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两三年，一些人通过种种渠道离开了农村；剩下的，人心惶惶。指望上级统一安排工作看来是不可能了，大家不得不个人想个人办法。有人通过家里的关系，到部队当兵或去外地工作了，但有这样门路的人毕竟很少。当时也有来招工的，但分给知青的名额很少，能被招到专区首府大同去当工人，在当时是非常令人羡慕的结果了。

        从招工的情况看，除了需要政治条件好(主要是指“家庭出身好”)和本人表现好以外，如果具备一些文体方面的特长也很有用，因为大的厂矿愿意用有特长的人搞文艺宣传队，参加体育比赛，或画壁报搞宣传等。我们县里被招到大同去的知青，有好几位是因为有这类特长才被招上的。他们到了厂里，都成了厂球队的队员或文艺宣传队的成员。

        由此我开始想，自己有特长吗？我倒是一直爱好音乐，小时候家里的留声机和收音机都是我的心爱之物。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参加校外的文艺活动，在民乐队学习演奏过中阮，柳琴，秦琴等弹拨乐器。有辅导员教，但那时我不懂得练琴，只是满足于能把简单的小曲子弹下来。五年级时，姥姥给我买了一把二胡，没人教，就自己瞎拉。后来插队了，二胡虽然带在身边，但只是偶尔拉着玩玩。有些人的特长是因为家里有人是干那个专业的，可以跟家里人学；但我不是，我家虽然也有人爱好音乐，但并没有干专业的。这就是我当时关于“特长”的情况，难道真要用这个来找出路吗？

        就在我还没有想好，也没准备好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和本县的手工业社“遭遇”了。那是在插队第二年的秋收后，听到一个消息：我们邻村的知青老 Z，也是我校老高中的，因为手风琴拉得好，被本县手工业社招去当临时工，实际脱产在该单位的文艺宣传队拉琴。当时那个宣传队正在排练京剧样板戏清唱，乐队还缺人，大家都劝我去试试。我想，到县里当临时工总比在村里干农活强，于是决定去碰碰运气。由于我手头没有弹拨乐器，只好就拉二胡了。

        我背着乐器步行二十余里来到县里的手工业社，经过老Z介绍，见到了宣传队的负责人。他是个转业军人，挺和气的。大概聊了几句以后，他又叫来几个宣传队的骨干，听我拉琴。记得我拉了<山村变了样>和<赛马>一慢一快两首曲子，这也是我当时的最高水平了。曲罢，人家没说什么。那位负责人又单独和我谈了一会儿，主要是问了家庭情况。我出身不好，都如实向他说明了。一来我不愿隐瞒；二来听说我们知青的档案都在县安置办公室，招人单位如果需要，可以去那里看档案，所以隐瞒也是瞒不住的。最后那位负责人对我说，这事他们和单位领导还要再商量一下，并请示上级，让我先回村去等消息。

        没过几天，手工业社托人从县里传来了口信，说不能收我去当临时工，因为我的“政审没通过”！我当时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心说了：“我X，不就是个县手工业社吗，还搞什么政审！？你不要我，我还不想去呢！”虽然如此“阿Q”了一下，还是感到很凄凉：我这样的家庭出身连到县里当临时工都通不过，那以后还能去哪儿呢？后来冷静下来仔细想想，认识到既然是以特长找出路，那就需要特长确实很强，才能弥补家庭出身不好的短处。而我的“特长”并不够长，毕竟拉二胡是自学的，没有受过正规训练，水平不高；相比之下，中阮和柳琴倒是跟辅导员学的，如果能把这类弹拨乐器再好好练练，应该比拉二胡强一些。但当时手头并没有这样的乐器，又该怎样发挥这个“特长”呢？

        那年冬天回北京，当年参加校外文艺活动的老同学又相聚了，都是民乐队的。虽然大家小时候学那两下子有限，但有好几位已经把本领发扬光大，派上了用场：最出色的两位已在北京的专业团体工作；此外，有一位在北京一个建筑公司的宣传队，还有两位在东北兵团的师部宣传队，都是乐队骨干。当然也有像我这样上山下乡后，想找出路的。聊天时，我也讲了自己在县手工业社受挫的事，大家都开导我，并帮我分析，应该把弹拨乐器“捡一捡”，说不定会有机会。大家的鼓励使我感到很温暖，同时也增加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