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老石彻底撤离中国，到德国安家落户，是2001年。那时候，大黑四岁，二黑一岁。

我跟老石结婚之前，我父母就忧心忡忡：一是怕我嫁鸡随鸡，总有一天远走高飞，父子母女们见面的机会少了；一是担心我一个人在异邦，孤零零没人帮忙。虽然没有明枪持剑地棒打鸳鸯，电话里多少次明说暗示，要我慎重考虑。而我向来性格倔强，何况年纪青青就独自在外闯荡江湖，我行我素惯了，自然不会把他们的话放在心头。可怜两位老人家，只能暗地里求佛保佑，但愿洋女婿在中国的工程无休无止地做下去，好让自己能够多抱几天外孙儿。

我大学读的专业是德语，工作以后，一直起愿要到德国留学，后来嫁了人，养了孩子，这个念头并未打消。到德国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当地的大学拿专业介绍，打算趁孩子小，读个学位出来，方便以后立业安身。本来靠着老石这棵树，以为可以摆弄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学个比较文学之类的专业，读完硕士读博士，读完博士，找个在学校或者研究机构的位置，又好听又清闲，利己利家。无奈当地的大学有两所，都是理工为主。挑来捡去，先选了个比较有名的电机专业，心想下无难事，只要肯攀登，何况自己中学理科好过文科，老石又是这行出身，混个文凭总不至于太难。结果去听了半学期课，完全糊里糊涂，一头雾水。叫同学从国内寄来中文的课本，也是天书一样，不明所以。看来这些年脑子里装数理化的那个部分，早就退化缩水，不复存在了。

没办法，退而求其次，于是换成德文，自以为在中国学了四年，可以申请减免几门功课，早早读完，也未免不是一件好事。去学校注册处换完专业，我直奔德文系主任办公室，把自己公证过的大学成绩单恭恭敬敬递上去。Julian教授是个矮小精瘦的中年人，他听完我的请求，清清嗓子，很礼貌地对我说：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您的大学学业，可以看成是德语语言培训班。我当时又惊又怒又绝望，却也毫无办法。（说实话，过了这些年我再来想想他说的话，只能说被他 “不幸言中”。）

百般苦恼之中，打电话去跟我的原外教倾诉委屈。我的原外教在电话里劝我：“其实你何必去读书呢？那些书读来有什么用？你为什么不直接去找工作？”

那时候我已经断定自己不是块读书的材料，听了这话，不由得更加释然——尽管我心里非常明白实际情况又是另外一回事：原外教本人手里拿着中文博士的文凭——虽然是德国大学的中文博士——她是很有条件说这样的话的。

其实，我当时的情况确实也不适合读书。德国的幼儿园一般只开半天，我每天中午两点钟就要去接孩子，如果读书，下午的课根本不能上。公公婆婆住在另一个城市，开车单程都要两个半小时，帮不了我。请过一个留学生在家里看孩子，从学校回来发现大黑坐在电视机跟前，二黑穿着沉甸甸的尿布满地乱爬，那个保姆姐姐，则在客房电脑上网，跟人聊得热闹。

就这样，我的读书梦彻底破裂。碰巧那时候家里刚买了房子，购置家具，装修，搬家，大黑升小学，二黑换幼儿园，老石忙着一个海外大工程，三天两头出差在外，而我因为孩子中文太差，又跟几个熟人朋友倒腾起一所中文学校，所以忙得一塌糊涂，日子倒也充实，并不觉得十分寂寞。

但是当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坐下来，细想从小受父母教导，为了要出人头地，辛辛苦苦一路读书，考大学，在国内的时候，也都是在有名的国际大公司供职，而且做到了一定的位置，如今眼看要一辈子做全职家庭主妇，到底心有不甘，况且德国物价高昂，靠老石一个人养家糊口，压力不小。读书不成，先随便找个工作换点零花钱总是可以的吧？

德国处于欧洲内陆，本身没有什么自然资源，经济方面，全靠出口技术产品支撑。自从全球经济一体化，德国加工工业受到亚洲和东欧的冲击，刚刚统一的那几年，还要收拾原东德的那堆烂摊子，一时间难以应付，失业率呈直线上升。象我这样的人，没有德国学位，也没有在德国的工作经验，还带着两个稚齿小儿，又住在贸易不发达的北德城市，真可谓揾工难，难于上青天。我曾经想过自劈蹊径，做点中文翻译，中文老师的事情。无奈地方太小，在我之前，这一行已经爆满，我没有本事跟人家竞争。老石也曾劝我国内四处找找，调查一下市场，看准某项产品，自己做点网络小生意，但是我从来都是做职员惯了，缺乏魄力胆量，只会安稳拿工资，没有心理承受能力去冒那份风险。

就这样蹉跎到2004年夏天，报纸上看到小小一条广告，不要文凭经验，只需英文流利。马上打电话过去询问，对方要我立刻过去面试，到了那里，才知道是一家做电子板的代理公司，总公司在新加坡，工厂大部分在中国。见面之下，两相欢喜，我连工资多少都没好意思问，就去上班了。

