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安则身安，归不归的迷思

 和普通美国人相比，我们这些拥有更好的教育，也更愿意为了更好的生活付出的人，为什么“命中注定”要多一个归与不归的困扰？如果我们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如果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如果我们只是当初被“下放”的知青中的普通一员，那么，我们是不是也有这种困惑呢？

有时候，人类的困境和恐惧是自己给自己创造的！

机会折磨人——很多时候，你拥有太多的机会，对于你反倒是一件沉重的负担。

所以，在人们向我诉苦，自己被该不该归困扰得长夜难眠的时候，我总是让他们先问问自己：如果我没有这个归的机会，我又会做出怎么样的计划？

人是喜欢幻想的动物。“这山看见那山高”，“吃着碗里，盯着锅里”，这种任何时候都难以满足的“贪婪心”，似乎是造物主专门用来对付人类的最有威力的武器。

对于归与不归，太多的人用理性的思维做了太多的分析和比较。中国和美国，天、地、人、和，比较来比较去，最终还是得不出一个所以然来。这和你当初选择配偶实际上是一样的：你不能够也不应该用逻辑，而应该用你的心去做判断。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呀！

“祖国，那是你的母亲！海外游子，妈妈日日夜夜盼望着你的归来！”这些初读起来优美无比的文字，确实是无数次让无数的“海外““游子”们揪心。一曲“常回家看看”，也一次次让无数的“海外”和“海内”的游子们忍不住泪流满面。

 我们这代人，很多人出生和生长在农村和小城市。即使出身在大城市的，恐怕多数也是普通的市民一族。曾经大富大贵，而且还一直被保持着的，又有几个家庭？当初，当你扛着行李，离开那个小山村到某个陌生的大城市的一所大学深造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学有所成时再回故里？如果有，你做到了多少？如果没有，那又是为什么？

当然，你可以说，那个“回归”和这个“海归”，是不可比的，天壤之别。先有国，后有家，这是古训。国家强大，才有我们这些海外游子的“强大”。对于这种逻辑的对与否的论证，还是让给更有才华的人去完成吧。我只是有点小小的不明白：如果你很在乎海外游子的腰板子硬起来，而回国去服务祖国，让祖国强大，那么，那时候你早已经不是游子了，你又为什么那么在乎他人的利益呢？是不是就是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在鼓舞你？如果是，为什么又有那么多不怕牺牲的前赴后继的为政贪婪者？对于这后者，似乎是完全证实了马克思《资本论》中对于“资本家”贪婪本性的描述。马克思的“资本家”也似乎和“经济人”概念合二为一了。

那么，区别到底在哪里？就是因为，祖国是我们的祖国吗？！就是因为，那里埋葬了我们先祖的尸骨吗？就是因为，那里需要（？真的？）我们吗？

几天之前，在孩子的一场不算正规的钢琴演奏会上，我有机会和两位来自韩国的母亲好好的聊了一会。她们的心情和经历，给了我不少的启发。

那位年长的，来美国已经四十年有余。老公是位医生。一家几代人，已经出了27位西医医生了。老公的前辈，曾经是韩国最早的五位西医医生之一。得益于当年来自克利夫兰的一位美国富豪的“慷慨”捐款在南韩设立的第一所西医医学院，他们作为该学院第一批毕业生的走向社会，结束了韩国历史上中医一统天下的格局。

1969年，他老公在韩国获得了在美国一所医院的聘请，来到美国当执业医生。那时候的美国，医生奇缺，很多在国外获得美国式医学训练的人，都有资格直接来美国从业。（相比今天，很多在国内医疗界经验丰富的中医医生，在美国只能做边缘人，到底是美国人的错误，还是中国人自己固执己见的自食其果？这似乎也是一个永远没有结论的“意识形态”之争，虽然最终吃苦的也还是那些固执己见的“意志坚强”者。）

得益于医生这个职业给她的提供的长期的良好经济条件，她们一家几口在美国活的有声有色。同样有意思的是，在我的周围居住的，还有不少的在七十、八十年代来自韩国、台湾和香港的医生。那位年长的母亲，还是一位来自香港的医生的丈母娘。

几年之后，她的女儿也遵从父亲的意愿，当了一名医生。为此，她放弃了父母亲花重金长期培养出来的钢琴演奏“天赋”，到四十多岁的高龄才结婚生子。

她的儿子，在一所州立大学选择和医学没有任何可能联系的英文，作为自己的专业。担心他不能自立的母亲，在他大学毕业之后不久，于九十年代，在一个风和日丽的秋天，给了他一张单程机票，让他单枪匹马去韩国做完三件事再回来见老母：学会韩语；自立（养活自己）；娶个韩国姑娘做老婆。

今天的老母很自豪地告诉我：儿子都做到了，现在带着一家老小，在美国一所中学教英文。

“你儿媳妇英文好吗？”我问。

“马马虎虎。”她答。

“你和自己这位媳妇的父母沟通困难吗？”

