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的话

在大批知青上山下乡的岁月里，我也被卷入其中，于1968年底到山西雁北插队，一呆就是将近五年。那时我没有别的选择，下去是不情愿的。在村里，日常都是用原始的方式干农活；另一方面，我们也利用工余和农闲时间，干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包括读书，玩乐器，偷听“敌台”的新闻和音乐等。其实生活条件差，劳动强度大，吃的跟不上，工分值低，这些都还能克服。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那种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出路，精神上的压抑和苦闷。所以在插队的后两三年，我们都在不断地努力争取离开，不放过任何可能的机会。总之我认为，上山下乡是错误的，而那种在逆境中生活的经历又是很特殊，很难忘的。这里，我要回忆的是其中一些印象较深的片段，以及后来在好友的帮助下，终于离开农村的往事。

不得已的决定

1968年，虽然是在文革期间，学校已是一片萧条。军宣队和工宣队搞过几次“复课闹革命”，但都没有“复”起来。渐渐地，出路问题摆在了大家的面前。开始是有少数同学主动要求上山下乡，他们中有人是要在农村干一番事业，有人是想在艰苦的劳动中证明自己。对这些，我能理解，但我自己不是那样想的。

很快，上山下乡就成为大势所趋，上级的分配方案就是要绝大部分人下去。我校66届的在68年夏秋之际走了两大批，一批是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批是去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插队。接着轮到我们67届：当年十月，全市各中学陆续公布了第一批分配方案，是到山西插队。西城区的大部分学校是到雁北专区，我校是到其中的山阴县，年底走。

当时表面上还是让大家报名。但在那种形势下，如果不想上山下乡，一般都得有点理由，比如本人有病，或是独生子女，或家里需要有人照顾等。我没有这些理由，虽然并不愿意下，但考虑到没有别的出路，如果这批不走，听说下一批是去陕北插队（后来果然是），条件比山西还艰苦，离北京更远。当时学校也有很少参军和留在北京工作的名额，但我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自知那些对我是不可能的。经过一番犹豫，还是不得已报了名。全校共有二百多名同学报名，大多数是67届的。

报名后分组，一个组要去一个生产大队，就是一个自然村。分组的原则是自愿结合，因为同组的人将长期生活在一起，需要安定团结。由于我一直住校，就选择了由住校的同伴组成的一组，算我共八个人，老高二和我们老初二的各四名。

就在即将出发的前几天，毛的又一个“最新指示”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他们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不必说，这对当时已经是大势所趋的上山下乡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全校又有好几个同学加入了这批要走的行列。我们宿舍的一个高中同学，本来为了躲避下乡，已经搬到北京的亲戚家住了（他家也在外地），听了广播，连夜赶回学校来报名。问他怎么改变主意了，他一脸无奈，只说了半句：“最新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