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之清水
沧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吾缨 沧浪之水浊兮 可以濯吾足
正文
| 屈原既放, 游于江潭, 行吟泽畔, 颜色憔悴, 形容枯稿。 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 屈原既放, 游于江潭, 行吟泽畔, 颜色憔悴, 形容枯稿。 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 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 众人皆醉我独醒, 是以见放。” 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 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 何不氵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 何不 哺其糟而其酾？何故深思高举, 自令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 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 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 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 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用现在的话来说： 屈原已遭到放逐，浪游江边，吟咏湖畔，面容十分憔悴，身体骨瘦如柴。 渔父看见他，就问道：您不是三闾大夫吗？为何落到这种地步？ 屈原说：世人都浊我独清，众人都醉我独醒，因此被放逐了。 渔父说：圣人不可拘泥于外物环境，而能够与世俗共同变化。世人都混浊不清，你为何不搅泥沙扬波澜？众人都醉生梦死，你为何不吃酒糟喝薄酒？为何要忧国忧民举止清高，自己弄得被放逐？ 屈原说：我听说，刚洗了头，定要弹弹帽子；刚洗完澡，定要抖抖衣裳。怎么能让洁净的身子，蒙受肮脏之物的玷污？我宁可投赴湘江碧流，葬身在鱼腹之中，怎能让莹洁的身躯，去蒙受世俗的尘埃？ 渔父听后微微而笑，摇起船橹顺流而去，唱道：沧浪之水清啊，可以洗我的帽缨；沧浪之水浊啊，可以洗我的双脚。于是径自离去，不再与屈原说话。 这位渔夫所唱就是“沧浪歌”，见于《楚辞·渔父》。 “沧浪歌”在《孟子》中称“孺子歌”。 《孟子·离娄上》：“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 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 则何亡国败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我缨, 沧浪之水浊兮, 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 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 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 犹可违；自作孽, 不可活。’此之谓也。” 意思是说：“不仁的人难道可以同他商议吗？他们眼见别人的危险无动于中；利用别人的灾难来取利；把荒淫暴虐这些足以导致亡国败家的事情当作快乐来追求。不仁的人如果还可以同他商议，那怎么会发生亡国败家的事情呢？从前有个小孩歌唱道：‘沧浪的水清呀，可以洗我的帽缨；沧浪的水浊呀，可以洗我的两脚。’孔子说：‘学生们听着水清就洗帽缨水浊就洗脚这都是由水本身决定的。’所以人必先有自取侮辱的行为，别人才侮辱他；家必先有自取毁坏的因素，别人才毁坏它；国必先有自取讨伐的原因，别人才讨伐它。《尚书·太甲》篇说过：‘天给造作的罪孽还可以逃开，自己造作的罪孽逃也逃不了。’正是这个意思。”（杨伯峻《孟子译注》） “沧浪歌”和“孺子歌”，歌唱的都是我与沧浪之水的关系：水清时我该如何，水浊时我当怎样？水浊时是随波逐流，还是逆流而上？这实际上是一个人生哲学问题：作为生命主体的个人应当如何处理与水、与自然、与社会乃至与客观外部世界的关系？ 水与人生的关系十分密切。《老子》哲学中，水“几于道”。老庄的守柔处下、不满不盈、清心寡欲、心如“止水”等，都来自水的启示。孔子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更是千古名句。 水是哲学思维的重要对象。《周易》号称“群经之首”，八卦中的坎卦为水，兑卦为“泽”，也是水。箕子向周武王陈述经国大计，以水为五行之首。古代中国和西方的哲学家在追寻世界的本原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水。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把“水”作为世界的本原，《管子·水地篇》也提出“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的命题。 