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就有朋友推荐我去看毕飞宇的书，今天看到群众又说起他，就到网上找了几篇来看。先看完“青衣”，确实好看，接着又看了“玉米”。我本来不喜欢农村题材的小说，一看之下，居然不能够放下，一口气看完了。

毕飞宇是个讲故事的高手，他的小说最突出的地方是善于营造气氛。许多中国作家不懂得气氛的重要性，结果写出来一些干巴巴的自以为是的东西来。晚霞以前说过：好的小说要写得细。其实，“写得细”的意思就是除了故事本身，还要把故事发生的背景，人物所处的环境交代清楚，毕竟所有的故事都不是独立发生的，离开了背景和环境，任何故事都是单薄的，经不起推敲的。好的小说家就像一个织网高手，会用他细心编织的网把读者的思绪和感情一把罩住，让他们跟着自己的思路前进。

“青衣”和“玉米”都是以女性为题材的小说。我在新浪看到毕飞宇的一篇访谈，他说：“说我是最了解女性的男作家我实在不敢当”他说：“一个男人一定要说他自己了解女性，我认为是一个愚蠢的行为，他做不到。因为做不到，才有艺术。就这个问题，你才有联想，才有想象力，才有探究的愿望和勇气，你一切都了解了，你还写什么呢？”

我特别赞成他的这个观点。就我个人的体验来看：把自己和身边的真实人物和事件写成小说，比写一篇虚构的小说要难得多。所有存在的东西都是一个大框子，这个框子会限制你的思维空间，使你本人在写的过程中失去很多想象和推理的乐趣。好小说应该是忘我的，作者不会把“我”藏在自己小说的主人公后面自怜自怨。完全跳出自己，连性别都忘掉，这其实是自我解放的最好办法。对于作者来说，没有比写一个从一开始就知道一切细节和结局的故事更乏味的事情了，那样就不是小说，而是纪实文章。作者在写小说的过程中，作者就象一个上帝，艺术的真谛不是解惑，而是提问，向上帝或者说是向作者本人的提问，永远的亘古不变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也许我们人类就是上帝的一件作品，上帝也许为我们想好了结局，也许没有，他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出人类，然后说：让他们去折腾吧，看能折腾出什么好来！就算上帝已经为我们设置好了结局，对于一些细节，他肯定也给我们留下了自我发展的余地，不然，他老人家可有什么好玩的呢？好的作品，应该就是上帝创造的人类，有血有肉，会自己思考。

在池莉的小说“有了快感你就喊”的封面，池莉说她“就想写一个男人”，并且认为依照她本人对于男人的了解，不相信她写不出一个真正的男人来。比较起毕飞宇上面的话，高下立见。其实，池莉并不是第一次写作男性题材的小说，她的成名作“烦恼人生”（谢谢辣豆腐提醒）的主人公就是一个男人。但是，在那个男人身上，池莉本人曾经用心地思考过，设身处地地作为那个男人来思考，而当人类思考到深层次的时候，是没有性别区别，至少没有明显的性别区别的。所以，“烦恼人生”很好看，毕飞宇的“青衣”和“玉米”也很好看。

豆秸以前曾经说，他更喜欢毕飞宇的短篇小说，喜欢他的语言和其中流露的人生态度。我也去找了几篇短篇来看，毕飞宇的短篇确实很有特色，语言是一方面，情节上的处理尤其好，常常是故事发展到高潮便嘎然而止，让你有点抓挠不着的感觉。大陆作家，尤其是小说作家的语言一向是个问题。以前有个德国汉学家说：中国有很多优秀的诗人，但是缺乏优秀的小说作者。文革把大家都弄得非常严肃，好像连话都说不清楚了，而且把人简单化得厉害，农民必定是满嘴的陕西方言，个个沉默不语，满脸刀刻一样的皱纹。我很长时间没法看现代中文小说，看完了不仅头痛而且舌头痛。毕飞宇的语言有种让人眼前一亮的别具一格，贴切，另类，但是丝毫不过分。中国老一点的小说作者大多没自己的词，整篇的成语名言，看得人肃然起敬却是一头雾水，最新一点的小说作者为了异军突起，拼命创造新词，恨不得把偏旁部首单另拆开重新定义，把中文糟蹋得够呛。其实，没有新的创意，任你花多少功夫都是白搭，不过让人看得起腻而已。

在题材上，毕飞宇的选择面算是比较广的。“青衣”写的是戏剧演员，“玉米”写的是农村女性，“上海旧事”（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写的是老上海，还有几个短篇写现代城市生活，这说明他是一个有天分的作者，具有一个好作者的最基本素质：想象力和创造力。

我对“玉米”后来加的“玉秧”的题材更感兴趣。这一篇写的是玉秧在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发生的事情。我自己中学住校，算上大学，一共在学校住读了十年。我发现在青春期的问题上，男女的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玉秧”因此显得有点似是而非，不过也许只是对于我这个年纪的人，或者我个人来说是这样，因为每个人的青春期都可能是很独特的。等我以后有时间，还没忘记怎么写字的话，也去写篇青春期小说，不过谁知道呢，太在意的东西总是写不好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