“没有问题，我们会韩语。他们也时不时从韩国来这里住一段时间。”

“你的女儿为什么那么晚才结婚？为什么嫁给了一位华裔？”

“她老爸反对她嫁给白人。当初，老爸也不喜欢这位华裔，希望她能够嫁给一位韩裔。”言谈之间我明白了：就是因为老爸的反对，才耽搁了女儿的选择。女儿是在放弃了最初的白人男朋友之后，才“有幸”选择了这个虽然不是最好，但是次优的男友。

“是不是因为韩裔的选择余地比较小？现在，她老爸后悔吗？”

“我们现在和女婿的父母关系特别好，他们也是医生。也住在附近，我们经常走动。”

从这些简单化的对话，估计读者能够读出不少的味道来：很多过去自以为是的东西，最终是既害人也害己。

她的女儿，屈服于父母亲的“爱国”情结，在专业和丈夫的选择上一再做被动的调整。最终，女儿是不是应该感谢父母，应该怎么个感谢法，那只有她女儿自己知道了。

她们的儿子，去韩国娶回一个在美国没有多少自立能力的女人，对于他，是福是祸，只有她的儿子知道了。她的儿子有这个结局，到底是应该感谢老妈当初的强势？还是应该···

我很是不解：你儿子是美国人，为什么他必须“回”韩国去适应韩国的生活？他压根就没有在韩国生活过：他既不是“海”，也不存在个“归”的问题。为什么他必须“面临”“海归”的困苦选择？

言下之意，你真的需要这样做让他接受根深蒂固的祖国母亲教育吗？

“如果我不这样做，他怎么能够自立，又怎么能够离开家？”

原来，她是在忍无可忍，对于赖在家里毫无出息的儿子，拿不出更好的计谋来的情况下，才做出的这样的选择。即使如此，在“公宣”上，她还是选择了最好用的爱国牌！“如果让他去韩国，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他能够靠谁？不就是得他自己吗？”她很得意地说。“而且，还不用住在家里，让我看着烦心。”她很更加得意地笑着说。

“你不怕他不能生存吗？”

“怎么可能？！他不是有OSU的英文语言学位吗？韩国很缺英文老师的。”

“你为什么不让他当医生呢？”

“你很在乎你的儿子做个韩国人吗？”

“他会成为一个热爱祖国的韩裔吗？”

“他为什么必须娶个韩国女人，而且还是直接来自韩国的女人？”

更多的细问，答案离我们传统的想象似乎是越来越远了。

 那位三十多岁的少妇，说着很不地道的英文。和她沟通，估计只有30%的信息量有效。她在美国混的也还算马马虎虎，有点挣扎。她女儿的钢琴水平相当高，在辛辛那提的国际比赛上还好几次拿过不错的成绩。

我的下一个问题：“哪里是你们的国家？”，两位女士给予了相同的回答：韩国。

“你们是美国公民，为什么韩国是你们的国家？如果是，那么，美国又是你们的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她们都没有答案。

很容易看出来，那位年轻的妈妈，对于韩国的感情依赖，要比那个年老的强烈得多。

如果再继续问：“你们退休之后，会回韩国去生活吗？”

年长的实际上已经回答了，因为她已经七十好几，韩国对于她只不过是个记忆中的故乡而已，在那里生活的亲朋好友也已经为数寥寥。那种故乡，对于她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心理上的期待: 梦中思念，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比较少去的度假选择地之一。

而对于那位还在为生活而挣扎，为语言不通而苦恼的年轻母亲来说，更重要的，恐怕是对现实的一种怨恨和发泄而已。如果韩国真的对她那么好，如果选择生活在韩国能够让她更幸福，那么，为什么她还要选择在美国挣扎呢？就为了锻炼意志吗？归与不归，对于她，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生活选择问题。这就和很多人选择工作地一样。她必须留在这里，原因还是因为她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女儿，更为了自己的丈夫——她必须夫唱妇随！她个人的意愿永远是第三位的！

从她们身上，我更加深了自己对于祖国、生活、爱国、故乡的理解。

人都是理性的。除了亿万分之一的那些超级“精英”，和为数众多的自欺欺人者之外，对于大量的普通人，生活恐怕也就是一个好好的活着。平安就是福，恐怕也是无数“游子”和“守土者”的基本人生态度了。

人是社会的动物，人所生活的环境，所经历的记忆，对于人的心情都有很大的影响。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处境，决定了不同人的不同选择。正是这种选择的多样性、灵活性和可选择性，才造就了生活的美好和多彩缤纷。一个没有多少选择的生活，一个从开始就能够看到终结的人生，你又能够期待有多少创造和美丽？

当他人将你的选择权利最大限度地给“集中”起来的时候，你所有的，所能够做的，恐怕也就是大唱赞歌了。这说到底，不就是一种为了生存而迫不得已的自我被奴性化吗？不同的，只是在你习惯了之后，你已经将那种做法视为自然的最佳选择了。这也是为什么，生活在不同国度的人，为了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而指责对方强加逻辑的原因吧。这同时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点：逻辑的对与错是有国界的！

