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最初的设想是去建筑工地找活干。他认识村里的包工头，说可以做财会，但没成。他年龄大了，做不了重活，就找到一个轻快一点儿的活儿 - 去工地值班守夜。

对我们来说，这有点儿心理上的落差。在当地，爸爸也算是个人物，现在有点沦落之感。但这是小事儿，重要的是生存。我们在最初的那几年，借住过好几家亲戚的房子。因为租房子，那对他们几乎是天价。其中的窄小、局促不便自不必说，也不能长久，最后还是得花钱租房子。即使租一间很破的居室，也要五六百块钱。妈妈说，每到交钱的日子，她常常夜不能眠，因为不能眼睁睁地坐吃山空啊。住在城里，每天都要花钱。而挣一个钱，太难了。

爸爸在工地上干了两个月，没有拿到一分钱。

我现在每看到有关拖欠民工工资的新闻，心里就气愤，恨这个社会的不公、对弱者的欺凌，也对那些人同情和怜悯。 因为我深知其味。

那些打工的民工们，都靠着与包工头的乡邻关系上的信任，而不是什么法规保障他们的收入，拖欠是常有的事儿。但有时，就变成拖着，拖着，没了下文。那些民工只好打包回家。无奈一番，就这样。

干活拿钱，这不是自古以来天经地义的事儿吗？但对中国的下层老百姓来讲，甚至没有想到过诉诸于法律，讨个公道。我听过大人们的谈话，见过身边的民工家庭怎么运作。那些男人们离家舍业的，卖体力，干着繁重的活儿。妻子在家操持，辛苦种着地，担起平时男人干的活儿。眼巴巴地盼着，一段时间后，家里的男人背着铺盖回来了，满面风尘，两手空空。

我对那些贪官蛀虫们有着几乎诅咒一样的恨: 这样的昧心钱，你们也敢拿吗？不怕报应吗？一个政府，连最起码的公平正义都维持不了， 你们存在的理由何在？

爸妈只好另寻生路。刚到大城市，不会做买卖，不知怎么赚钱。他们收/卖过鸡蛋、蔬菜、鱼等等。在等待上大学的那一年夏天，我见证过那样谋生的焦虑和艰难。

爸爸一大早去市场，去郊区农民或批发的人的手里买下几大筐蔬菜，然后一整天坐在地摊儿上零卖。每斤赚几毛钱的微利。有时批发价太高，只好放弃。眼看着一整天毫无进项，只有花费，全家都不安，闲在家里不是滋味。可是忙碌一整天还赔钱，那是更糟糕的结果。

我记得有一天我们买了几大筐的西红柿，推到公园门口去卖。 一天下来我们赚了二十多块钱。我的脸被晒得红红的，可是很开心，那就是成绩非常好的一天啦！有时只挣个几块钱，有时甚至不赚钱，带回一堆蔬菜回家。

这段经历的一个影响是，我爸爸从此在市场上买菜绝不讲价还价，人家要多少他就给多少，也不去查看称的高低。我更是这样。我们太知道这个感受了! 对穷人来说，挣一毛一块钱，不容易的啊。

还有，每天多辛苦啊。那些摊是摆在路边的，夏天暴晒，冬天寒风，没有一点的遮挡。还因为不是固定摊点，人一离开，你的位置就会被站了。为了争个地盘，小商贩们在市场上动手打起来，时常发生。爸爸妈妈只好中午不回家吃饭，中午让别人看一会儿摊点，买一碗拉面充饥。早晨又急着赶早市，常常不吃饭。有时顾客多了，又没法吃饭。这样饥一顿，饱一顿的，妈妈后来得了胃病。吃也难受，不吃也难受，直到几年后停止摆摊后，才好了。

挣钱少而辛苦，这是最难的部分吗？不是的。最难受的是被欺负、被侮辱、被压榨，被不公平的感觉气愤着、无奈着。这是连回忆都不愿触及的部分。爸爸说, 那些年受了好些窝囊，受了好些狗气。他说的就是那些收税的和收管理费的市场人员。

