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劳伦斯（D. H. Lawrence）以长篇小说驰名文坛，如《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儿子与情人》、《彩虹》、《恋爱中的女人》等，不一而足，这些大作多少夺走了读者对他的短篇小说的视线。

劳伦斯以写男欢女爱见长，一个个长篇的爱情故事炙手可热；而他在短篇中所呈现给读者的，似乎是有一个个不幸婚姻中所构成的灰蒙蒙的悲情世界。士兵、矿工、农夫、商人、主妇、少女等芸芸众生都在企图挣脱男女之间的锁链，挣扎于精神与肉体的欲望之中。

在《菊花的香味》中，读者更多地闻到的是死亡的气味；《微笑》大概是劳伦斯最短且最恐怖的作品，在女人遗容面前那强忍不住的“微笑”在读者看来就是狰狞的冷笑；在《太阳》中，地中海阳光下袒露的是女主人公郁郁寡欢的心－虽然这篇故事并未直接描写夫妻之间的冲突，反正她始终不愉快就是了；《离家出走的女人》也是写一个不明所以地不愉快的女人，而且是一个连姓名都没有的女人，她糊里糊涂地离家出走，又糊里糊涂地成为土著人刀下的祭品，到死也没有把自己弄明白。

《报春花的小径》的篇名美则美矣，英文称“The Primrose Path”，其含义指“追求享乐之路”，又指“易进入而又易迷失的道路”。在这篇故事中，主人公未能到达极乐世界，却迷途无返。他系多名女子于一身，却无人能给他幸福。如果我们设法在劳伦斯短篇小说中寻找一对幸福男女的话，《马贩的女儿》也许如是，然而其灰暗的底色绝不亚于他的其它作品。那从女孩头发里挥之不去的死水塘的腐臭味，不但提示着女孩以往的悲情，而且还暗示着随时将会在她身上再次发生的不幸。

难道劳伦斯真是个厌世作家吗。诚然，写个人心灵与社会的冲突是现代作家们之最爱，劳伦斯同时代的作家们写起人性的黑暗来，一个比一个黑，似乎不黑就够不上现代小说家的标准。

托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们》，写得悲天悯人；卡夫卡的《城堡》没有写完，但可以看出作者根本无意施舍给读者一条光明的尾巴；康拉德的一部短短的但被评论家奉为经典的《黑暗的心脏深处》更是一黑到底，不但写现代社会的漆黑一团，而且写原始社会的黑不见底－－一句话，人本身横竖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深受叔本华和尼采影响的托马斯•曼不认为平凡的世界可以满足艺术家内心的需要，在他的《艺术家之死》中艺术的颓废只有在死亡中才得以升华；稍后的卡缪写了令人头皮发麻的《鼠疫》，尽管当中有一个螳臂当车的里奥医生，但那只不过是衬托世界的无奈而已；虽然乔伊斯成为现代小说的鼻祖主芽归功于其语言与风格的试验而非对情节的渲染，但在他的代表作《尤里西斯》中，一个男人将其整个小臂捅进女人的阴道，你说黑不黑？

看了这些人，再来看劳伦斯，真有点“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感觉。而一般说来，与长篇小说比较，短篇小说更接近于即兴之作，与作者当时的心情、环境有直接的话关联。对作家个人生活的了解与分析，有助于对其短篇小说乃至所有作品的理解。也许这样人们就不会给劳伦斯简单地贴上一个“悲观主义”的标签了。

劳伦斯生活的年代，1885年至1930年，正是新旧交替时期，由一个自鸣得意、有板有眼、迅速膨胀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转变为惶恐不安、茫然不知何去何从的新时代。在那个年代，在世界各地，如果没听到枪炮齐鸣，也能听到磨刀霍霍。武器的日益发达使武力征服更具效力与效率，于是人类对权力和财富的纷争的解决方式变得日趋简单。劳伦斯和其它同时代的作家的困惑也是整个时代的困惑，他们在作品中表达的紧张情绪，是他们个人的，也是整个社会的。在当时另一位小说大师普鲁斯特的长篇巨制《追忆流逝年华》中，那刻意营造的散淡笔调之下所隐藏的正是躁动的血液和紧绷的神经。