河水日夜奔流，触发多少哲人灵感。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因为在第二次踏进河流时，人已不是上一次的人，水也不是上一次的水，人和水都变了。他认识到，无论是“人”还是“河”都处在不停的“永恒”的变化之中。流动、贯通、永恒，恰是河流文化生命的深刻内涵。 “沧浪水清，可以濯缨；沧浪水浊，可以濯足”，孔子以此警示弟子：水是水，人是人，无论水清水浊，也无论濯缨濯足，“皆自取也”。孟子强调的是自己、自我因素的主导和决定作用：“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屈原的态度和行动更坚决：面对浊水，既不遂波逐流，更不同流合污，“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 古代哲人对人水关系的论说，言简意赅、语重心长，警示、启迪、教育、引导着万代子孙。那么，沧浪之水在哪里？ 《尚书·禹贡》：“嶓冢导漾, 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意思是“从嶓冢山开始疏导漾水, 向东流成为汉水；又向东流，成为沧浪水……”一般认为汉水发源于陕西省宁强县五丁关、陈家大梁一带的嶓冢山，把嶓冢山的泉水称为漾水, 东南流至沮口, 以下称沔水, 到汉中称为汉江。由此可知，汉江在汉中以上称沔水，到汉中称为汉江。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沔水“又东北流，又屈东南，过武当县东北。县西北四十里，汉水中有洲，名沧浪洲。庾仲雍《汉水记》谓之千龄洲，非也，是世俗语讹，音与字变矣。《地说》曰：水出荆山，东南流，为沧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渔父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余按《尚书·禹贡》言，导漾水，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不言过而言为者，明非他水决入也。盖汉沔水自下有沧浪通称耳。缠络鄢、郢，地连纪、鄀，咸楚都矣。渔父歌之，不违水地，考按经传，宜以《尚书》为正耳”（陈桥驿点校《水经注》）。 显然，对沧浪之水的位置，《尚书》说的很笼统。郦道元《水经注》一方面认为“宜以《尚书》为正”，一方面又引《地说》“沧浪之水，是近楚都”即鄢、郢、纪、鄀等楚都的附近。但更多的历史记载是，沧浪水在武当山东南、武当县西北四十里之处。 《武当山志》：被丹江口水库淹没的古代建筑中，有建于“沧浪水北岸石壁上”的“沧浪亭”。（清）王船山《楚辞通释》：“汉水东为沧浪之水，在今均州武当山东南。”（唐）李泰《括地志》：“均州武当县有沧浪水。庾仲雍《汉水记》云武当县西四十里汉水有洲名沧浪洲也。” 如果“沧浪之水在武当县西北四十里”可以肯定，那么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屈原是否到过这个地方？ 当代著名楚辞学专家林庚先生在《民族诗人屈原传》中考证，在屈原受到排斥、不受重用后，有一次“远渐自疏”汉北之行。“汉北”是什么地方呢？“按江陵乃楚之故郢，自郢北行即为汉南，越汉水即是汉北了。汉水经襄阳之东始折为南北流，襄阳以上原为东西向；襄阳在其南，樊城在其北，隔岸相峙，即所谓汉北之地了。又《史记·楚世家》：‘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按上庸今湖北郧阳以南，即《史记》所谓‘汉中之半’（按另一半在陕西境），与汉北接壤，在樊城以西；故所谓汉北即正当故樊城一带也”。 在这个问题上，著名学者钱穆先生在《〈楚辞〉地名考》中则旗帜鲜明地说屈原被放逐在汉北。 “余读《楚辞》，意屈原被谗放居，乃在汉北，非至湘南也。” 为什么呢？《抽思篇》：“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望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兮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此指屈原居汉北最显。 《湘君篇》：“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水经》：“涔水出汉中南郑县东南旱山北，至安阳县南入于沔。”沔即汉水，涔阳即汉之阳也。《招魂》：“路贯庐江兮左长簿”，“与王趋梦兮课后先”。今考《汉志》南郡有中庐县，《水经》：“沔水东过中庐县东，维水自房陵县维山东流注之。”中庐县即春秋庐戌之国也。中庐正在今宜城县北。 两位学者的观点距离很大，但都肯定有了屈原到过“汉北”。在这个基本前提下，屈原到过武当山东南之“沧浪之水”、武当县西北之“沧浪洲”乃至汉江北岸之“沧浪亭”，而且听到渔夫所唱的“沧浪歌”，是完全有可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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