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3月，《聚焦生存——漂泊在都市边缘的女孩》出版，在这本书中，赵铁林整理了十几个人的生存故事，其中绝大多数是坐台小姐。他也从此被媒体扣上了“专拍小姐的摄影师”的帽子。

“阿V的故事”成为了书中的重要一章，阿V从背后环抱男友的那张照片被放大成封面照片。16岁的阿V来自贵州，和男友小吴离家出走后来到海南。为了生计，小吴让阿V去做“生意”。赵铁林给他们拍照时，小吴的表情总是不自然。

阿V蹲在小卖部前，正为她手中的一百元假钞而发愁。

阿V有时生意好一些，请小伙子们到村子外面的小餐馆去吃炒菜，她雄纠纠气昂昂地走在前面，小伙子们跟在后面。

阿V和她心爱的小猫。

客人办完事后，余兴未尽，会给阿V讲一些为人之道

阿V期待着有一天小吴会带着她离开这里，不再过这样的日子。

阿V有个堂姐在歌舞团当舞蹈演员，和她长得很像，每当提起她出人头地的堂姐时，她都流露出自豪的样子并忍不住地跳起来。

赵铁林拍了十几年“小姐”，他称她们为“女孩子”。那些或蜷缩在阴暗潮湿的出租屋内，或站在当时为数不多的涉外酒店的门口，或在一个城市通常心照不宣的某个准红灯区昏暗的路灯下徘徊，把希望交给民工、盲流、老外和暴发户的女孩子们，顺着他的照片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多年以来，赵铁林前前后后拍摄了100多个“小姐”，进入深入拍摄的差不多有30多人，进入主题拍摄的也有10多人。

而这10多人，从年龄上、从她们成长的环境上、以及生活状态本身就是千差万别的，但她们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她们的生活在某一个环节上出了问题。

赵铁林认为，这群女孩之所以沦落在社会的边缘，包含三方面原因：第一个是教育的问题，比如说这些孩子大多数接受教育不充分。

另一个，她们的生活相对来说都比较贫困;她们流落到城市里面，都想赶快致富，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那么她们采取的手段是非正常的

小姐们基本上都来自农村。农村劳动力过剩，流入城里，吃不了苦，只能吃青春饭。因为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在判断力上欠缺，她们把当小姐这条路看作是原始积累，想做几年就出来。

这种想走捷径的心理像传染病一样，再加上回家穿金戴银，被人羡慕，然后就一个带二个，二个带三个的出来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今农村的道德崩坏，母亲也不管，反正是女孩子早晚要嫁出去。

“小姐”这个行业绝对是暴利，能达到500%的利润率，诱惑太大了，所以做几年就收手的，几乎没有。

赵铁林说，退出来她们能干什么?现在下岗的、失业的都照顾不过来。回农村?凭什么你们待在城里，她们就该回去种地?!小姐问题是一个综合治理的问题，不是说靠自己自觉退出，或公安部门年年严打那么一次。严打永远只是制标不制本。

在1950年的时候，国家说要杜绝娼妓，那真是杜绝了，采取的是什么措施呢，全部抓进去由女教导员教授，学会以后出来全部安排工作。罚钱，检查身体，坐牢，然后放出来。放出来以后还是没工作，又回到老路上去。现在全国都在探讨劳动力的走向，想解决太难。

现在对待小姐的问题首先应该把其当成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这是社会经济、社会结构到了一定程度才会出现的一个问题。恩格斯说过，卖淫嫖娼是维持一夫一妻的补充，而且是必要的补充。

她们所有的人在我接触过的都是有羞耻心的，只是在饥饿感面前羞耻心的地位就降低了。我和她们经济上是平等的，就是一个照相的，像走街串巷收破烂的一样。

给她们拍照是收钱的，20元、50元不等。我拍的时候她们就知道会登，我们是要签合同的。因为她们相信我不会像其他人一样扭曲她们。

她们认为只要如实报道，就可以。不是不介意报道，而是怎么报道。在她们当中，很大一部分人对生活是非常不成熟的，甚至可以说是天真。

在谈到“小姐”结局的时候，赵铁林说有一些被老板花17万包到北京来，在语言学校上学，后来移民到澳大利亚，有的开了店，有的结了婚，有的送孩子上了学。

大多数小姐通过原始积累，使生活上到了一个层次，她认为划得来。第一，我从一个穷乡僻壤看到了高楼大厦，我从一身破衣服穿到了好衣服，我能够和一些体面的男人在一块过生活，而

且我还能得一笔钱。有了钱我可以做生意，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