十九世纪西方社会的丁尼生式的长梦，没有在十九世纪日历的最后一页被撕去的一刻结束，也没有随十九世纪的最高象征维多利亚女皇的下葬而告终，倒是勉强延续到二十世纪初，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进攻比利时的德国士兵的皮靴踏得粉碎。在隆隆的炮火声中，劳伦斯与其它同时代的作家们一样，似乎有话要说，他的很多短篇小说都是战时或战后时期完成的。翻开这些作品，读者能嗅到硝烟的味道。

当劳伦斯携未婚妻佛丽达于1914年6月自意大利返回英国时，他正春风得意，自信满满。《儿子与情人》在年前出版，虽销路平平，却使他声誉鹊起。他的第一本诗集已经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普鲁士军官及其它》也在年内发行。另一长篇《彩虹》也已脱稿，有出版商答应出版。佛丽达终于从前一次婚姻中恢复自由之身，迫不及待地刚在英国落脚就与劳伦斯共结连理。新婚伉俪计划在英国度过夏天，再于10月回意大利。

这正是1913年他们所走过的路线：冬天在意大利，春天在德国，夏天在英国。然而，从天而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了他们的计划，使他们一直到1919末硝烟散去时才得以离开英国。

虽然劳伦斯是英国作家，但战时滞留英国的那几年，是他一生中最黯淡的时期。1914年在意大利那阳光灿烂的夏天已成为无法重温的旧梦。他们的婚姻一次次出现危机，一次次地迁居，一次次地与朋友争吵，一次次无米下锅，一次次受到战时英国当局的刁难。佛丽达是德裔，因此他们常被怀疑为德国间谍。劳伦斯的健康也开始恶化。他们曾想远走美国的计划，也因劳伦斯的健康以及佛丽达的国籍等麻烦成为泡影。

(劳伦斯因其才华吸引了不少朋友，但又经常与他们闹翻。很多人觉得他性格古怪得不可理喻。所以漫画家把他画成带角的。）

1915年劳伦斯对《彩虹》的出版抱以极大希望，相信以此可以庆祝战争的结束和他所期盼的“新世界”的来临。然而《彩虹》一问世即被当局指控为有伤风化而查禁没收，与此同时战云仍不断从英吉利海峡彼岸涌来，“新世界”遥遥无期。劳伦斯的个人困境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下，使他无可逃遁。

（劳伦斯的作品因涉嫌色情屡遭查禁，但他却乐此不疲。有趣的是，在他本人的绘画作品中，色情题材也是其最爱。）

1916年曾与劳伦斯近邻的友人莫里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一天晚上，有人敲我的房门。劳伦斯走进来，他什么话也不说，就在壁炉旁坐下来。他前后摇晃着自己的身体，轻声呻吟着，我以为是他又与佛丽达拌嘴了。我不知如何安慰他，他们俩口子的事我管不了。但后来发现他们当晚并没有吵架，他只是心情不好，被没完没了的战争吓坏了，才在夜晚走黑路到我家。我注视着他，他穿着棕色的灯芯绒夹克衫，扣子一直系到脖颈。他低着头，一副颓败潦倒的样子。”

体会这番情景，我们发现劳伦斯当时的作品并不那么完全潦倒，还常说些要把握自己命运的话。他只是对战争的结束等得有些不耐。他想逃脱，想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远离尘嚣，建立一个他称为“拉兰尼姆”的自给自足的理想国，无论它在什么地方。

在1916年底快要完成《恋爱中的女人》时，劳伦斯在给友人的信中写到：“这本书让我感到害怕，它给人那样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 (“It is so end-of-world”)，然而它也是而且必须是一个新世界的开始。”在他的“彩虹”破灭之后，他又在念叨他的“新世界”。

（《恋爱中的女人》的封面）

解脱的思维方式是，既然战争发生，便非无缘无故，一定是社会病了。在打破旧的平衡的大破坏之后，“新世界”才会在废墟上创造新的平衡。

在战争期间的短篇小说中，劳伦斯的惯用模式是：男女角色先失去自我，然后心灵获得再生，进而达到情爱生活的平衡，无论这种平衡是多么勉强或无奈。这一点非常值得注意，因为战争一结束，这一平衡在劳伦斯的作品中就不复存在。由此我们可以想像，在战争的恶劣环境中，作家自己也在竭力达到内心的平衡。

《英格兰，我的英格兰》是大战开始后劳伦斯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也是他第一篇直接描写战争的作品。它明确地告诉读者，作者无法对眼前的战争视而不见。其主题是：贫乏的婚姻生活最终会使人感到若有所失，于是刀光剑影的战场对男人具有吸引力，成为逃避责任和释放精力的场所。

