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

（一）
我下班回家，那个女人正坐在我公寓门口的楼梯上，身边放着两个巨大的旅行箱。

看见我，她站起身来，一下子从楼梯上扑过来，紧紧地抱住了我。

“你总算回来了。” 她兴高彩烈地说。

我挣扎着推开她，往后退了一步。

“对不起，小姐，”我惊魂未定地喘着气：“你，你，请问，请问你是哪一位？”

她脸上的一团高兴顷刻间霜冻成一个冰面具，尴尬地挂在那里。然后她把一双小鸟一样怯生生的眼睛对准我，两个褐色的眼珠子一动不动，满是不可思议的询问的神情。可是我的态度是百分之百的认真，她脸上那个冰面具受到我这种态度的熏烤，慢慢地化成一滴滴的水，从她的眼角流出来。

“我才走了不到两个月，”她抽抽搭搭地说：“你怎么能够这么绝情…”

“可是，对不起，”我的嗓子发干，脑子里拼命地过电影：“可是我不认识你啊。”

她不说话，垂着眼睛，撒着手，定定地站在我面前。冰面具的含水量不小，几个大水珠子打在地上，啪啪啪地湛出两三点水痕来。

楼梯上传来脚步声，住在楼顶的邻居老太太跟我们打了个招呼，灰色的眼睛好奇地看看她，又看看我。

“小姐，” 我干咳一声：“这样吧，我们进屋再说，好不好？”

她抬起头来，脸上的冰面具完全融化了，底下开出希望的花来。

我正要关门，“我的箱子。”她怯生生地说。

我只好把那两个其重无比的东西给扛了进去。

她径直走到门边的衣架跟前，轻车熟路地从鞋柜里拿出一双绣花拖鞋换上，然后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拖出来一个红色的女式小提包，打开，拎出一串钥匙来。

“啊，”她惊喜地叫起来：“我就知道准放在这儿了，我老是这么丢三落四的。”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看着我，神情更象一只怯生生的小鸟了。

我有点晕头转向。

“等等，”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你是谁。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 “耳朵，”她愤怒地说，小鸟一样的眼睛瞪得更圆了：“开玩笑也没有这么过分的。我是你老婆，茹愿。”

茹愿，这个名字我从来没听说过啊，我拼命地回忆。

“我知道是我不对，”这个叫茹愿的女人接着说：“我不该耍脾气，扔下你自己回中国。可是我们结婚这么几年，你不能用这样的手段来报复我。”她又抽搭上了。

“茹愿小姐，你肯定弄错了，”我兴奋地发现了一个救生圈：“我还没有结婚，不信我可以给你看我的护照。”我尽量客气地说。

她冷笑一声，转身走进我的卧室。我跟了进去。

她走到床边的小柜子跟前，用那串钥匙里的一把打开中间那个上了锁的抽屉，从里面找出一张纸来递给我。

这是一张德国户口纸。上面第一行，清楚地写着：过耳风，男，已婚。

我一下子懵了。

再看下去，我的后面，还有一个人的档案：茹愿，女，已婚。

在户口纸的最后，一行深黑色的小字注明：过耳风先生和茹愿女士，于2003年3月23日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汉堡市艾姆松区公证结婚。

我汗如雨下。这怎么可能？

“不对，你这个是假的，”我高喊起来，也从那个抽屉里找出我的护照，翻开第一页给她看：“你看你自己看我的护照上面写得明明白白未婚这是有照片的我的照片。”

“耳朵，你…”她吃惊地看着我： “你怎么回事？你的护照是五年前换的，我们结婚才三年啊。” 她担心地说，眼光突然变得又忧虑，又悲伤：“是不是我出走的事情对你的刺激太大了？”

“胡说，”我一把挡掉她伸过来的手：“如果说我们两个中间谁有病的话，那是你，不是我！”

她的神情一下子僵硬起来，脸上一抹受伤的神色匆匆掠过，一闪即逝。“你一点没变，”她耸耸肩，决定作出一幅无所谓的姿态来：“反正我习惯了，随便你怎么说吧。”

