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初起手这篇稿子,入中旬,去东栅看他停了十年的骨灰盒。木盒在书架上,书架遥对他的床。床褥早已撤了,床沿有排柜子,在他够得着的位置钉了手帕似的布条,以便伸臂抓一把,借力起身。乌镇,其始是我的故乡,其终是我的养老之地,但,很奇怪,在我原始的心理上,我十六岁一别故乡,从未有“归思”,每一念及,情同隔世。“回乌镇定居”,我拾不起这个概念。“浪子回家”是古人的伦常,我是属于“飞散型”一类的……这样强横的一个浪子就这样“回家”了么?2000年乌镇子弟隔空呼唤这位“强横的浪子”,伫候整六年。我知道老头子心思,就对他凶:“侬要白相世界主义?世界主义也不过是概念啦。”他偏过脸,不看我,默默犟着。所以我的思想至今还别不过来。誓不回而回了头,岂非是失信了么。To be ornot to be,我希望有新的说法、新的角度来说服自己。或许我把这种“浪子不愿回家”的心声写出来,成为一篇奇异的散文,这样就疲乏而平服了。像一个年迈的瞎子,由人牵着我的手,在微雨濛濛中走回陌生的家,在家中等着我的是潮湿的空气。将自己一变而成盲叟(由人牵着手),他趁势软化了:他的解药,还是文学。七十岁前他尚有豪情,写下“嘹唳在四海,志若无神州。”我特意冲他念了,平声劝他:“写过就可以啦,介好的句子!”沪语“介好”,即“这么好”。不久,稿本总算出现写给乌镇的信:陈向宏先生钧鉴:今接大札,多蒙垂怀,欣愧奚如,所询关于孙家旧宅事,我意如下:一,残剩之迹,宜即拆除,此已属危险房屋,不宜近人。二,我暌离乌镇已有五十余年,于故乡无功无德,不足有“故居”之类建筑……一来二去,后来的信,抬头换成“向宏弟”。而居停乌镇,童年的记忆,切近了:方圆、老熊、六十、兆丁、陈妈、春香、莲香、顺英、秋英、海伯伯、管账先生、教师、阿祥、祖母、母亲、姊姊、我、姊夫、剑芬、溶溶,十八人。这样一个家,我只经历了五年。八十多年前,这份人家天天在乌镇东栅做晚饭。其实,木心在晚晴小筑也仅五年光阴。镇上都知道他,但很少有人见过——2006年秋临近归来,他笑吟吟说:“回去么,上街散步就戴这顶帽子,碰到有人招呼……”他便做出西洋绅士略略抬举礼帽的动作。其实他不出门。他喜欢想象出门,然后写下来,自己当真。小代回忆,吃饭间、沙发上、卧榻周边,随处摊着稿本。2011年11月送医不治前,小代说他仍在写。上一年,老头子曾要另一位侍护青年小杨在壁炉升火,乐呵呵烧了几摞散稿。小代慌了,夜里给我电话,我知道老头子在玩儿焚稿的游戏,第二天电话拨去吼:赶快停下来!听到吗,不可以的!他送医时我忘了这事,不久,便是餐室桌面上的大堆稿本。要是他临去清醒,有个交代,稿本会烧毁还是留存——我想了很久:不知道。我猜,他也不知道。2008年去乌镇,他递我《伪所罗门书》誊清手稿带交理想国。之后,他践行了不再出书的诺言,关起门来,转身在纸上自说自话。他说,他带着告别的心情看这个世界(他在等死),现在,他眷爱的,憎恶的,恐惧的(譬如“宇宙”),兼带远近的回忆,都在自言自语中告别过了。但他似乎不想告别书写。那是度过残年的方式吗?我以为不是。多少老作家暮年笔耕不辍,区别可能在于(我是说:“可能”):他们仍有“文学界”意识,仍想写了传世。木心存有传世的一念吗?不敢说没有——很多段落、篇章,有针对,有所辩,显然朝向窗外的人间——但他为什么断然写下“张爱玲是看不起我的”,或者,“一以贯之者,蠢”?我横竖猜不透。假定他有这意思,他不介意布满稿本的私房话吗?怪哉!他好像(我是说:“好像”)不怎么看重他的稿本。小代说他送医前头脑清楚,找烟抽。他并非猝死。就医期间,我坐他床头记下他的昏话醒话,一字不提那堆稿本。那不是“作品”?对了。以他的自我专制,他不认为那是“文学”。忽然我想起——此刻才想起:狱中手稿。他早就沉溺于这么一种写作,就是:什么什么都不管,只顾自己写(从未有人像他那样表白写作的欲望:仅仅因为笔与白纸)。怎么我忘了呢(恐怕他也忘了),五十年前在囚禁中他就干这种事。他向来偷偷写作,抱着(近乎愉悦的)绝望。固然,囚禁与临老的绝望,不一样,但写作是他活着的迹象,英语更简单:I am here。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将出书生涯称作“粉墨登场”。现在他闪身退场了。他早已中断与对岸出版人的合作。他放弃绿卡,回老家(换到乌镇居民证吗)。当理想国出齐他的书(合同概由我代签),他不再与主编联络。他渴望出名,但他是不要归属的人(一匹兽的境界)。然而他无法遏制心里掠过的句子——“骷髅说,那末我没有脸了”——他无法抵御笔和纸页,直到衰竭,昏迷,苟延残喘。在重症病室叫他不应,我凑近看他,发现隔了一天,他的下巴仍然冒出胡子,就像他的俳句。主啊 我奋斗了一生 你都看见吗他不是基督徒(又来借好听的修辞)。但他的无数稿页,肯定看见了。陈丹青2021年12月5日—20日写在乌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