然而作者只是虚晃一枪，婚姻在此处只不过是作者便利的惯用材料而已。作者本意似乎在说：是英国人自己选择了战争，选择了死。这一选择倾向贯穿劳伦斯所有的战争作品。

尽管如此，作者并不肯给男人借机为祖国而战的光荣借口。小说的主角埃格伯特恰恰是个胸无大志无所事事的庸人。他只是为寻求刺激而打仗，为挣脱家庭束缚而打仗。因此他战死沙场便顺理成章，完全是他自找的，就像一只蚂蚁被路人踩死一样自然而然，无声无息，谈不上义无反顾的悲壮。这一结局也算一种平衡的方式：“逝者如斯夫”，大家于是都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

在堂而皇之的篇名下面，《英格兰，我的英格兰》所告诉读者的，是战争的无意义。这应该是劳伦斯第一次展现他的讽刺才华。

劳伦斯有个出名的习惯，就是喜欢将他周围的人信手拈来化作其小说中的人物。他的朋友、相识、邻居几乎无人幸免。为此他也得罪了不少人。

1915年初，劳伦斯夫妇迁居英国东南，租借一友人的农舍。该友人的一家人便成为《英格兰，我的英格兰》中的人物。其中一个叫帕西•鲁卡斯的年轻人正是小说中的男主角埃格伯特。而埃格伯特战死的结局纯粹是作者编造的。然而劳伦斯万万没想到，他竟一语成谵。就在该小说于1915年问世不久，鲁卡斯的死讯就从战场上传来。

后来劳伦斯在一封信上说，他希望小说在付印前就沉到海底去。他承认他笔下的埃格伯特是个精神懦夫。“但谁又不是呢？”他说。“如果这篇小说果真变成了事实，倒不会对我们有什么伤害了。”在另一版本的后记中劳伦斯写道：“是的，我并不希望我没有写这篇小说。长期来看，它有益无害。”他的话进一步证明，劳伦斯无意仅仅给读者说个故事听，他是别有用心的。

（《英格兰，我的英格兰》的封面）

《英格兰，我的英格兰》对战场着墨不多，却道出战争的荒唐；而《盲人》一篇则对战场未有任何描述，却写足了战争的恐怖。莫里斯在战争中被炸瞎了双眼，留下满面伤疤。多亏有妻子的怜爱，返乡后开始黑暗但平静的生活。但这一平衡被突然到访的“第三者”伯蒂所打破。对于来者的不善，莫里斯虽看不到眼里却看在心里，早已想好了退敌方略。在故事结尾，莫里斯表示希望伯蒂做他的朋友，伯蒂当然乐得顺水推舟。但莫里斯要求伯蒂抚摸他的脸，并突然将伯蒂的手强按在他那空洞的眼窝和深深的伤疤上。这一下让伯蒂魂飞魄散，落荒而逃。究竟是莫里斯真正渴望友谊来抚慰受伤的心，还是想以此吓退情敌，读者可自有解读。而作者毫不含糊地传递给读者的是战争带给人们心灵和肉体的创伤。

1918年底停战协定终于得以签署，劳伦斯的精神也随之振奋起来，写了不少结构精致的短篇小说，并和一些过去吵翻的朋友和好，开始周游世界，身体力行地去寻找他的“新世界”，足迹遍及意大利、德国、法国、锡兰（现今的斯里兰卡）、澳大利亚、新西兰、塔希提群岛、美国、墨西哥等地。

（劳伦斯一生不断在旅行之中。这张家庭照片看上去也是人人一身行装。）

他一路所目睹的，是在他作品中所嘲讽的西方世界受到裁判，但尚未得到救赎，最后审判日从天而降，但似乎又被发了慈悲的上帝改期，留给人们的是阵阵余惊和惶惑。不少作家在这次灵魂阵痛之后，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是玩世不恭。而劳伦斯战后的作品所体现的是对新秩序的诉求。

他相信传统的人文时代已经结束，现在是由权力统治的新时代。他认为“男人要么有权力，要么没权力”。他们应该积极从事社会活动，否则他们的生活就变得空洞无意义，便会被女人看不起，于是他们就活该像《英格兰，我的英格兰》中的埃格伯特那样死去，或像《请出示车票》中不够资格上战场的托玛斯那样受到一群女同事的鄙视，并被她们臭揍一顿。这样的作品或许能为我们解释为何劳伦斯对尼采的超人学说大感兴趣。