说完，她转身回到客厅，把我一个人晾在卧室里，就像一个因胡闹受到惩罚的顽童。

我又跟进客厅。

她自顾自地打开那两个巨大的箱子，从里面拿出一大堆花花绿绿的衣裳，书籍，吃食，分门别类，放进柜子里，冰箱里，动作熟练，线路准确自然，真的好像在这里住了一辈子一样。

“如果，”我要做最后的尝试：“如果你真是我太太，为什么我家里没有一张你的照片？为什么我衣柜里没有你的东西？”

她扔给我一条“阿诗玛”，叹了一口气，说：“看来你真的受了刺激。我跟你吵架，走的时候，把我们的结婚照撕了，把我的东西都带走了。可是，我这么做是为了气你啊。你做了那么多对不起我的事情，我都忍了，你就不能让我也耍一回脾气吗？”她说着，泫然欲泣。

跟这个女人实在是有理说不清，我决定放弃，以不变应万变，看她怎么把这出戏演下去。于是我把自己扔到沙发上去，打开了电视。

这时候电话响了，我几乎是扑上去拿起听筒。

是珍妮，我的众多的女朋友之一。她说今天要赶一个报告，要迟半个小时才能来。我赶忙说不要来我家了，我还没有采购，随口跟她约了到“Lucio”去见面。

我讲电话的时候，她停止了整理箱子的工作，全神贯注地看着我。

我装作没注意，放下电话去冲凉。

从浴室出来，我裹着浴巾去卧室换好衣服。她走进来。

“我知道我错了，”她小声说：“这两个月来我想清楚了。我不能改变你，但是我可以尝试改变我自己。以后你要干什么，我都不会拦你，只要，”她的声音抖得厉害：“只要你每天晚上都回家来。”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什么都没有说。

我走到门口的时候，终于鼓足勇气，回头看了她一眼，说：“如果你休息够了，要走的话，不用等我。门带上就行了，不用锁。”

她站在门厅尽头，脸藏在夕阳的影子里，孤零零的。

晚上我好容易说服了珍妮，独自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深夜。卧室里灯亮着，她居然半躺在我的床上睡着了，被子上扣着一本杂志。

我有点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到客厅里去睡沙发。但是她被我惊醒了。她欠起身，睡眼惺忪地在我的嘴上点了一下，说了声晚安，随手拉熄床头柜上的台灯，转过身就又睡着了。

这个女人到底是谁？

我躺在床上，把自己从小到大认识的女人，有关系的，没关系的，通通过了一遍，实在想不起这个人来。可是，她怎么会叫我耳朵？耳朵这个小名，除了我父母，只有我的师妹鼻子知道。我鞋柜里有女式拖鞋，这个不难解释；衣架上也许会有哪个女人忘记了的提包，可是她怎么会有我的钥匙？我从来不给女人我家的钥匙。那张户口纸呢？是怎么回事？

我想起以前看过一部电影：在一个大城市里，所有的房子都是一个样子。有一天，一个男人开错了门，走进一个女人的家里，两个人就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地过起日子来。

记忆是什么东西？是真正发生过的？还是我们想要记住的？


思维上升到哲学的阶段，就说明我已经开始做梦了。

（二）

噩梦醒来是早晨。可是第二天早上醒来，无论我如何拼命揉眼睛，身旁这个女人，无疑是个揉不去的噩梦。

我的第一步行动，是要证明自己没有病。

我想得起可以帮我做这个工作的第一个人，是我的师妹鼻子。我和鼻子从小比邻而居，情如兄妹，我的所有重要的人生选择，都征求过鼻子的意见，如果我真的结过婚的话，即使我不告诉父母，肯定不会不告诉鼻子。

鼻子在美国，对我一大早把她从床上揪起来很不感冒。“你又破产啦？”她睡意朦胧地问。

“鼻子，”我决定直奔主题：“我问你，我结过婚没有？”

“什么？”她有点不相信。

“我结过婚没有？”我又问了一遍。

“你有病啊？”她生气了：“你大清早不让我睡觉，就为这个？我怎么知道你结过婚没有。”

