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在杭州，江浙地方的人爱吃泡饭。把剩下的大米饭搅松，用水烧开，就是泡饭。泡饭里有锅底的饭锅巴，吃起来很香。佐以酱瓜、腐乳和油炸蚕豆，最好有几块油煎咸带鱼，就是普通人家价廉物美的享受了。江南一带，泡饭也就是稀饭，家家离不开泡饭，与北方人爱喝稀粥的习性并无二致。

外婆住在江南腹地旱涝保收的鱼米之乡，外婆家爱喝白米粥，煮粥必用粳米。用粳米烧的粥又粘又稠，开了锅，厨房里便雾气蒙蒙地飘起阵阵粥香，听着灶上锅里咕嘟咕嘟白米翻滚的声音，像是有人唱歌。

熄火后的粥是不能马上就喝的，微微地焖上一阵，待粥锅四边翘起了一圈薄薄的白膜，粥面上结成一层白亮白亮的薄壳，粥米已变得极其柔软几乎融化，粥才成其为粥。那样的白米粥，天然地清爽可口，就像是白芍药加百合再加莲子熬出来的汁。温热地喝下去，似乎五脏六腑都被清洗了一遍。

我们家早也喝粥，晚也喝粥，而且总是见锅见底地一抢而空。南方人喝粥就是喝粥，有些单调，不像北方人那样，还就着馒头烙饼什么的。那个时候，稀粥对于我来说，多半出于家传的习惯，别无选择，所以偶尔也抱怨早上喝粥肚子容易饿，晚上喝粥总要起夜。外婆就皱着眉头，用筷子轻轻敲着碗边说：“小孩不懂事，早十几年，一户人家吃三年粥，就可买上一亩田呢，你外公家的房产地产，就是这样省吃俭用挣下来的……”外婆喝粥有个习惯，她喝饱了以后，放下筷子，必得用舌头把粘在粥碗四边的粥汤舔干净，干净得就像一只没用过的碗，那时外婆的粥才算是真正喝完。

当我在寒冷的北大荒原野上啃着冻窝头、掰着黑面馒头时，我开始思念外婆的白米粥。白米粥在东北称作大米粥，连队的食堂极偶然才炮制一回，通常是作为病号饭，必须经过分场大夫和连首长的批准，才能得此优待。后来我有了一个小家，待后院菜园子的豌豆成熟，剥出一粒粒翡翠般的新鲜豆子，再向农场的老职工讨些大米，熬上一锅粥，待粥快熟时，把豌豆掺进去，再加上弄来的一点白糖，便成了江南一带著名的豌豆糖粥。一时馋倒连队的杭州老乡，纷纷如蝗虫拥入我的茅屋，一锅粥顿时告罄，就差没像我外婆那样把锅舔净了。

在当时年年吃返销粮的北大荒，所有以粗粮制作的主食里，唯有粥还是可以接受并且较为容易适应的——这就是大碴子粥和小米粥。大碴子，其实就是把玉米粒轧成几瓣约如绿豆大小的干玉米碎粒。用一口大锅把玉米碴子添上水，急火煮开锅，改为文火焖。焖的时间越长，碴子就熬得越烂，越烂吃起来就越香。等到粥香四溢，开锅揭盖，眼前金光灿烂，一派辉煌，盛在碗里，如捧着个金碗，很新奇也很庄严。大碴子粥米粒饱满又实沉，咬下去富有弹性和韧劲，嚼起来挺过瘾。从每一粒碴子里熬出的粘稠浆汁，散发着秋天田野上成熟庄稼的气息，洋溢着北方汉子的那种粗犷和力量。煮大碴子粥必须在碴子下锅时，放上一种长粒的饭豆。那种豆子紫色粉色白色还带花纹，五光十色的令人眼花缭乱。五彩的豆子在锅里微微胀裂，沉浮在金色的粥汤里，如玉盘上镶嵌的宝石……

小米粥喝起来感觉要温柔些细腻些，且有极高的营养价值，易被人体吸收，是北方妇女生小孩坐月子和哺乳期的最佳食品。在北大荒农场的土炕上生下我儿时，有农场职工的家属送来一袋小米。靠着这袋小米，我度过了那一段艰难的日子。每天，几乎每餐每顿，我喝的都是小米粥。在挂满白霜的土屋里，冰凉的手捧起一碗黄澄澄冒着热气的小米粥，我觉得自己还有足够的力量活下去。热粥一滴滴温热我的身体烤干我的眼泪暖透我的心，我不再害怕不再畏惧。我第一次发现，原来稀粥远非仅仅具有外婆赋予它的功能。它可以承载人生，可以疏导痛苦，甚至可以影响一个人的命运。

多年后回广东老家探亲，稀粥竟以我从未见过的丰富绚丽——绿的菜叶红的肉丁黑褐色带花纹的松花蛋和金黄色的海米，衬以米粒雪白的底色，就像一幅点彩派的斑斓绘画，呈现在我面前。街头巷尾到处都有粥摊或粥挑子，燃得旺旺的炉火上，熬得稀烂的薄薄的粥汤正咕咕冒泡，一边摆放整齐的粥碗里，分别码着新鲜的生鱼片、生鸡片或生肉片，任顾客选用。确定了某一种，摊主便从锅里舀起一勺滚烫的薄粥，对着碗里的生鱼片浇下去，借着沸腾的稀粥的热量，生鱼片很快烫熟，再加少许精盐、胡椒粉和味精，用筷子翻动搅拌一会儿，一碗美味的鱼生粥就炮制而成。粥米入口便化，回味无穷；鱼片鲜嫩可口，滑而不腻。一碗粥喝下去，周身通达舒畅，与世无争，别无他求。

我在广州吃过烧鹅乳猪，却独独忘不了这几角钱一碗的鱼生粥或鸡丝粥。却有几位外国朋友，闻粥色变，发表意见说，为人一世，最不喜欢喝稀粥，也不能理解中国人对于粥的爱好。

而我，喜欢喝在这块土地上所能喝到的或精致或粗糙或富丽或简朴的各式各样的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