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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晓阳 | 大哥洗头吗——并不久远的回忆
(2023-05-16 11:56:06)
下一个
1997年,我时隔10年第一次回国,在北京住了4个月。强烈的感受是,社会上最有活力的阶层,是从事民营经济的群体,无论企业家还是做小买卖的,都生气勃勃。到处是小商小贩,生活变得方便多了,要想吃个便饭,出家门10步之外就有烤鸭店、粤菜、东北菜、小笼包子铺、吃面条的、喝粥的。正缓步踌躇之际,忽然过来个人,低声问:“要发票吗?”搞得我大惑不解。后来才知道是卖假发票的,供您需要时充数报销。有许多街道,一溜儿过去全是发廊和洗脚店,每个店门口都坐着一个年轻姑娘,我从没见过这景象,不免好奇地朝里张望,窄小的店内都挤着一群姑娘,都对你笑。门口的姑娘则喊:“大哥,洗头吗?”“大哥,洗脚吗?”这可把我给弄毛了——难道我的头发这么脏吗?难道北京的风俗变了,现在时兴大白天儿的到店里去洗脚?到了王府井,看到一家我熟悉的国营理发馆,叫美白。我一想,干脆把我这一头长发剃掉算了!走上高台阶,进了门,里面昏昏暗暗、冷冷清清,装修很落伍,一个顾客也没有,与个体户发廊的兴旺景象大不相同。我带着与生俱来的对国营商业的无条件信任,一屁股坐在理发椅上。“怎么理?”“推平头。”“全剃了吗?”“全剃。多少钱?”“十五。”十五元是最低价。理发师一共就两位,一男一女,都是中年人。给我理发的是男师傅。女理发师闲着没事干,听到我们俩的对话,羡慕地对男理发师说:“十五,就推个平头,你这活儿不错啊!……”我猜,他们的收入一定也和效绩挂上了钩,没有顾客,收入也上不去。这个“美白”,1966年夏天破四旧时,我有一天晚上路过,只见高台阶上挤满了人,都堵在门口,向里看热闹。我是小孩,钻来钻去,也到了门前,里面顾客只有一个女人,留着一头烫发,长得挺漂亮,可面色惨白,神情严肃。几个红卫兵和理发师站在她旁边指指点点,不知在说什么。群众议论纷纷:“野鸡头!野鸡头!”“红卫兵给抓进来的。”“肯定得剃了,现在禁止烫发。”“剃秃子!”女顾客拿起一张报纸假装看,挡住了脸。我看了一会就离开了,不知道后来的结局。我以前从未在美白理过发,因为它属于比较高级的理发店,价格贵。到我在这里15块钱推一个平头时,它已经没落了,成了当时国营服务业的一个缩影。当然,即便我剃了平头,走过街边发廊时,仍会被问“大哥洗头吗?”“大哥洗脚吗?”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洗头洗脚,是大有深意的一件事,并不像这个词表面的意思那么简单。发廊虽陋,它的内部却有山有水有河流。孔子曰:何陋之有?这个庞大的民营经济从业者群体,十年前在我出国时还没有形成。八十年代初,我们胡同里出现了第一个个体户,叫小黄。当时旅客乘火车,如果有大件行李要托运,是个大麻烦,必须提前到北京站“行李托运处”去办理繁杂的手续,排大长队。小黄可能跟北京站有点儿关系,办起了一个行李托运的代办点,在一切都是国营一手包办的体制中,这是以前没有过的事情,但确实能分流那唯一一个行李托运处的巨大压力。他又打通了“街道”上的关系,允许他使用(或租赁)我们胡同在地震期间盖的一间小房。于是,一个个体户诞生了。生意出奇地好。因为需求太大了。人们在这里不用排大队,手续也简便,小黄还帮助客人打箱子、捆草绳、搬运……有求必应。他不是我们胡同的老住户,我不认识,我妈妈爱说话,出来进去老碰到,跟他挺熟。据说,他是刑满释放人员,刚从监狱或劳教场所放出来,好像是刑事方面的轻罪。这样的人,以前是社会最底层,到处受歧视,很难找到出路。有一天中午我出门,看见他坐在小房子外,带着3个小伙子吃饭,都光着大膀子,饭菜放在一只大木箱上,有两个炒菜、粉肠、馒头,一人一瓶啤酒。旁边堆放着乱七八糟的行李和杂物。那景象很扎眼,从未见过却又似曾相识,十足的人间烟火气,给我印象颇深。我发现,街道上的大妈们对他格外热络,甚至有点儿巴结。这是反常的,在过去不可想象,因为那一辈的北京大妈比现在的还厉害,负有部分专政职能,本应是对小黄这类人实行监督和管制的。为什么大妈们转变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的待业青年,即中学毕业生普遍失业。“大妈”一般都出自普通家庭,社会资源稀少,找不到给子女安排工作的门路,非常焦虑,家庭生活很困难。小黄扎下营寨后,居然能解决就业难题,那几个给他打工、一起吃粉肠喝啤酒的小伙子,就是大妈们的儿子。另外,他有钱。小黄的身份因此而陡然改变,从“反派”成了正角。大妈们的阶级觉悟,是根据自身利益可有可无的。上头对她们实施专政的行为予以激励时,她们的觉悟就高;现在专政对象能给她们带来实惠,觉悟就不要了。1997年我回来时,宽敞笔直的胡同已面目全非,胡同两边的墙外,都盖起了小房子,中间只留出一条狭窄的通道。这些房子都是“街道”上盖了对外出租的。小黄租下了其中的好几间。经过十几年的奋斗,他有了两房太太,都住在这里,都生了孩子。托运的生意早就不做了,后来做的是什么,我不了解。一个邻居跟我说,他估计小黄有个两三百万存款。没有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的人,不知道在那种经济中生活有多苦。