劳伦斯在给一位女友的信中写道：“我的确认为男人绝对应该走在他们的女人前面，而不必回头征求女人的允许或同意。因此女人也毫无疑问地应在后面跟从。这我没办法。我相信就是这么一回事。佛丽达不相信，所有我们才吵架。”这也是劳伦斯小说中的男男女女吵个没完没了的原因。有一次劳伦斯又与佛丽达干仗，佛丽达拿起一只盘子向劳伦斯砸去，然后跑到外面躲了好几天。劳伦斯死后，佛丽达在她的回忆录中提起这件事：“劳伦斯对我说：女人没有灵魂，不懂得爱。所以我抄家伙叫他的脑袋开花。”

佛丽达的这本回忆录的书名叫《不是我，是风》（Not I, But the Wind）。恐怕部分暗含的意味是：与劳伦斯的恩恩怨怨错不在我，是外界造成的。劳伦斯夫妇这对欢喜冤家在文学界是出了名的。佛丽达至少没有说：不是我，是他。

（劳伦斯与佛丽达的婚姻有声有色，而且劳伦斯常把佛丽达写入书中，所以他们之间的生活颇引人注目，有关传记就有好几种。图为其中之一。这些传记对了解劳伦斯的作品甚有帮助。）

社会的不公平和对女性的歧视，的确是历史造成的。劳伦斯在他的作品里，倒是对被践踏被奴役的妇女表现出极大的同情。他的女性形象总是比他作品里的男人更鲜活。他的长篇中的女性显得有些雷同，而短篇中的女性虽无一只快乐的鸟，却是神采各异。那一个个因情爱迭宕所产生的感伤故事，正是作者在向读者展示，男女之间的和谐与平衡对生活、对社会是何等重要。

在《你碰了我的身体》中，行将就木的罗克利先生的女儿玛蒂尤达是个高不成低不就的老姑娘，为将要到手一笔遗产而沾沾自喜，看不起父亲从孤儿院领养来的穷小子哈德利安。一天夜里，玛蒂尤达无意间在黑暗中摸到哈德利安的脸。哈德利安由此灵机一闪：娶玛蒂尤达作老婆岂不是财色兼得？还可以好好报复一下这个势利眼的老处女。

于是他说服罗克利先生修改遗嘱：如果玛蒂尤达不同意嫁给哈德利安，哈德利安将得到全部遗产，而玛蒂尤达和妹妹一分钱也得不到。两姐妹竭力反对也无济于事，男人们说了算。为了自己和妹妹今后的生活，也为了不能白白便宜了那穷小子，玛蒂尤达只好违心地同意了这门亲事。故事到此结束，给读者留下很大的想像空间：夫妻二人将面临怎样一场金钱、感情与尊严的争夺战。在男性与金钱统治的世界中，女性无疑是处于被支配的地位。玛蒂尤达正是劳伦斯笔下最典型的形象。

（《你碰了我的身体》的封面）

在《菊花的香味》中，女主人公嫁给酒鬼，庸碌的世界使她感官迟钝，对享受生活了无兴趣。某日她随意将一束野菊花插在衣服的扣眼里，女儿眼镜一亮：“好香啊，妈妈，你没有闻到吗？”她干笑一声，回答说：“我闻不到。那年我嫁给你父亲的时候就有这菊花，生你的时候还是这菊花，当别人第一次把醉成烂泥的他抬回家的时候，他的扣眼里也插着这样的棕色菊花。”

故事的结尾工友们把丈夫的尸体从旧馆抬进家门，无意间碰翻了花瓶，菊花撒了一地，落在地上的尸体旁。菊花在小说中仅有两次出现，但却像在灰暗的底色下亮光一闪，产生强烈的对比，而且作者把菊花作为篇名。有点嘲讽的意味，同时好像在告诉读者：如果生命中还有这样一道亮光，就赶快抓住它吧。生活里一点一滴的美好事物都值得我们珍惜在心，否则就只有苟活在无尽的昏暗之中。

