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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心：她是乱世的佳人，世不乱了，人也不佳了
(2023-11-12 16:42:36)
下一个
她是乱世的佳人，世不乱了，人也不佳了——世一直是乱的，只不过她独钟她那时候的那种乱，例如“孤岛”的上海，纵有千般不是，于她亲，便样样入眼。她的文学生命的过早结束，原先是有征兆可循的，她对艺术上的“正”和“巨”的一面，本能地嫌弃，而以“偏”和“细”的一面作为她精神的泉源，水是活的，实在清浅，容易干涸了。喜欢塞尚的画，无奈全然看错，其不祥早现如此。正偏巨细倚伏混沌，人事物毋分雅俗，分了，两边都难有落脚处。我初次读到张爱玲的作品是她的散文，在一九四二年的上海，在几本杂志间，十五岁的读者快心的反应是：鲁迅之后感觉敏锐表呈精准的是她了。 当年日寇占领大江南北，通称“非常时期”，将来自会作为国难国耻而详见于中国近代史，然则此八年中沦陷区的文化动态，就不可能列入中国近代文学史，因为事关“敌伪宣传”、“奴化教育”——明明是世界大战，日本侵略中国，却是夜夜灯红酒绿轻歌曼舞，好一番粉饰太平的亲善伎俩，文学杂志如雨后春笋，男女“作家”，眉来眼去，这厢锦江春色来“天地”，那边玉垒浮云变“古今”（“天地”、“古今”皆杂志名），知堂老人游江南，海上女作家大型座谈会，《结婚十年》畅销再版，还有吃板烟的鱼、拿手杖的鱼招摇过市……兴兴轰轰直到日本一宣布投降，这些夕阳中的文学蜉蝣霎时影迹无踪。四十年后，我到得海外，才不期然而然地逐一知悉，彼等皆有恙无恙地健在，都易名改姓久矣，唯张爱玲仍然姓张名爱玲，足见其明智、果敢。一九四九年后，似乎她还不想离上海，出席过沪地作家的一次集会，似乎处在渐悟状态中，似乎后来有了顿悟，你说呢。张爱玲这一声叫帘，当然是憨娈逗人的，将谑无谑的诗经里的作风，她自己分明年纪轻轻已经成名，这一叫，使老大而无名者，青年而嗷嗷待名者，闻声相顾以太息。眼看《流言》出版（病黄封面，画了个三姑六婆状的木偶，蓝的），《传奇》又出版（暗绿封面，涌起大朵青云，即所谓“如意头”的吉祥图案），书店里、报摊上，张爱玲，张爱玲，电影院门口，今日上映“不了情”，主演：陈燕燕、刘琼，编剧：张爱玲，就是这个张爱玲真会穿了前清的缎袄，三滚七镶盘花纽攀，大袖翩翩地走在华灯初上的霞飞路上，买东西、吃点心，见者无不哗然，可乐坏了小报记者。故曰张爱玲的成名特别像成名，故曰她之所以成为“佳人”正巧生逢“乱世”，试想她的作品如果发表在“五四”时期，星多月不明，未必会如此受注目受欢迎，再假设她到一九四九年后才写出她那样的散文和小说来，彻底埋没算是上帝保佑，一旦在政治运动中被检举或搜查出大批原稿，则批斗个没完没了，此生也就废矣。 话说“上海”这块地方，民国后向来是中国文学的中心，二次大战期间，老的、名的作家都到重庆或昆明，搞抗日的救国文学去了，另有一部分则投奔延安，或赤区，结集意识形态，以文艺为武器志在必得天下了，上海一成“孤岛”，文艺园地为国共两党都管不著的空档，自然两党都有地下工作者在夹缝中活动，但社会性的公开性的文化面积，总归是个大空档，而文艺是什么东西呢，文艺是哪里没有人管哪里就有文艺，如果既没有人管又有天才降生，那就是“文艺复兴”，如果虽然没有人管却实在也不出半个天才，那就江南草长群莺乱飞一阵子，完。“孤岛”的上海文艺界本来是属于“草长乱飞”型的一个短时期，唯独张爱玲写了可圈可点的散文和小说，连连登在报章期刊上，引得几位留守在黄浦江滨的“五四”遗老遗少起而喝采，固然不乏捧“角儿”的心态，但也有一位翻译家在赞赏之余认为张爱玲的危机正在于才气太盛，要防止过头而滥，此话允推为语重心长，然则张爱玲之轰动一时，以及后来在港台海外之所以获得芸芸“张迷”，恰好是她的行文中枝枝节节的华彩隽趣，眩了读者的目，虏了读者的心，那么这位翻译家的话说错了么，没错，张爱玲在小说的进程中时常要“才气”发作，一路地成了瑕疵，好像在做弥撒时忽然嗑起西瓜子来。