德国的各项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工会势力强大，公司雇一名正式员工，实际支出往往是员工本人工资的两倍还多，而且要解雇一个正式员工，道路曲折，闹不好还会被告上法庭。经济萧条以后，政府为了降低失业率，不但放松了解雇人员的规定，还在二千年初出台了一条新政策：凡是月收入在四百欧元以内的雇员，雇主只需为其交纳雇员工资百分之二十五的税款，其他各种保险一应免除。雇员则不需交税，但是也不能享有政府养老金，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这种工作被称为“四百欧元工”。

我在德国找到的这第一份工作，就是这样的“四百欧元工”。虽然在见工的时候已经知道工作性质，但是第一天上班，老板召见，告诉我工资为7欧元／小时，工作时间为14.44小时／星期时，我仍然吃了一惊。心里悄悄算算帐：一星期三次，扣除上下班的汽油费，拿到手的银两，说是“零花”都嫌单薄。老石也觉得我贱卖了自己－－在中国的时候，你的工资都比这个高啊－－但是回头一想，反正在家也是闲着，有钱拿总是好的，何况无论如何，总是一份坐办公室的工作，将来骑驴子找马，总要容易些吧？

那家公司是个小型家庭企业，除了代理电子板生意，还有一个小小的工厂，帮人加工焊接电子元件。公司里老板管市场，老板娘管财务，一个独生女儿做采购，上门女婿打理工厂。办公室除了一个中年女秘书，唯一的员工，就是我了。

老板一家原来是东德人，白手起家，想来当初确实不容易。虽然我去的时候一家人已经住上大房子，开上大车子，勤俭节约的光荣传统仍然处处发扬。工厂里的员工多数是东欧人或者没有特别技能的中年女工，工资比我高不了多少。老板娘看得紧，秘书上班打个私人电话，都要用自己的手机。如果不是时间计算单位最小为秒，欧元计算单位最小为分，我的工资和工时计算一定会被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三位第四位。有一次我得了肺炎，医生开证明不能去上班，老板娘以我是私人医疗保险，保险公司不赔偿病休工资为理由，硬是拒绝支付我那几天的工资。实际上我打听过，即便是私人医疗保险，在一定的病休时间内，这种“四百欧元工”仍然可以从雇主交纳的百分之二十五的税金里补助雇员生病期间的人工，只不过要由雇主办理一些比较繁复的手续而已。接受我电话咨询的工作署那位女士说：当然您可以坚持您的权力，可是您也要考虑到这样做的后果。

后果会是什么？我很清楚。算了，退一步，海阔天高。除此之外，我能有什么选择？

其实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已经知道要想今后有所发展，那里不是久留之地。工资也许还是次要因素，关键在于那样的家庭企业，缺乏对员工的信任，随便怎么努力，我的最高发展目标，大概只能是等到现任秘书退休，去接替她的工作。

这样混到2006年，又在报纸上看到一家中型企业招采购，查看他们的网页，原来也是做电子板加工生意，而且准备在中国开设分公司，我赶快寄了一份简历去碰运气，见过一次面，人家就通知我去签合同，当时我简直无法相信这是真的：皇天不负苦心人，这匹马，总算给我找到啦！

由于德国中小学校多数只上半天课，为了照顾孩子，说好我的这份新工作工时为每周25小时，每天去公司5个钟头。见工的时候，我自知没有采购方面的经验，所以开口要求的工资也不高，扣去各种保险税务，实际到手跟当年的四百欧元相去不远。但是，作为正式雇员，我享有国家养老金，公费医疗以及失业保险。最重要的是，比起以前那家公司，这个公司从管理到工作方法都系统化和现代化得多，对于我个人来说：一来可以学到很多新东西，二来他们正打算在中国发展，只要我勤勤恳恳，舍得从低做起，等孩子大了，以后还是有希望发挥自己的语言优势，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的。

但是事实说明，我高兴得太早了。我的顶头上司是个非常情绪化的德国男人，三十岁出头，我刚去的时候，他对我还算客气。一年以后，他跟女朋友关系僵化，心情欠佳，就开始拿办公室的同事撒气。我是新人，德文虽然还过得去，终究不是母语，部门老板说话语速快，又没有耐心解释，而且由于思维习惯的差异，我有时候对他的指示不得要领，于是隔三岔五地受到他的训斥。同一个部门还有一位跟他私人关系不错的男同事，趁机在旁边推波助澜，话里话外，意思说我生在福中，不用养家糊口，既然有钱去意大利旅游，上班不过是为了消遣，不负责任，等等等等。我自认是个对待工作兢兢业业的人，从中国到德国，即便忍气吞声在那个小公司做事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让老板对自己不满意过。来到这个公司，更是一心一意，宁可让骇子放学一个人在家挨饿，也要把手头的重要事情处理完毕才肯收工。被他们这么一指责，首先反躬自省，认为自己努力不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于是更加认真，上班有点空闲时间，就查资料学习电子元件常识。后来我知道，人分九种，我的这种态度只能对待君子。实际上，我越谦恭，他们就越嚣张，随便我做什么，怎么做，总是不能讨好。甚至于当我有一次忍无可忍，含泪离开办公室以后，他们竟然背后对我破口大骂，说了好些不堪入耳的话。