（《菊花的香味》的插图）

在《贩马人的女儿》中，走投无路的女孩自己走进深深的水塘，被年轻的医生救起。面对女孩渴求依靠的目光和毫无设防的身体，激情冲垮了医生屈尊俯就的心防，使他逾越职业责任的意识，感觉到更重要的是自己作为一个男人的责任，进而体会到作为一个男人的需要和权利。只有充分体会到自身的需要，才能更好地体会人与人之间的共同需要。而体会到这种共同需要，人与人才是完全平等的。故事结尾时医生和女孩紧紧抱在一起，以后会如何留给读者去想。任凭外面的世界风雨飘摇，温馨的场面哪怕一生中仅有片刻，也弥足珍贵。

（劳伦斯短篇小说集以《贩马人的女儿》中的场景作为封面）

《参孙和德丽拉》又是一个极为感人的故事。一天傍晚一个陌生男人走进煤矿的小旅店。他就是旅店女主人的丈夫。十五年前他抛妻离家远渡美国闯世界，音讯全无，没有寄回一分钱。年轻的女人只好独自含辛茹苦，养育女儿成人，还开了这间小旅店。如今男人不声不响地回来了，要来分一杯羹，打破她已经习惯的平静生活。

这使女人胸中多年的积怨爆发。她大声说不认识这个男人，赶他离开，可是他就是赖着不走。于是她叫几个房客将他从头到脚捆了个结实，扔出门外。夜里，男人挣脱了绳索，又溜进门来，任凭女人痛骂、捶打、哭泣，他没有反抗，只有盯着妻子的目光在说：走过千条路，见过万种人，还是爱着一个你！

故事最后，他出其不意地伸出一只大手，放在她起伏的胸脯上。女人的身体一阵颤抖，但她没有低头去看，也不再反抗。一切都在不言中，唯有壁炉的火光在婆娑的泪眼中跳荡。正是“恨到归时方始休”，一爱百了。有需要，才有爱；有了爱，才有温存、理解、宽容；有了温存、理解和宽容，才心地坦荡，不再有猥琐、怯懦、患得患失。

劳伦斯的作品中找不到英雄美人的浪漫传奇。他笔下只有普普通通的男人、女人，他们心灵与心灵互相撞击，肉体与肉体互相接触。这些心灵和肉体都在呼唤着：我要！我要！劳伦斯的世界是渴求人性光芒普照的世界。

多少人间事，又怎一个“情”字了得。

劳伦斯小档案：

1985年： 生于英国一矿工之家。母亲当过教师，写过诗歌。母亲与矿工生活对其创作有很大影响。

1911年： 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白孔雀》（The White Peacock）。

（《白孔雀》的封面）

1912年： 结识曾在大学教过他的一位德国教授的太太佛丽达•威克利，与她私奔，游走欧洲各地。二人亲密但动荡的关系成为贯穿劳伦斯作品的基调。

1913年： 出版代表作《儿子与情人》（Sons and Lovers）。这部自传式小说描绘了作者作为一个矿工的儿子的童年与少年时代。

（《儿子与情人》的封面）

1914年： 回到英国，与佛丽达结婚。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普鲁士军官及其他》。

1915年： 长篇小说《彩虹》（The Rainbow）因被指控为色情作品而遭查禁没收，版本全部销毁。

(《彩虹》的封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旅行于世界各地。1912年出版《彩虹》的续篇《恋爱中的女人》（Women in Love），与其妻的恋爱故事在当中多有描述。

（电影《恋爱中的女人》的剧照。因为劳伦斯的作品颇具自传色彩，所以电影中的男主角也是一副作家本人的模样。）

1922年至1925年： 多旅居于美国的新墨西哥及墨西哥，有意在此地建立艺术家的乌托邦。写了不少有关墨西哥的作品，如长篇小说《羽蛇》。

（劳伦斯与佛丽达在新墨西哥）

1925年秋： 返回欧洲，健康逐渐恶化。晚年主要从事绘画以及创作最后一部也是影响最大的小说《查特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该书很快被查禁。“洁本”于1928年开始出版，未删节本一直到1959年才得以在纽约问世。

（《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无疑是劳伦斯最具影响的作品。插图多种多样。这是一些风格截然不同的封面，有的古典，有的典雅，有的现代，有的放荡。可见插图画家对小说本身也有不同的解读。）


（劳伦斯的作品在西方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漫画家拿其作题材，可谓信手拈来。）

1930年： 因肺结核病故于意大利的威尼斯，享年不足4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