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硕先生诗书画金石治印，无所不长，并有强烈的特殊风格，自成体系。书法专工古篆，尤以石鼓文字成就为最高。郑太夷评昌硕先生的石鼓文说：

邓石如，大篆胜于小篆。何子贞，只作小篆，未见其作大篆。杨沂孙、吴大潋，皆作大篆。邓、何各有成就，杨、吴不逮也。缶道人，以篆刻名天下，于石鼓最精熟，其笔情理意，自成宗派，可谓独树一帜者矣。

有一天下午，我去看吴昌硕先生。正是他午睡初醒以后，精神甚好，就随便谈起诗和画来，谈论中，我的意见，颇和他的意趣相合，很高兴。第二天就特地写成一副集古诗句的篆书对联送给我，对联的上句是“天惊地怪见落笔”，下旬是“巷语街谈总入诗”。昌硕先生看古今人的诗文书画等等，往往不加评语。看晚辈的诗文书画等等，只说好，也往往不加评语，这是他平常的态度。

这副送给我的篆书对联，自然也是昌硕先生奖励后进的方法，但是这种的奖励方法，是他平时所不常用的。尤其所集的句子，真觉得有些受不起，也更觉得郑重而可宝贵。很小心的什袭珍藏，有十年多之久。抗战军兴，杭州沦陷，因未及随身带到后方而遭遗失，不识落于谁人之手，至为可念!回忆联中篆字，以“如锥划沙”之笔，“渴骥奔泉”之势，不论一竖一画，至今尚深深印于脑中而不磨灭。

昌硕先生对篆书方面的成就，可说是举世皆知，无须叙述。因此能运其所成就的篆书用笔，应用于绘画上面，苍茫古厚，不可一世。他自己也以为钟鼎篆隶之笔入画，是其所长，故在题画诗上常常提到这点。例如挽兰匄的诗中说：“ 画与篆法可合并，深思力索，一意唯孤行。”又如题画梅说：“ 山妻在傍忽赞叹，墨气脱手推碑同。蝌蚪老苔隶枝干，能识者谁斯与邕。”真不胜例举。

楷书方面，昌硕先生曾谈起“学钟太傅二十余年”。故他在八十高龄的时代，尚能写小正楷扇面。笔力精毅，一丝不苟，使吾辈年轻人望而生畏，足以知道他楷书的来路与功力的深至。行草书是用他篆书与楷书相参而成，如桔藤，如斗蛇，一气相联，不能遏止。极与昌硕先生的画风配合，用以题写绘画，尤为妙绝，成画面上的新风格。故他作画时，也以养气为先。他常说：作画时，须凭着一股气。原来昌硕先生对于诗书画治印等等，均以气势为主。故他论画诗上或题画诗上常常谈到气的方面。 兹摘例句如下：

《为诺上人画荷赋长句》：墨荷点破秋冥冥，苦铁画气不画形。

《沈公周书来索画梅》：梦痕诗人养浩气，道我笔气齐幽燕。

《得苔纸醉后画梅》：三年学画梅，颇具吃墨量。醉来气益粗，吐向苔纸上。浪贻观者笑，酒与花同酿。法拟草圣传，气夺天池放。

《勖仲熊》：我画非所长，而颇知画理，使笔撑槎蚜，饮墨吐畏垒，山是古时山，水是古时水，山水饶精神，画岂在貌似。读书最上乘，养气亦有以，气充可意造，学力久相依，荆关董巨流，其气乃不死。

昌硕先生的绘画，以气势为主，故在布局方面，与前海派的胡公寿、任伯年等完全不同。与石涛、八大、青藤，也完全异样。如画梅花、牡丹、玉兰等等，不论横幅直幅，往往从左下面向右面斜上，间也有从右下面向左面斜上，它的枝叶也作斜势，左右互相穿插交权，紧密而得对角倾斜之势。尤其喜欢画藤本植物，或从上左角而至下右角，或从上右角而至下左角，奔腾飞舞，真有蛇龙失其天矫之概。其题款多作长行，以增布局之气势。可谓独开大写花卉的新生面。

昌硕先生绘画的设色方面，也与布局相同，能打开古人的旧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欢喜用西洋红。西洋红是从海运开通后来中国的，在任伯年以前，没有人用这种红色来画中国画，用西洋红，可以说开始自昌硕先生。因为西洋红的色彩，深红而能古厚，一则可以补足脂胭不能古厚的缺点，二则用深红古厚的西洋红，足以配合昌硕先生古厚朴茂的绘画风格，昌硕先生早年所专研的，是金石治印方面，故成功较早，成就亦最高，以金石治印方面的质朴古厚的意趣，引用到绘画用色方面来，自然不落于清新平薄，更不落于粉脂俗艳，能用大红大绿复杂而有变化，是大写意花卉最善于用色的能手。 但是他常说：事父母色难，作画亦色难。他又常说：作画不可太着意色相之间。

