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香港学者陶杰揭露：孙中山在1912年（实为1914年），在于袁世凯的政治斗争中败北，愤而写信给日本当时的首相大隈重信，表示如果日本支持他孙中山讨袁，孙中山便以讨袁战争胜利后，保证日本在华利益，同时也承认日本在满洲地区的既得利益作为交换。

孙中山的这封出卖中国的书信，现存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归『大隈重信文书』类。日本已故首相大隈重信，是早稻田大学的创办人。

陶杰的揭露，也解释了为何九一八事变后，已经归属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张学良部队不作有效抵抗，两年内让日军从容占领东三省的深层缘由。

30年代初，后来任《大公报》总编辑的著名报人王芸生就在其名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全文公布了孙文1914年5月11日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信。这封信有四个要点： 

1，中国对日本，可以起到比印度之于英国更大的作用。孙文说："英国之区区三岛，非甚广大，然人莫不知其国力膨胀日加者，以其得印度之大陆，为母国之大市场，世界列强始莫能与争。日本之发展已尽，殆无回旋之余地，中国则地大物博，尚未开发。今日本如英国之于印度，无设兵置守之劳费，而得中国之大市场，利且倍之，所谓一跃而为世界之首雄者此也。"也就是说，中国可以提供给日本比印度这块殖民地之于英国更廉价和利益更大的作用。具体说来是内政、外交、军事、实业、司法等等均靠日本帮助，且"可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日本制造品销入中国者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 

2，袁世凯政府实际上是反日的。袁氏及其政府"佯与日本周旋，而阴事排斥……或政府依违其间，而嗾使民间反对，或其权利已许日本，而翻授之他国。彼之力未足以自固，又惮民党与日本亲善，故表面犹买日本之欢心……设其地位之巩固过于今日，其对待日本必更甚于今日。" 

3，国民党掌握政权之目的未达到之前，中国不可能安定。信中的原话是："夫惟民党握中国之政柄，而后中国始有治安可言也。"民党"抱有主义，为求其之必达，生死以之……民党之志一日不伸，即中国一日不能安"。 

4，"日本能助革命党，则有大利"，所以要敢于超越常规，帮助国民党。孙文坦言"中国革命党事前无一强国以为助，其希望亦难达到"，但"助一国之民党，而颠覆其政府，非国际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为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窃意阁下乃非常之人物，今遇非常之机会，正阁下大焕其经纶之日也。" 

大隈重信是什么人？1914年出兵占领山东，逼袁世凯签署《21条》，就是他担任日本首相时作出的决策。此人是犬养毅的政治盟友，也是扶植孙中山起家的主谋之一。

此时，刚刚出任日本首相的大隈重信，已经决定出兵占领中国山东，并在不久后逼袁世凯政府，签署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在大隈重信当权期间，甚至直接在日本扶植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并以山东为基地，由侵华日军扶植孙中山的“中华革  命军”，对袁世凯政府发起进攻。

1914年7月8日，就在孙中山写信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仅仅两个月后，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前身）在日本东京成立。前排居中为流亡日本的孙中山，第二排左起第一人为日本人萱野长知。

萱野长知是日本情报组织东亚同文会成员，日本众议员犬养毅的亲信，也是孙中山与日本之间重要的联络人之一。而犬养毅又是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得力干将。

1915年11月，孙中山在日本人扶植下组建中华革命军，武力讨伐袁世凯政府。萱野长知被孙中山委任为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顾问，在山东青岛设立司令部，  日本军队掌握的胶济铁路沿线全力协助。中华革命军所用枪械全部由日本供应，日本人还组织了一些野战医院专程负责战场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