艺术，完美是难，似乎也不必要，而完整呢，艺术又似乎无所谓完整——艺术应得完成，艺术家竭尽所能。张爱玲的不少杰作，好像都还没有完成，也不知怎么办才好。张爱玲陪苏青上服装店试大衣样，灯下镜里，她觉得苏青宛然乱世佳人。其实时值国难，身处沦陷区，成功成名多少带有侥幸性，乃至负面性，在享誉获利的风光年月中，心里明白“好景不常”。那流行的日本歌曲“春天的梦”，大街小巷铮铮鏦鏦地唱，“太阳高高在碧空，玫瑰依旧火般红，我们又在堤边重逢……”最后一句是“醒来时可怜只是一场春天的梦”，唱者弗知此乃是一歌成谶。张爱玲和苏青不致忠厚到相信“大东亚共荣圈”会圈得下去，何况有胡兰成在旁，香囊兼智囊，她们知道战后的将来，不是国民党的天下，而是共产党的世界，朝代的更替，有一种集体潜意识的预感，从她们的闲聊中就可知女秀才也颇有行将落空的“远见”，“来日时势变了，人人都要劳动，一切公平合理，我们这种人是用不著了”，“只要我们勤勤恳恳去做切实有用的事，总还可以活得下去的”——幼稚，不，当年罗曼罗兰、纪德一度也只有这点理解水准，各秉虔诚，矢言放弃旧信仰而皈心低首于新的人类福音。是故，以哲学的角度切入政治纷争的严酷性，那末张爱玲与苏青只是两个风尘弱女子，她们想保持的是她们自己也弄不大清楚的一份金粉金沙的个人主义。有人将张爱玲比作这比作那，她笑道：“只有把我和苏青并提，我倒是情愿的。”此话可以说是言出由衷，也可以释为语带反讽，意思是“五四”以来，论女作家，阿谁可比，候在机锋上，便用苏青这个“老实人”来压压她们。苏青自有一股戆气，论文字功夫、性情境界，哪里抵得上张爱玲，然而这种恣肆无忌的傻劲，张爱玲要发也发不出，所以她喜欢苏青，与之交往安全实惠，后来呢，一个出国，一个入牢，人生如梦倒好了，人生不如梦，是醒不过来的现实。这个比喻我很有同感，无奈世界的构成和进行，正是交响乐式的，音乐会中途退席是不礼貌，从世界中抽身而出也是情状险恶，难全首领，参至此，逼到角尖上了，不得不套用禅家“看山”公案的三段论： 张爱玲在第二段上退席，停笔不写，当然也不失为是“悬崖撒手”之一式，天鹅并非个个都绝唱到死的，何况还有一个惫赖的宿命论，足以使人心平气和，文学家各有其写作的黄金期，火候未到下笔无神，期限一过语无伦次，都是“文昌”、“魁星”的账目，江淹郭璞毋须任其咎。 与世相遗，绝不迁就，无疑是高贵的，有耿介，就有青春在，只是怎么就忘了策略，“物物而不物于物”大可引申为“隐隐而不隐于隐”，张爱玲隐于隐，就中了世界阴谋的计，从前的人倒知道“高明之家，鬼瞰其户”而巧加防止，后现代人已经滞钝得不会做隐士，又不知道怎样对待隐士。艺术家，第一动作是“选择”，艺术家是个选择家，张爱玲不与曹雪芹、普鲁斯特同起迄，总也能独力挡住“若是晓珠明又定”，甘于“一生长对水精盘”。已凉天气未寒时，中国文学史上自有她八尺龙须方锦褥的偌大尊容的一席地。一九九五年初秋，张爱玲逝世后，海外中文报章刊物涌现了不少悼文。我因《中国时报》编者催得紧，仓猝成稿即付，实在是大不敬的。第一，不谙张爱玲出国后的遭遇景况，单是以为她才气尽了才不出新作，这是不恺切的，不公平的。我以负咎之心续写此篇，冀赎前愆，以谢张爱玲女士在天之灵。第二，知悉了她来了美国的坎坷遭遇。中国素有相书，分面相、骨相、走相、坐相，不一而足。实则字相、文相最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情、才能、志趣、造诣。郁达夫的字相预示着一生颠倒，结局惨烈。张爱玲没有书法训练，抄稿随手而写，只求认得清，像中学生的作文簿上所见者。
后现代人已经滞钝得不会做隐士，又不知道怎样对待隐士： 最近的某大国“现代人”，已经“高级”得不会做人了。 如上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