按照数学的原理，逻辑的对错具有普适性。逻辑演绎结果的差异，来自于不同的前提和假设。西方经济学的优美也在于，你没有必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为了一个简单的概念，换一个小小的角度，来做无休止的争论。你需要做的就是检查一下你所做假设的前提和对方的有哪些差别，而这些差别又具有多少实际上的价值，这种差别最终又能够在相同的逻辑体系下，给你带来多么大的结论上的差异。长期以来，连这种论述的合理性，也还是有大量的中国经济学家敢于站出来挑战。当初，我出国，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对于这个看上去非常微小细节性差别的不习惯！虽然几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也还是一个无名小卒，没有成为一名经济学家。

在国内目前还依然很时髦的，在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上的强词夺理，看上去像是小孩子在过家家。深想下去，你会从它所折射的社会生活环境，看出很多让你活得很尴尬的大背景。几天前，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看到了当初克林顿在访问北大时，北大学生提问的消息。如果这些提问者今天再回个头来看看当初他们（她们）自己所问的问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是对自己智慧的表现，还是对自己无知和自以为是的大暴露？一个外国总统到你的校园来演讲，你是该好好和人沟通重要的问题，还是和人家较真，显示一下自己的伟大和自己“国家”的伟大？当然，克林顿不可能用带有任何贬义的词汇来描述他的那次经历，那不是他的教养所能够容忍的。

北大都如此，你对于中国又能够有什么样的期待呢？对于这些中国精英中的精英，我很多时候真的是为你们汗颜！如此咄咄逼人，就是你智慧的表现？这也许就是中国特色了。如果你海归了，最终，这就是你的形象和归宿。难道你没有看到，大名鼎鼎的北大副校长海闻先生，在自己下课晚点的时候，还会那么自然的（强词夺理地）流露出对清洁工的强势？（如果他继续生活在美国，他会那样吗？他敢吗？如果他只是一个普通教授，他会有那么大的口气吗？这就是入乡随俗的结果，习惯成自然，是他个人所难以改变的“时代必然性要求”。在那个位置呆久了，你也会！）否则，你很难服水土！对于那两位韩国妇女，她们还没有这种忧虑。

一句话，海归和海不归，是一个完全个人性的问题。没有必要提到爱国，为祖国做贡献的高度。特别是在经济已经蒸蒸日上，什么都可以而且必须用金钱来衡量的今天。在自己的钱都“用不完”，不得不大量的廉价地“借给”美国佬花的时刻。这时候，你选择回去，无非也就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多捞一点。

这实际上也是你个人的选择，没有对错之分。但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在一个以忽悠为主体文化的当今中国，你还不得不也虚虚假假地学些忽悠的本事。否则，你到了那个曾经熟悉的祖国，获得的，也只是被人玩于手掌的寒心结果。

当一位生物学研究助理声称自己在美国放弃了45万美元的年薪而回国为祖国做贡献时，你完全没有必要当真，更没有必要去和他较真。他实际上也是没有办法之下做出的没有办法的选择。一切都是为了生活：接受他的单位需要这种公关——我获得的是美国国宝级的人才；他本人也需要这种光环——卖个好价钱。再者，即使对方想给你一个“好点的”（相对当地的生活水平，否则你没有任何理由去那里！）待遇，也还是需要一个说得出口的借口不是。

这就是目前中国生活的尴尬：在一个以忽悠为主导的文化背景下，如果你不“入乡随俗”，你又能够走多远？如果你还是坚守你在美国已经开始习惯了的价值观和为人之道，你又能够在故乡的土地上，在哪个角落找到“知音”？

如果你当前在为身份、工作所困扰，如果你心底里还在以“不行就回国”作为自己的最坏打算，那么，我奉劝你，先将这些“现实的”的议题放置一边，而问问你自己：如果你没有这个“海归”的可能性，为了一份工作，你会去中国吗？如果几十年之后，你的后代还必须再一次面对你今天不得不面对的语言、身份困境，你是不是还愿意做出一样的选择呢？

记住一句话：作为一个普通人，虽然你拥有一技之长，但你的价值最终也不过如此！为了国家的富强，你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还是不如一个小贪官稍微收敛一下自己的贪婪心来得有实效。自作多情，最终付出代价的还是你自己和你的后代。当大量的富豪和从政者打破头皮将孩子和老婆送到美国来的时候，他们背后必然有难以言语的道理和理由。

你改变不了中国，正如你改变不了美国一样！但是，如果你能够做一个善良的普通人，为身边的普通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我看，你的人生价值就已经获得很大的实现了！

除非你是那个亿万分之一的精英中的精英。如果是那样的话，你开始时就不可能有和海归相关的烦恼，自然也不可能有读到这篇文章的机会了。除非你是因为工作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