对于小商小贩们，那些人就像催命的小鬼一样让他们讨厌无比，又惹不起、躲不掉。每天他们估算你的货物，命令你分别交少则几块多则十几块的税和管理费。不管你开张没有、利润多少，毫不客气，照收不误，马上交现金。这些小商贩们挣得都是蝇头小利，哪里情愿？先是恳求，再不就冲突、吵架。我见过那些管理人员大声叱喝，见过他们从小商贩们手里强行夺过称或秤砣，见过小商贩陪着笑脸，或找人求情，或在办公室外面眼巴巴等着，要求把称还回来。

这些爸爸都经历过。 有时甚至为的不是钱。有一天刚吹哨收摊，正好来了一份顾客，爸爸就卖了一份给他。一位市场管理人员恼怒了，强行抢称，爸爸跟他厮打起来，他抢走了秤砣。

有一回爸爸跟一个人吵，说着说着爸爸哭了，说我女儿在北大读书，需要钱，你还非要收这么多。那个人歉疚了，说，我不知道是这样的，你怎么不早说？还说以后他不收那么多了。

还有一次，爸妈收购了一些货坐长途汽车回家，中途工商人员上车，逼着爸爸交税和管理费。这根本不合常规，应该是卖的时候才交的，纯属敲诈。 爸爸据理力争，最后拿出一个当官的熟人的名头，那些人才算了。

目睹父母怎样在社会底层讨生活，对我的人生、情感都留下了痕迹。我和我的哥哥们，都深深感念父母的辛苦，努力挣钱尽快让父母摆脱这种生活。我们也因此深深地感恩他们对我们的伟大的付出！

倘若对我的另一影响，是我的权利的疏离，和对底层人的同情。我想，我永远不会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那些低于自己的人的。但对高于自己的，我反而有一种不肯低头甚至不肯妥协的清高。部分原因是本身的性格，但我也知道，部分也是因为这样的出身和经历。我对权利对人民的欺榨，亲眼所见，骨子里对它有一种冷冷的警惕。

卖菜，卖鸡蛋，卖鱼，都挣不了钱，尤其它们的保鲜期那么短，很容易赔钱的。爸妈不断打听着，观察着，想新路子。后来终于发现倒卖海米，利润高得多，也不容易烂在手里。

为了收到低价海米，爸爸妈妈跑了许多海边渔村，只要认识的海边亲戚，几乎都麻烦到了。最后找到一处比较稳定的货源。每次起个大早，坐上7-8个小时的长途公共汽车，中午赶到海边渔村，挨家逐户收购干海米。然后雇车把货物带到旅馆。第二天一早再雇车送到汽车站，中午回来。每次买回多达五六百斤的干海米，然后每天到市场上零卖，每斤赚1-2块钱， 这比卖菜好太多了，家里的经济状况开始缓解。

说来可怜，最初爸妈那点儿卖房钱，都不足以做收购一次海米的本钱。有一次爸妈欠人家钱，爸爸写了一个字条，允诺过一段时间还。海边人淳朴，爸妈去过多次，从来没闹过矛盾。

这样艰难的求生，爸爸妈妈是不是把愁苦写在脸上，把诉苦当成家常便饭？不是的，尤其他们对我，总是尽力展示最乐观的一面。他们最不愿的，就是，也让我受这 份艰辛的折磨，生活上的或心理上的。而他们自己，总觉得亏欠孩子。

 他们念念不忘的一件事儿，就是我只带了一百块钱去北大上学。我一到学校，就得买一套运动服上体育课，花了三十元钱；又买了一个月的饭票，  又花了三十；又买了洗漱用品，等等，钱马上花光了，赶紧写信回家要钱。

爸爸妈妈每次提交，眼圈都红了，觉得太对不起孩子了。可是其实我既没有恐慌，从同学那儿借钱撑了下去，并不困难；也没因此忧心忡忡。爸爸写信给我，总是以最乐观的口吻，告诉我又挣了多少多少钱，不要省钱。虽然在家里，他常常和妈妈因为高估或低估最终的利润而闹不愉快。

