英国最强的教授约翰 布拉金（John Blacking）在那里任教。

英国的大学教育体制和美中等国家不大一样，通常一个系只有一位教授，其他教书者都是讲师（Lecturer），教龄长者可以成为“资深讲师”（Senior Lectures）。布拉金教授当时是系里唯一的教授。由于他的研究领域主要侧重在非洲等地，而我的背景是中国音乐，布拉金教授并没有具体指导我，而是安排一位对中国音乐有研究的资深讲师伦勃朗 伍尔泼特博士（Dr. Rembrandt Wolpert）具体指导我。这样，我在进修期间就有两位导师，即中文常说的“大导”和“二导”。

我的“大导”约翰 布拉金教授

布拉金教授1928年十月生于英格兰，是国际著名的民族音乐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曾担任过国际民族音乐学学会（Society for Ethnomusicology）的主席，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的执行理事，以及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社会人类学系的系主任。他有多部专著发表，如著名的《人类具有何等的音乐才能？》（How Musical Is Man？），是这个领域的经典文献之一。

我于1988年1月到达贝尔法斯特以后，很快见到了布拉金教授。当时他已年近六十，平时教学任务重，工作相当忙，但他很注意与学生们的交流。他除了给系里主修民族音乐学的研究生开一门研讨课（seminar），系里定期举行的“研究生论坛”，他也尽量出席，并认真做笔记，还总是积极地提一些富有启发性的问题。

布拉金教授对中国怀有友好感情。他告诉我，他曾于1983年到香港出席过一次道教音乐研讨会，并应邀在会上发表了关于音乐的社会功能的演讲。布拉金教授并不主张我把研究领域从中国转到西方国家或世界其它地区，而是鼓励我继续对中国音乐进行深入研究，当然是用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后我越来越认识到，他的这个建议是很英明的。

记得1988年深秋的一天，一位来自韩国的布拉金教授的博士生来到我的自习隔间，声音低沉地告诉我：经医生检查确诊，布拉金教授患胰腺癌晚期，手术已无济于事；他知道了自己的病情，但仍然精神开朗，坚持在家为学生进行个别辅导。那个韩国同学说到这里，忍不住哭了。我当时都傻了！因为这坏消息来得太突然， 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只是用不连贯的英语说，我很震惊…… 我很悲伤……  那以后我再没见过布拉金教授。

后来得知布拉金教授于1990年1月病逝，那时我已经回国一年了。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后，我在国内的《音乐学术信息》期刊上发表了悼念布拉金教授的文章。如今他去世已近三十年，但每当我回想起在贝尔法斯特进修的日子，都会想到布拉金教授，愿他安息！

顺便记一笔，布拉金教授的那位韩国学生叫嚴慧卿（Haekyung Um），这三个汉字是我们初次见面时她写的 。她后来坚持完成了学业，得到博士学位，现在英国利物浦大学任音乐资深讲师及研究生部主任。嚴博士曾于2017年到中国大陆访问讲学，已是一位国际知名的民族音乐学家。

上图是系里民族音乐学专业的一次师生聚会，正面靠窗就座的是布拉金教授。

我的“二导”伦勃朗 伍尔泼特博士

伍尔泼特博士（Dr. Rembrandt Wolpert）是德国人，大学本科在德国学音乐理论，后到英国剑桥随著名音乐学家劳伦斯·毕铿（Laurence Emest Rowland Picken）教授读研，博士论文是研究唐代传到日本的古谱。伍尔泼特博士具体指导我的进修，平时每周和我谈一次，指导我阅读文献，并与我讨论，使我对西方的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实践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在他的帮助下，我还先后参加了两个学术会议，并都宣读了论文（关于那两个会议的情况，我将在下一篇回忆中谈到）。

伍尔泼特博士的夫人马克汉姆博士（Dr. Elizabeth Markham）也是毕铿教授的学生，主攻日本古代音乐，当时她也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作研究工作。

如果说“大导”布拉金教授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长辈学者，那么“二导”伍尔泼特博士对我来说更像是个“哥们儿”。我这么说对他并无不尊之意，而是因为他对我一点架子也没有，很多事都和我商量着来。他曾告诉我，他属狗，比我大四岁。他访问过中国大陆和台湾，学过一些中文。他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是“吴任帆”。对我来说，他既是老师，也是兄长。

那年暑假，伍尔泼特博士回德国度假期间，安排我到德国进行了为期十余天的“学术考察”，同时参与几位德国学者合作研究中国戏曲的一个项目。

原来在当时的前一年，即1987年，以德国格廷根大学东亚系（University of Göttingen, Institute for East-Asian Studies）主任罗斯纳教授（Prof. Dr. Erhard Rosner）为首的几位学者开始了一个研究中国戏曲的项目，并到安徽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伍尔泼特博士也参与其中。稍后他们把研究对象锁定在安徽的一个地方剧种 -- 庐剧，并访问了合肥市庐剧院，带回了一个新编古装戏《廉泉试官》的剧本和曲谱，准备对这个剧目做深入的研究。

我在那次“学术考察”期间，就住在巴伐利亚州维森特海德镇（Wiesentheid）伍尔泼特博士的家里。他开车带我到哥廷根大学，访问了罗斯纳教授；还带我到威尔斯堡访问了另一位自由职业的民族音乐学家。对那个研究庐剧的项目，我愉快地应邀做了一点辅助性的工作，即把《廉泉试官》全剧的曲谱从简谱翻译成五线谱，并把全部歌词的汉字和汉语拼音写在五线谱音符下的相应位置。

我那次到德国“学术考察”，是伍尔泼特博士一手安排的，所以我要特别感谢他。从我在法兰克福下飞机，他就开车来接我；吃住都在他家，由他母亲和夫人准备一日三餐。在德国期间的一切外出，包括拜访学者，以及看演出，观光等活动，都是伍尔泼特博士开车带我去的。

伍尔泼特博士后来曾到新西兰的一所大学工作过多年，后又到美国阿肯瑟大学（University of Arkansas）担任教授。他现在已经退休，是阿肯瑟大学的荣誉教授。

上图是与前一张照片所摄的同一次聚会，正面靠窗就座的是伍尔泼特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