“我是认真的。”我陪着小心。

“我也是认真的啊，”鼻子打着呵欠说：“从二十多年前，你就开始告诉我，你要独身一辈子，你要结婚了，你又要独身了，你已经结婚了，你还是要独身一辈子了，你这一回肯定要结婚了，你还是独身吧，你差不多算是结婚了…你状态这么多，我怎么搞得清楚？”

鼻子的口气听上去不像是开玩笑。这时候我才想起来鼻子和我的关系其实并不是手足之间的亲密，事实上，自从我到了德国，她去了美国，我们心情有起伏的时候，就互相通个电话，或者写封电邮叙叙旧，我知道她结婚，生了孩子，但是她是不是已经又离婚了，或者又生了孩子了，她现在在哪里上班，这些问题我向来不关心，想必反过来，我对于她也是如此。我从来没有想到过邀请她一家人到汉堡来，她也没有要把老公介绍给我认识的意思。对于我来说，鼻子是一种单独的存在，和其他事情不相干，和环境也不相干。有时候她半夜里打电话过来，不为别的，只是为了证明她的师兄耳朵确有其人。在这件事情上，我了解她就象了解我自己一样，所以从来不以为怪。

但是我找鼻子还有另一个原因。

“鼻子，”我严肃地说：“你老实说，你最近有没有伙同别人来耍我？”不能刮我怀疑，鼻子是一个非常爱开玩笑的家伙，有一次差点把自己的老公开掉了。

“你有病！”鼻子斩钉截铁地挂断了电话。

放下电话，我十分沮丧。我还可以去找谁呢？我有很多朋友，男的女的，我的电子计事本通信录有好几十页。可是我向来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一个自由自在的人。跟男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谈论体育运动，一起打球，倒腾旧摩托，玩音响；跟女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跟她们调情，做爱。我的人生回忆是由这些朋友和情人的名字组合起来的，但是每一个朋友，每一个情人，都只是这份回忆的一段，甚至只是这一段的某一个侧面。我的私生活看似绝对开放，每个人，包括我的情人，都知道我朝秦暮楚，不受拘束，他们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很快乐，因此而爱我。但是我究竟是怎么回事，谁也不知道，也许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下班的时候我故意在一份工程部的计划上吹毛求疵，叫了外卖到办公室来吃，拖到很晚。回家打开门，看到鞋架上那双高跟鞋，我的希望又落空了。

屋子里黑灯瞎火，我打开灯，看见她坐在沙发上，旁边一堆杂志。

“你回来了？”她如释重负地说，有点讨好。

我不理她，独自到浴室里去刷牙，准备睡觉。

我刚躺上床，她走进来，怯生生地：“嗯，你给我做点吃的吧，我肚子饿了。”

“什么？”我一下子跳起来，是可忍，孰不可忍？“你有没有搞错？这么晚了，难道你自己不会弄点东西吃？”

她的脸红了：“我不会做饭，这个，你是知道的呀。”

我看着面前这个自称是我老婆的女人。这个女人，身材干瘪，相貌平常，没有一点地方可以跟我那些风情万种的女朋友相提并论。我一向有发掘女人优点的特质，但是她？！

“你说你是我老婆，” 我一直问到她脸上去：“你连做饭都不会，我怎么可能娶你？”

她委屈得不行：“你说的，你不在乎，你会做饭，你要为我做一辈子饭。”

天哪，这么肉麻的话，亏她编得出来！

我愤怒地盯着她，她也盯着我。她的小鸟一样的褐色的眼睛里面，有一丝非常委婉但是却又非常坚决的东西，这东西我似曾相识，但是一闪念间，又陌生不已。我心软了，在女人面前，我向来是以心软著称的。