我第一学期寒假回家时，爸爸妈妈在火车站接我。我在人群中走出来，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却穿了件所谓的“棉猴儿”那样的又土又旧的长棉袄，而周围的女孩们，个个花枝招展的，对比鲜明。女儿太委屈了，又从不肯缠着父母要钱买衣服，这么懂事，更让他们爱怜。两人一商量，要给女儿买件漂亮的大衣。

我们一起去了商店，买了一个以他们的收入，是蛮贵的了一件带着裙摆式的红色长大衣。我穿着这件大衣，大约有一种惊艳的效果吧，在四年的大学里，不知被赞美了多少次。

 我的四年大学里，是我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之一。在我谈论着各种理论思潮，弗洛伊德，沙特，学西方艺术、美学，偶尔看着话剧电影，见识名人的光临和演讲，批判着传统文化和中国的这个那个，我的父母，正坐在街头，在烈日下，在寒风中，一分一厘地挣着，数着，寄给我，叮嘱我不要省钱。

这后果之一是，我感觉我在学校和家里的生活的巨大反差。在学校里，甚至在北京城，我都是一个天之骄子，  被人夸赞着羡慕着，住在那所如诗似画的校园里 – 一所前清王爷的宅子，本身就是一个特权。而我的母校又是一个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老师同学们平日指点江山，颇有视万户侯为粪土的傲气。

但每个假期回家，我又回到了现实，最底层的城市贫民生活的现实。住的很次，也闭塞， 与社会很脱节，父母的世界就是市场那么大，不会参与文化活动。我对自己身份的定义，从天上掉到地上。父母总是溺爱我的，温柔纵容的；家，总是温暖的。但每学期回到学校里的兴奋，就清清楚楚地证明我对另一个环境是多么向往。我甚至在多年以后，梦里还会重现那样的欢欣。

我还一定要提及妈妈付出的巨大的汗水和辛劳。和爸爸不同，妈妈是一个内向羞涩又传统的女人，她对抛头露面这一类事儿是绝不喜欢的。但为了多挣一点儿钱，她克服着她的羞涩，也在市场上摆了一个摊儿卖海米。她不善吆喝，卖得少。有时一整天的时间，也就卖上几斤。可是，她也要起大早赶早市， 呆几个小时，挣上哪怕十块八块。我一想起这些，就是妈妈坐在毫无遮拦的日头下，孤独地、忧郁地等着顾客的画面，心里很多的怜惜、感动，还有痛。这不是妈妈想要的生活啊，这不是我想看到的呀。

要是我多懂事点儿，或者在国外，这个年龄我应该想法设法去打工，去挣钱，帮忙补贴一点。但是既没机会，这个想法也不曾进过我们的脑子，爸爸妈妈就是要娇惯着女儿。我假期回家，妈妈并不希望我去市场上去看她，因为她也并不觉得那是一个很荣耀的场景。

我曾写过诗，关于我妈妈的：

您甘愿做卑微的泥土 粗糙的蚌壳

 只要

滋养您的花儿娇嫩 呵护您的明珠圆润

这也适用于我爸爸。只是不足以表达一半那种深沉和辛苦。

他们感觉苦吗？他们说不，因为有希望，因为他们有一个在北大读书的女儿，有两个正在读或读完大学或研究生的儿子。所有在市场上的商贩们，只要爸爸认识的，都知道我们兄妹三个。爸爸妈妈觉得自己的辛苦特值得!

这三个孩子，这个在北大读书的女儿，是父母忍受支撑一切劳苦甚至痛苦的动力，也是他们找到心理平衡的办法。爸爸妈妈觉得自己跟市场上别的小商小贩简单的求生存不同，他们做的是一件特值得的事业 – 培养三个大学生。辛苦里面，自有一种荣耀；牺牲背后，也有一些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