农村就不说了,牛马不如。即使是在北京这个大城市、首善之都,商品之匮乏、生活之不便,也是三天三夜说不完。洗澡要排大队、理发要排大队、买西红柿要排大队、在餐馆吃饭不但必须拼桌也还要排队……毛老人家很清楚这些情况,他说过“头发卡子少了,肥皂也没有”。连这种基本生活用品尚且如此,其他可想而知。我印象极深的一件事是,刚上大学时,在一份内刊形式的资料中读到,一个西德人访问北京上海等地,得知城市居民住房稀缺,一家几代人挤住在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里的情况相当普遍,他感到很不理解。他说:要是在西德,那房地产开发商们会高兴坏了,他们会马上建起一幢又一幢公寓楼投放到市场上,住房困难的问题将迎刃而解。西德人的话我们现在一听就明白,因为这已是我们眼中看到的现实。但在八十年代初,却是我闻所未闻的说法,感觉特别新奇。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中国根本就没有“市场”,我从生下来就不知市场经济为何物。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困难重重。“傻子瓜子”因为雇人给他炒瓜子,就能抓起来判刑,是邓公几次说了话才最终得到承认。那时的观念是私人雇工就是剥削,所以犯法(也不知犯的哪条法),要判罪(罪名另立,如投机倒把)。后来,慢慢地,开了条缝儿,允许雇工了,但又规定不得超过6人,雇6人以上仍算剥削。为什么是6人而不是5人或8人呢?据说是理论家们查阅典籍找到了一个根据:恩格斯雇的是6个工人。理论家们真辛苦啊,他们老板交给的差事实在是难!就像老人家生前常爱说的:“曹营的事不好办哪!”(“傻子瓜子”创办人年广九。2023.1去世,享年84)就这么挤呀挤呀,“千里之堤,溃于一穴”,只要挤出一条缝,巨大的能量就堵不住了。我们需要数量充足的头发卡子和肥皂。我们需要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澡堂子。我们需要5块或15块钱推个平头,也需要一两千块钱又剪又烫来个时尚发型,如果有人要去洗头洗脚,那就让他去吧,市场经济就是这样:有买的就有卖的。我们不仅要吃生西红柿,还要吃西红柿炒鸡蛋、西红柿炖牛腩、要做番茄酱、喝奶油番茄汤,而且不用排大队……这种种需求,靠定计划是猜不出来的,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够满足。到了今天,谁不让我们过好日子,谁再想用“计划”给我们画饼充饥描绘美好蓝图口惠而实不至,一定会失败。我个人的感觉是:〇几年的中国比八几年不仅经济繁荣得多得多,各方面的管制也松了许多。我写的小说稿里有一些性描写,我带着八十年代的脑筋以为很难出版,结果回到北京在书摊上一看,那些封面花里胡哨的出版物,根本就是情色文学,没有人管。我还在网上读过一部写男同的小说,那里面除了一次接一次的性爱不写别的。报纸杂志多如牛毛,说什么的都有。我去上海的一家咖啡馆,看到报架上放着海峡那边的《联合报》《时报》等好几种大报,吓我一跳,以为反攻大陆了。人人眼睛贼亮,都憋着要发大财,因为他们看到了机会。正是在那些年,污蔑丑化天下一把手和村干部的“荤段子”风行神州大地,哪个饭局上若是不说上它几段,酒就喝不痛快,气氛就起不来。那些段子,要多恶毒有多恶毒,要多好笑有多好笑,要多黄有多黄。二〇〇几年以后,我住在朝阳区。我们小区的旁边有一个村子,村子里很热闹,村民都盖了房、盖了楼,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村中大路两边都是小饭馆、小商店和小型超市,人员杂乱,红红火火。村口外的十字路口上,都是摆摊做小买卖的,有卖针头线脑的、卖服装的、卖烤红薯的、卖煎饼的。小区大门距村口挺远,行人来往,安静而有人气。2017年初冬的一天,我开车出门,忽然感觉怪怪的,有哪里不对。人呢?怎么没人了?路上静悄悄的,不见人影。往村口方向看,一片死寂。人多的时候嫌乱,没有人了倒觉得不适应了。我心想:要说都回老家过年去了,也太早了点吧?后来才弄明白,原来是本市在驱赶低〇人口,仅仅几个月,据说有300万人被迫离开了北京。我们那个村子,再也没恢复到当初的乱哄哄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样子。附近的几个村子则夷为平地。在微信群里看到有的人说“本来就应该嘛,外地人太多了,太乱”。我特别生气。你是清净了,可多少人的饭碗却砸了!小商小贩没了,人们的生活也不如以前方便了。这是最简单的事实。还有更重要的关于个人权利方面的问题,写出来文章就发不出来了,不写诸君也都明白。建立起一个东西很难很难,破坏一个东西那太容易了。这就像,创业者要经历千辛万苦才能开辟出一个局面,败家子一夜之间就能给它败光。我们一般人,不是经济学家,平常也不会注意那些繁难的统计数字,但仅从个人生活体验和耳闻目睹也会感到,近几年市场经济遭到了阻遏和伤害,至少,是不那么活跃了。这可是动摇根基的一件大事。“头发卡子少了,肥皂也没有”——这不是一个传说,照动摇根基的办法做下去,用不了多久它就会重现的。不信咱们打个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