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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好音乐,从小一直延续至今。 对此,我很庆幸,因为音乐给了我太多太多,不止是精神上的享受,还有对人生的体验和感悟,乃至在逆境中抗争的勇气,等等。
饮水思源,这个让我受益终身的爱好是怎么来的?我想,小时候家里的相关影响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我遇到的几位老师和朋友在音乐上给我的启蒙,教导和帮助。下面就对这些做一个大致的梳理与回顾。
小时候家庭在音乐方面的影响
在我家已知的长辈中没有专业搞文艺的,但我的父母却都爱好音乐。据说我父亲年少时喜欢乐器,口琴,胡琴和小提琴他都玩过,并能奏出完整的曲调。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与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很短,也记不清他对我有什么影响。
父亲年轻时
我母亲对音乐的爱好主要是喜欢唱,包括当时的流行歌曲和京剧选段。据她回忆,早年在家自娱时,她曾唱过《武家坡》和《四郎探母》等京剧选段,我父亲拉胡琴为她伴奏。那应该是他们在一起时的美好时光。记得前些年我回北京探亲,母亲那时已经八十岁了,还让我弹钢琴,她唱了《可怜的秋香》,《四季歌》等老歌。这些都成了珍贵的记忆。
母亲年轻时
由于我三岁时父母就被调到外地工作,是姥姥在北京把姐姐,哥哥和我带大的。姥姥年轻时上过师范学校,属于那个年代比较有知识的妇女。她对我们几个呵护有加,我们也从小和姥姥最亲,在外地出生的两个弟弟就没这么幸运了。我虽然不记得姥姥有什么音乐方面的爱好,但她对我们的爱好都是很支持的。记得姥姥给哥哥先后买过竹笛和箫;给我先后买过口琴和二胡。
姥姥与姐姐,哥哥和我,约1954年,姥姥52岁左右。
此外,从我记事时起,家里就有一台老式的留声机和一些78转的唱片,中外音乐都有。虽然那时我听唱片是被动的,但却很喜欢跟着听。现在回想,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和萨拉萨蒂的《吉普赛之歌》等名曲,最早是小时候从家里的唱片上听到的。后来我开始上小学不久,家里买了一台收音机,于是几乎每天都听广播。除了少儿节目和小说连续广播,经常听的还有电影插曲,外国歌曲等音乐节目。从唱片上和广播中听到的音乐对我也应该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小学教我们音乐的赵捷老师
我上的宏庙小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好学校,清末时已经建校;民国时曾是“北师附小”;五十年代曾是“西城区第一中心小学”。在我的印象里,学校很重视音乐课(当然也重视体育和图画等课程)。记得校长王凯庭的嗓音和歌唱都特别好,在校庆等场合曾多次表演过独唱。近年才得知,王校长是著名作曲家王洛宾(原名王荣庭)的亲弟弟。
我小学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是同一位老师教音乐,她就是赵捷老师。赵老师在课上不只教唱歌,还从大约二年级就开始教识谱。我的简谱知识和识谱能力都是赵老师教授和培养的。还记得一年级时参加全校的歌咏比赛,赵老师让我担任本班的指挥,并手把手地教我打拍子。后来在赵老师的指导下,我曾多次担任本班歌咏比赛的指挥。
赵老师引领我学习音乐的重要一步,是介绍我去参加北京市少年宫民乐队的课外活动。使我受到了更多音乐方面的教育和训练,并认识了我早期音乐学习的另一位恩师刘利辅导员。
2016年秋在北京,我与两位小学同学一起去看望九十多岁高龄的恩师赵捷老师。左一是邵荣久,专业琵琶演奏家,国家一级演员,曾任江苏省歌舞剧院民乐团的领导;右一是王永亮,小学合唱团的骨干,现被誉为业余歌唱家。
少年宫民乐队的刘利辅导员
记得上小学三年级时,赵捷老师让我和另外几个同学星期日到少年宫,找民乐队的刘利辅导员。因为那里要吸收新队员,赵老师介绍我们几个同学去面试。
刘辅导员看了赵老师给他的信以后,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然后让我们一个一个地试唱了一小段简谱,面试就结束了。稍后我和另一位同学邵荣久被吸收到民乐队预备队的弹拨组学习秦琴,后来改学中阮,开始就是由刘辅导员教我们的。刘辅导员本人以前是二胡演奏专业的,所以除了辅导民乐队的合奏,主要教二胡,后来他又为我们弹拨组请来了专搞弹拨乐器的老师。不管怎么说,刘辅导员是第一位正式教我演奏乐器的恩师。
大约一年以后,我和邵荣久被从预备队“升级”到民乐队,那是我第一次参加乐队的合奏。在刘辅导员的指导下,我知道了什么是总谱,什么是分谱,怎样分声部练习,怎样在合奏时又要自己演奏好,又要注意听其它声部,等等。当时我们民乐队有二十多人,曾排演过《翠湖春晓》,《瑶族舞曲》等有一定难度的著名乐曲。除合奏外,我们还为少年宫的舞蹈队和布谷鸟合唱队伴奏,并时常参加一些演出活动。这些大大丰富了我们的文艺修养与实践。
可惜大约在我六年级时,刘辅导员被派到北京郊区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民乐队的活动改由教小提琴的祖振声辅导员负责,后来又改由教钢琴的邵紫授辅导员负责。祖辅导员和邵辅导员也都是非常好的老师,他们都为坚持民乐队的活动做出了很大贡献。
1964年夏,刘辅导员从他参加“四清”的农村回北京办事,并在一个星期日回到少年宫看望民乐队的同学们和当时的辅导员。这是我们在景山万春亭下的合影。前排中间是刘辅导员,二排右二是祖振声辅导员,二排右四是邵紫授辅导员,三排左四是好友张以遒,二排右三是我。
不幸的是,刘辅导员后来在农村得了肝癌,不久就去世了。我们永远怀念敬爱的刘辅导员!
(未完待续)
我父母都是五十年代的学生,赶上中苏友好,因而我家的唱片大部分都是苏联歌曲和音乐,我当时记得的就是两个完全陌生的名字:肖斯塔科维奇和普罗科菲耶夫,很有时代特色。但小时候父母从没让我听过,直到台湾歌曲进来之后才敢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