我叹了一口气，转身走进厨房。


（三）
两个月了，她一直没有走。

她的存在，对我的生活是一个很大的威胁。首先，我不得不推掉或者转移和很多女人的约会。其实就是和别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也经常心神不定。她们很奇怪，不知道这是不是我耍的新把戏。可是我哪里有心思耍把戏，每次约会之后，无论我多晚回家，她总是在等我，当然没有吃饭。这个女人一定是个疯子，她不吃外卖，不吃现成食品，只靠我亲手做的饭菜维生，哪怕是我给她泡一包方便面，她也吃得津津有味。有一次我故意在外面待了一整个周末，回到家，她已经饿得奄奄一息，被我灌了一大瓶盐糖开水才恢复过来。

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就跟我玩扑克牌。她会用扑克牌猜测我的思想，可怕地准。不玩牌的时候，她就给我讲我的故事，从小到大，她似乎对我的人生了如指掌，甚至知道我和鼻子小时候偷偷换衣服穿的事情。

听别人讲自己的故事，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在那些故事里，你不是你自己，但是你又是你自己，让你又惆怅又向往。很多事情，连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了，她却能够讲得头头是道，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推敲。据她说，这些故事都是我以前亲口告诉她的。日子久了，我越来越糊涂，真的开始怀疑自己得了失忆症。

这样下去不行，我得找个人分析分析。

正好这天接到萨那的电话，说她要到汉堡来出差，问我有没有时间见面。

萨那是我的一个很特殊的女朋友，介于哥们和情人之间。我们在中国认识，后来她回英国，我几经周折，到汉堡落了脚。我们一直保持着坦诚而亲密的关系。有一次，萨那的母亲到汉堡观光，我受萨那之托，要做东道主。

萨纳的母亲恺西虽然徐娘半老，风韵却丝毫不逊色年轻的女儿。到我家后，她径直先去冲凉，我在客厅把长沙发放下来，布置成一张床的当头，凯西穿着浴衣，浑身飘香地走过来。我回避着她的眼光，客气地问她，想在哪里睡，客厅还是卧房？

凯西仔仔细细地打量了我半天，缓缓展开浴衣，笑嘻嘻地问我：You don’t want this?

浴衣下面，一个呼之欲出的成熟的胴体。

Of course！

第二天一早听到电话里萨那的声音，我有点心慌。但是

“Hey,”萨那迫不及待地问：“tell me, who is better, my mum or me?”

所以当我和萨那坐在土耳其餐馆吃晚饭的时候，我把那个突然出现的老婆的故事简略地告诉了她。

萨那很感兴趣地听着，脸上是一幅好奇得不得了的神情。

“她漂亮吗?比我怎么样”不等我说完，她就问。

我摇摇头，说比你差远啦。

“Is she good?”她又问。

我领会到她的问题，我说我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

“You idiot”，萨那无限惋惜地摇晃着一头卷曲的红发：“You are so stupid。”

然后她饶有兴趣地凑近我的耳边，轻声建议：“不如，咱们来个三人行吧…”

我看着她那张眉飞色舞的脸，哭笑不得。

无论如何，萨那算是好说话的，那天晚上，跟她告别以后，我满心遗憾地回了家。

鞋架上那双高跟鞋还在，这些日子来，每次看到那双鞋，我心里竟然有了一点安慰的感觉。可是今天不同，门厅里乱七八糟，鞋架上集满灰尘。我走进客厅，客厅里也是一团凌乱，我的怒气篷地一声自肝而上。

“家里这么乱，你也不收拾一下？”我大声斥责。

她喜悦的笑脸一下子冻住了，低下头去。

“你不会做饭，不会收拾屋子。你到底是谁？究竟想干什么？”我干脆一泄到底。

她抬起头来，脸上一片苍白，但是小鸟一样的褐色眼睛里，那末似曾相识的东西，这时候更加委婉，也更加坚决。

“我告诉过你的，”她小声地，一字一顿地说：“我是个女人，我只想爱你。”

我象遭了雷轰一样，这句话，我是听过的，也许是很多年前，也许，竟然就是在昨天。一瞬间，似乎有很多片断闪过，不过他们太灵巧，太滑腻，我抓不住他们。

我定一定神，垂头丧气地坐到沙发上去，心有不甘地问：“那你每天那么多时间都怎么打发？”

