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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四年我结婚当天,多想把手上捧着的香槟色花球抛给她,因为我认为她是最适当的人选,我想把这份喜气交到她手上,可是我不知道她在哪里。
婚后不久,我和朋友在君悦酒店茶叙,接到她打来的电话,“你在哪儿啊?我想把花球抛给你的……”我一连串说了一大堆,她只在电话那头轻轻地笑,“我在清迈,我有一套红宝石的首饰送给你。”那是我和她最后的对话。
一九八零年,她在洛杉矶,我在三藩市,她开车来看我,我们到Union Square逛百货公司,其实两人也并不真想买东西。临出店门,她要我等一下,原来她跑去买一瓶香水送给我。我们喝了杯饮料,她晚饭都不吃就赶着开车回去。那是我们第一次相约见面,大家都不太熟悉,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是我却被她交我这个朋友所付出的诚意深深地打动。
和她的交往不算深。她很神秘,如果她不想被打扰,你是联络不到她的。我们互相欣赏。对她欣赏的程度是—男朋友移情别恋如果对象是她,我决不介意。跟她见面的次数并不多,一九九零年到巴黎旅游,当时她住在巴黎,这段时间是我跟她相处最长的时段。因为身在巴黎,没有名气的包袱,我们都很自在地显出自己的真性情。我会约她到香榭丽舍大道喝路边咖啡,看往来的路人,享受巴黎的浪漫情怀。她也请我去法国餐厅La Tour d'Argent吃那里的招牌鸭子餐。
记得那晚我和她都精心地打扮,大家穿上白天shopping回来的新衣裳,我穿的是一件闪着亮光的黑色直身Emporio Armani吊带短裙,颈上戴着一串串Chanel珠链。她穿的那件及膝小礼服,虽然是一身黑,但服装款式和布料层次分明。下摆是蕾丝打褶裙,腰系黑缎带,特点是上身黑雪纺点缀着许多同色绣花小圆点,若隐若现的。
最让我惊讶的是,她信心十足地里面竟然什么都不穿,我则整晚都没敢朝她胸前正面直望。我们走进餐厅,还没坐定,就听到背后盘子刀叉当啷当啷跌落一地的声音。我想,这侍应一定为他的不小心而感到懊恼万分。她却忍不住窃笑,“你看,那小男生看到我们惊艳得碗盘都拿不稳了。”
邓丽君和林青霞在巴黎。沈云摄
有几次在餐厅吃饭,听到钢琴师演奏美妙的音乐,她会亲自送上一杯香槟酒,然后对他赞美几句。她对所有服务她的人都彬彬有礼,口袋里总是装满一两百法郎纸钞,随时作小费用。我看她给的次数太多,换一些五十的给她,她坚决不收。
有次在车上她拿出一盒卡带(那时候还没有盘片)放给我听,里面有她重新录唱的三首成名曲,原来那段时间她在英国学声乐,她很认真地跟我解释如何运用舌头、喉咙和丹田的唱法令歌声更圆润。对于没有音乐细胞的我,虽然听不懂也分辨不出和之前的歌有什么不同,但对她追求完美和精益求精的精神深感敬佩。
有一天到她家吃午饭,车子停在大厦的地下室停车场,那里空无一人,经过几个回廊,也冷冷清清。走出电梯进入那坐落于巴黎高尚住宅区的公寓,一进门,大厅中间一张圆木桌,地上彩色拼花大理石,天花好像有盏水晶灯。那天吃的是清淡的白色炒米粉,照顾她的是一名中国女佣。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在巴黎有个小公寓,她在巴黎这所公寓比我的梦想更加完美。可是我感受到的却是孤寂。
那些日子,我们说了些什么不太记得,只记得在巴黎消磨的快乐时光。
结束了愉快的巴黎之旅,我们一同回港,在机上我问她自己孤身在外,不感到寂寞吗?她说算命的说她命中注定要离乡别井,这样对她比较好。
飞机缓缓地降落香港,我们的神经线也渐渐地开始绷紧,她提议我们分开来下机,我让她先走。第二天全香港都以大篇幅的头条,报道她回港的消息。
二零一三年来临的前夕,我在南非度假,因为睡不着,打开窗帘,窗外满天星斗,拱照着蒙上一层层薄雾的橘色月亮,诗意盎然,我想起了她,嘴里轻哼着“月亮代表我的心”。
她突然的离去,我怅然若失,总觉得我们之间的情谊不该就这样结束了。
这些年她经常在我梦里出现,梦里的她和现实的她一样—谜一样的女人。奇妙的是,在梦里,世人都以为她去了天国,唯独我知道她还在人间。
作者:林青霞
我放下了戒备,褪去了武装,也和法国女人一样脱掉上衣戴着太阳眼镜躺在沙滩椅上迎接大自然,邓丽君围着我团团转,口中喃喃自语,“我绝对不会!我绝对不会这样做!我绝对……”声音从坚决肯定的口吻,慢慢变得越来越柔软。没多久,我食指勾着枣红色的比基尼上衣和她一起冲入大海中。她终于坚持不住地解放了。
我们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笑傲,在蔚蓝的海天间,坦然地面对人群。刹那间,我想起了纽约那个快乐的下午,我的灵魂从无形的枷锁里解放了!当时我想,她一定跟我有着相同的感觉。
邓丽君和林青霞摄于坎城海边。沈云摄
我和邓丽君不常见面,但是我们心灵的某个角落却是相通的,从十几岁开始我们就在闪光灯和众人的目光下成长,各自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尽心尽力地扮演着分配给我们的角色,能够做回自己的时刻却少之又少。
那个法国南部阳光海滩的下午,对我们来说是特别的珍贵。那个时候,我就是我,她就是她,我们都演回了自己。