对于我来说，2007年是黑暗的一年。多少次回家的路上，我坐在车里放声大哭，晚上噩梦不断，总是梦到在公司里定错了货，算错了价钱，被经理喝斥收拾东西回家。我生性好强，对于家里人，向来报喜不报忧，这种事情，当然不愿意讲给老石听，免得他担心。但是生活在这样的工作环境里，每天上班就像是去赴鸿门宴，战战兢兢，不知道又会触上什么样的霉头，心情怎么好得了？有段时间，我的情绪达到最低点，以至于怀疑自己患上了抑郁症，想到今后每年都要经历这样生不如死的日子，几次开车回家的路上，居然恨不得打偏方向盘，连车带人撞在街边大树上，结束这样地狱一般的日子。

心情不好，周围人也跟着遭殃，最倒霉的还是老石和孩子。在老石多次表示对我的情绪变化不理解之后，终于有一次，我忍不住跟他述说了我在工作中遇到的所有烦恼。老石默默听完，对我说：你干脆辞职吧，咱们也不靠你那几个铜钱买米，何必受这份鸟气？

一语惊醒梦中人，我仔细思量：是啊，我活了三十几年，一向勤力为人做事，到如今，虽然事业上一无所成，怎么说也是一个优秀男人的妻子，两个优秀孩子的母亲，一个不大不小的中文学校的校长，工作之外，熟人朋友对我都是尊敬友善。可是这一年来，为了这半斗米，自己连做人的尊严都几乎丧失殆尽，还连累家人跟我受委屈，真的值得吗？

任何人做任何事情都会有所付出，但是这种付出应该是有界限的，而你一定要弄清楚你的界限在哪里。听了老石那番话之后，我豁然开朗：对于我来说，一份职业再宝贵，再难得，它不能够超过我自身尊严的价值，一份职业再重要，比不过家庭安宁和谐的重要。从那时起，我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同时也改变了对待工作和同事的态度。不就是一份工作吗？除了尽我的能力做好它，我还能怎么样？至于我的顶头上司部门经理，他不尊重我，我又何必费尽心机讨好他？这是个人人平等的社会，我没有必要在任何人面前低声下气，点头哈腰。我学会了哼哼哈哈，不亢不卑，甚至阳奉阴违，既然当面说话要被顶回来，我就少说话，有不懂的地方先请教其他同事，不得不跟那两位交流的时候我就写邮件。反正我已经做好了收拾包裹回家的准备，还有什么能够让我害怕？

我的这种消极抵抗态度收到极大效果，当然，这跟部门其他同事的帮助也有很大关系－－我后来才知道，我们部门每个同事，都经历过，甚至仍然经历着这样的阶段，只不过我中午就下班了，没有很多机会跟他们做进一步的交流，他们也没有很多机会对我表示同情和支持－－这样又过了一年，也许是部门经理跟他女朋友的关系减压，也许其他同事的暗示起了作用，他和另外那位同事对我的态度逐渐好转，虽然他们仍然会在办公室里指桑骂槐，挑刺找茬，我却早以学会对此充耳不闻－－自尊和自信本来是一个人最好的防身衣。

去年秋天，我自费报名参加了一个业余进修班，学习工业经济管理。做这个决定，一方面是觉得自己有必要深入了解一些德国企业的工作管理程序，另一方面，当然暗地梦想那一纸德国证书拿到手后，可以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进修班每两周周六和周日全天上课，一共九门课程，维时一年半。我们班十四个人，我是班上年纪最大的学员。坐在那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中间，不由得心头感叹：少时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年轻的时候，仗着几分小聪明，恣意轻狂，如今一把年纪，还要背诵经济理论，算是自作自受吧。

我小时候觉得30岁就已经老得不得了，可以说人生到了尽头。我现在38岁，如果不用染发水，你会看见我满头参差的白发。每次和母亲通电话，她都会感叹我辛苦：一个人带孩子，要上班，要上学，要操心中文学校，还有那么多家务，可怜！换了前些年，我也会可怜自己：二黑刚刚出生，家里没人，我发高烧，自己不知道，从凳子上摔下来，一个人在地上昏迷了十几分钟才清醒过来；老石出差，二黑碰破了额头，我还不会开车，一手推着满脸鲜血的二黑，一手牵着四岁的大黑，一路跑，一路跟人打听医院在哪里；出了车祸，从翻了两转的车子里爬出来，首先想到的是打电话回家去问问孩子是否吃过中午饭......现在我38岁了，这些前尘往事，反而难得想起，也没有时间去想。我骨子里是个非常粗糙的人，日子也过得粗糙：孩子放羊一样地养大，家里乱七八糟，花园里零零落落，从来不会温柔地对待老公和父母.....但是粗糙的日子也有粗糙的快乐，我会劈柴，会给房子刷浆上漆，会用木板搭柴火棚子，会作简单可口的晚饭...我的日子粗糙而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