自然，吾国的绘画，到了近代，每以墨色为主彩，墨色易古不易俗，彩色易俗不易古，故说：“事父母色难，作画亦色难。”又说：“作画不可太着意于颜色之间。”这全是昌硕先生深深体会到用色的艰苦，有所领会而说的。近时百石老先生，他的布局设色等等，也大体从昌硕先生方面来，而加以变化。从表面上看，是与昌硕先生不同，其底子，实从昌硕先生支分而出，明眼人，自然可以一望而知。自石先生自己在他的论画诗上，也说得十分清楚。兹录如下：

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白石先生自注：郑板桥有印文日：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

昌硕先生，不论诗文书画治印等等均以不蹈袭前人，独立成家以为主旨。他在刻印长古中有句说： 今人但侈慕古昔，古昔以上谁所宗。诗文书画有真意，贵能深造求其通。

又题画梅说：

画之所贵贵存我，若风遇箫鱼脱筌。

又题葡萄说：

吾本不善画，学画思换酒，学之四十年，愈老愈怪丑，莫书作葡萄，笔动蛟蚪走。或拟温日观，应之日否否，画当出己意，摹仿堕尘垢，即使能拟之，已落古人后，所以自涂抹，但逞笔如帚，世界隘大千，云梦吞八九。只愁风雨来，化龙逐天狗，亟亟卷付人，春醪酌大斗。

又白石先生自嘲诗下注说：

吴缶庐常与吾之友人语曰：“小技拾人者则易，创造者则难。欲自立成家，至少辛苦半世，拾者至多半年，可得皮毛也。”

但是有一次，我画成一幅山水之后，自己觉得还能满意，就拿去给昌硕先生看看，他看了之后，仍旧只是说好。然而当天晚上，却做了一首长古，第二天的早晨，就叫人带交给我，诗里的内容，全与平时不同，可说戒勉重于夸奖。因此可知道昌硕先生对学术过程，极重循序渐进，反对冒险速成。兹录其长古如下：

《读潘阿寿山水障子》

龙湫飞瀑雁岩云，石梁气脉通氤氲，久久气与木石斗，无挂碍处生阿寿。寿何状兮颀而长，年仅弱冠才斗量。若非农圃并学须争强，安得园菜果瓜助米粮。生铁窥太古，剑气毫毛吐，有若白猿公，竹竿教之舞。昨见画人画一山，铁船寒壑飞仙端，直欲武家林畔筑一关，荷篑沮溺相挤攀。相挤攀，麋不可，走入少室峰；蟾蜍太么麽，遇着吴刚刚是我。我诗所论疑荒唐，读者试问倪吴黄。只恐荆棘丛中行太远，一跌须防坠深谷，寿乎寿乎愁耳独。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欢喜国画，但每自以为天分不差，常常凭着不拘束的性情、趣味出发，横涂直抹，如野马奔驰，不受缰勒，对于古人的重工力严法则的主张特别轻视。这自然是一生的大缺点，昌硕先生知道我的缺点，即在这幅山水画上明确地指出我的缺点，就是长古中末段所说的：“只恐荆棘丛中太速，一跌须防坠深谷，寿乎寿乎愁尔独。”深深地为我绘画“行不由径”而作垦至的发愁与劝勉。

昌硕先生谢世以后，每与诸旧友，谈及近代诗书绘画治印等的派系与成就，一谈起就谈到昌硕先生。因此也常常引起昔年与昌硕先生过往的许多情况。抗战中流离湘赣滇蜀，笔砚荒废，每每对昌硕先生诗书画治印诸项，有他卓绝的特殊风格，而为左右一代风气的大宗师，时有所怀念，也因怀念而曾咏之以诗，兹录于下：

《忆吴缶庐先生》

月明每忆斫桂吴，大布衣朗数茎须。文章有力自折叠，情性弥古侔清癯，老山林外无魏晋，驱蛟龙走耕唐虞。即今人物纷眼底，独往之往谁与惧。

吾国近年画坛殊感寂寞，黄宾虹先生已归道山，齐白石先生因年高，也不能多作画，在谈谈吴昌硕先生过往情况下，吾将拭目有待于吾辈以后之可畏青年了。

（ 此文为1957年12月在杭州西泠印社举办的吴昌硕纪念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