她看出来我的态度有所缓解，开始高兴起来：“我每天都跟着你出门，然后在你上班的地方附近转悠，等到你下班，又跟着你回家。”她得意地说。

我不可思议地望着她。

“我是，我是担心你，”她不好意思地说，有点脸红：“我不在的时候，怕你出事。”

（四）
这一天我心神不宁。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这个女人的话。她的话，不只是肉麻，简直是疯狂。也许，她真的是个疯子？

上班的时候我不时往窗外张望，窗外是一条僻静的小巷，周围看不见一个人影。

如果她真的是个疯子，这个问题就简单了。我想。

下班，我同往常一样去公司车库。车库在两条街以外的地方，我穿过一条街，在拐弯处停下来，又向四处张望了一下。

事情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一辆车飞快地从左边窜出来，冲向我。我还没有来得及做任何反应，已经被一个人，一个瘦小的女人，推出两三米之外，跌倒在地。

刹车声，尖厉无比。

（五）
茹愿从医院回家的那个夜里，在洒满玫瑰花瓣的床上，我缓慢而温柔地进入了她的身体。

月光下，她的脸色痛苦而隐忍。

“怎么了？你不喜欢？”我轻轻地问她。

“不是，”她又是那样不好意思地说：“你知道的，我不喜欢…这个，但是，”看到我失望的表情，她赶紧补充说：“我喜欢的，我喜欢我们两个这时候亲密的感觉。”

霎那间，记忆排山倒海，迎面而来。

五月的草地上，迎春花的花瓣象雨一样飘下，我的身下，那个年轻的女人，脸色也是这样痛苦而隐忍，小鸟一样的褐色的眼睛里，也是这样一片海一样的温婉和坚决。她张开口，呼气如兰：

“我是一个女人，除了爱你，什么也不会。”

她的声音，因为平静而颤栗，因为快乐而痛苦。

这个声音，我认识了一生一世；这个女人，我认识了一万年，也爱了一万年。

我把头埋在她瘦削的颈间，泪流满面。

（六）
第二天我收拾停当，准备早点下班回家，给她一个惊喜。

我的车开到我家那所黄色的房子跟前的时候，我看见门口停了一辆白色的大车，车门敞开。我下了车，刚要进门，大门开了，一群人涌出来。其中一个瘦小的女人，被两个高大粗壮的男人反押着手臂。

“茹愿！”我惊叫起来。

她看了我一眼，眼神陌生，脸上毫无表情。
一个穿白衣服的中年德国男人走到我跟前，问：“您是过耳风先生？”

我点头。

“过先生，”他严肃地说：“这个女人，”他用手指指已经被压上车的茹愿，“是从我们精神病医院偷跑出来的病人。我们找了她很久了。我希望，她没有给您造成太大的损失。”

“不可能，”我大声喊道：“她是我太太。”

中年男人看了我一眼，打开手里的黑皮箱，找出一个小本子来递给我。

我翻开本子，上面有茹愿的照片。

“这是什么东西？”我不耐烦地质问。

“徐茹愿，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中年男人公事公办地说：“她已经多次逃离医院，到处行骗，声称自己是别人的太太。她的行骗对象主要是像您这样的单身男人。”

“这怎么可能，”我想，他们一定是弄错了：“她知道我所有的事情。”

中年男人同情地看着我：“过先生，记忆是一件奇怪的东西。有的时候，它只是一种愿望，而不是事实。但是，徐茹愿怎么能够说服那么多男人相信她，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谜。我们一直在对她进行特别监护和研究。”

司机在吹促中年男人。我冲到白色大车跟前，挡在车门口，我不甘心，这不可能是真的。

“可是，可是我爱她。”

听到我这句话，车上的几个人都打了一个寒颤，小心翼翼地掉过头去，不想看见我。而茹愿，她突然疯狂地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气都喘不过来。两个男人赶快按住她，把一根针管插进她的手臂。

中年男人摇了摇头，一只脚已经跨入车门，又回头对我说：“Liebe ist,”他眼睛里的一丝同情飞快地消失了：“bloss eine Illusion.”他坚决而残忍地说：“nicht mehr als das.”



24.03.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